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能帶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無價文章，更別說我的狗和衣服了。當我到這裏的時候，我發現我隻帶了幾件舊衣服，那還是女仆燈火管製時黑底裏為我隨手抓來的。對一個每天寫東西的人來說，我甚至連一支筆都沒有。我正用的這台打字機是屬於工合（CIC）的，我希望不久能讓人從仰光或加爾各答捎一台給我，因為沒有它，在周圍每個人都忙來忙去發揮作用的時候，我甚至連假裝忙碌都不行。
閃電戰第一天我在九龍經曆的緊張時刻，令我的精神極度緊張，頭一周我就像得了一場大病，頭發大把地脫落，我擔心很快我的頭就會禿了……
姐妹們對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個獨立性很強的人，靠她們生活我會感到羞恥。一旦我的工作人員到了，天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能到，我將繼續開始我原來的工作。
請向家裏所有人帶去我的愛，感謝他們所提供的信息。
愛你的宋慶齡
（南按：由張俊義按宋信英文翻譯。）
宋慶齡的這封信除真實地披露了香港淪陷的一些細節外，特別提到了正在香港的大姐宋靄齡和孔係的中央銀行廣州分行經理鍾秉鐸。當然也沒有忘記敘述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飛機洋狗事件”。對這一事件“出籠”的經過，張俊義通過對宋子文檔案及其他相關資料的研究，對一些細節做了如下披露。按張的說法，事情經過是：日本襲港時，重慶《大公報》社長胡政之身陷香港，總編輯王芸生找到陳布雷，托其設法救胡。陳布雷旋告王芸生：“蔣委員長已電告香港機構，讓胡先生盡速乘飛機出來。”得知消息，《大公報》派人到重慶珊瑚壩機場接機，機門打開，並無胡政之，卻見大批箱籠、幾條洋狗和老媽從飛機上下來，由身穿西服的孔二小姐接運而去。王芸生得報，甚為氣憤。恰巧這時國民黨在開五屆九中全會，於12月20日通過了一個《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治製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遂借題發揮，寫了一篇《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論，發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報》上。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場風波，重慶、昆明等地還發生了大規模學生上街遊行的事件。
王芸生寫這篇社論時大概沒有料到，“國母”孫夫人其時也在機上，而“飛機洋狗事件”攻擊的矛頭雖對準的是孔家，但卻令乘同機抵渝的宋慶齡感到尷尬與委屈。從信中看，宋慶齡曾一度想寫信回擊，後被人勸阻。對於親身遭遇香港曆險的宋慶齡來講，自己之所以能順利脫險，其中多少有大姐宋靄齡的功勞，而她們在香港機場從中午12點一直等到翌日淩晨5點的驚魂時刻，也非身臨其境者所能體會的。另有這一事件的專家結合宋慶齡的信加以研究，認為當時的孔二小姐並不在這架飛機上。當飛機停在珊瑚壩機場時，孔二小姐前往接機，人們誤認為這位半男不女的活閻王與其母同機從香港飛來。後事情被媒體揭露，便相繼產生了孔二小姐在香港機場阻止陳濟棠、胡政之的逸聞，一連串孔二小姐的惡行也就在民間流傳開來。有研究者認為，當時陳濟棠沒有在香港雲雲。
抗戰結束後，國共再度分野。宋慶齡再次站到了蔣介石政權的對立麵，與弟弟姐妹間的親情再度阻斷。這期間，宋子文的權力達到了政客生涯的頂峰——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國共內戰後期，宋子文成了中共方麵點名懲辦的戰犯，名次排在蔣介石和孔祥熙之後，名列第10位。1949年1月，宋子文辭去最後一項職務——廣東省主席，並拋棄了偏安一隅的蔣介石政權移居美國，靠戰時在中國搜刮的大量財富過起了寓公生活。宋慶齡則留在了中國大陸。政治分野最終使兄弟姐妹的骨肉親情分崩離析。
1971年4月24日晚，宋子文偕夫人在舊金山一位老朋友家裏聚餐，因一塊雞骨頭進入氣管而長時間不能拔出，導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時年77歲。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鬆曾給蔣介石夫婦發去了一份唁電，雲：“他（宋）報效祖國的光輝一生，特別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我們共同的偉大事業所做的貢獻，將永為美國朋友們銘記不忘。和你們一樣，我們感到他的逝世是一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