1941年11月27日，正在美國華盛頓辦外交的宋子文通過各種消息，覺察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危險，於是給國內的宋美齡拍發急電，要其轉告身在香港的二姐趕緊撤離，電文曰：“太平洋局勢嚴重，一觸即發，請設法使二姊速離香港。感。文。”（張俊義《抗戰時期的宋子文與宋慶齡——宋子文檔案解讀之四》，載《百年潮》，2004年第12期。以下引文同）但宋慶齡似乎並未在意弟弟的警告，仍留住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8個小時後，日本軍隊發動了對香港的閃電進攻，香港麵臨一觸即潰的危局。遠在美國的宋子文掛念二姐宋慶齡的安危，於12月8日再給宋美齡拍發急電，要其設法搭救二姐：“港危。可黑夜派機設法使二姊出險否？盼複。庚。”最後的結局是，國民黨派出了飛機，宋藹齡一家與宋慶齡等人安然抵達重慶。驚魂甫定的宋慶齡很快給身在美國、一直掛念著自己安全的宋子文用英文寫了一封長信，詳述在港的曆險過程。全文如下：
重慶，1942年1月12日
親愛的子文：
盡管你及時提出警告，我還是遭遇了日本對九龍的閃電戰。但我們設法逃了出來，且毫發無傷，這對你一定是個不小的安慰……若不是靄齡姐（Sister E.）碰巧在香港，我還不會這麼快地脫險，她和羅莎蒙德（Rosamonde，是孔祥熙和宋靄齡的大女兒孔令儀的英文名字——譯者）還有蕙芳（Way Fong，即趙惠芳，宋靄齡的女管家——譯者）幾天前才剛剛來此看病和治牙。我們在機場從中午12點一直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的淩晨5點，才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逃脫。當時我們四周正在猛烈地交火，每分鍾都有被飛來的炮彈或炸彈炸死的可能，機場上六架被毀的飛機和兩個大彈坑隨時提醒著我們所麵臨的危險。所有人都勸我不要冒險，先躲藏在香港比較安全，然後再從香港坐小船到邊界也能逃脫。
九龍至港島間的輪渡服務停止了，隻有持特別軍事通行證的人才能上船，所以我一直等到8日晚上才設法趁燈火管製期間來到港島這邊，中央銀行的鍾秉鐸（P.N.Chung，孔係下屬，時為中央銀行廣州分行經理，廣州陷落後遷港辦公——譯者）幫了大忙，他是冒著生命危險在救我。7日晚上，我們聽到報告說，港府發布了總動員令。但是，由於來棲（Kurusu，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派去美國談判的特使——譯者）還在跟華盛頓談判，所有人都覺得在未來幾個月日本人肯定不會來襲，再早也要到中國農曆新年以後，所以我們上床睡覺時都很平靜。但是，第二天清早7點半，一波又一波的敵機就從緊靠我們的街區上空飛了過去，投下了致命的炸彈。這時防空炮開始發射，整個天空被黑煙籠罩，大片房屋起火燃燒，人們尖叫著、呼喊著。當我從窗戶望出去，我看到了九架日本飛機飛過我的房子，這些飛機顯然是剛向啟德機場投彈回來，因機場距我們的房子隻有5分鍾的路程。
不久，正對我們房子後麵的小山上就擠滿了逃難的難民，有窮人也有富人，他們穿著各色雜樣的衣服，甚至有些人隻穿了內衣褲，更有些人隻裹著毛毯和羊毛巾。這些人剛從他們著火的房子裏跑出來，四周圍到處都是人們可怕的尖叫聲和哭喊聲，這簡直讓我難以忍受……
我們到達這裏的那天上午，《大公報》發表了一篇言語中傷的社論來歡迎我們，指責我們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喂牛奶的洋犬，以及一批仆從。事實是當時飛機上共有23個人，你可以想象每個人能帶幾件行李。這篇社論雖然用詞巧妙，沒有點名，但指的就是我們。我想對社論作出回應，但別人勸我應保持尊嚴和沉默。與此同時，謠言傳得很廣，也很快。靄齡姐說，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現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這些謠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