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先看看李鎮西觸犯班規後的“待遇”。
1999年4月12日，我回到了離開半個月之久的學校。
升旗儀式結束後，班長胡夏融遞給我一個紙包：“李老師，您走了以後，我按有關規定在班上搞了一次對您的評議，請同學們對您投了一次信任投票。這是結果。”
胡夏融所說的“有關規定”，是指《班規》第44條：“每月全班以無記名形式對班主任工作進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未獲半數，罰獨自掃教室一次；連續兩次未獲半數，由班委向校長寫投訴信。”
學生們是根據胡夏融提的四個問題對我進行評議的：（1）你是否給李老師投信任票？（2）你認為本學期以來，李老師的工作有什麼值得肯定的改進？（3）你認為李老師最應該保持的優點有哪些？（4）你認為現在李老師還存在哪些需要改正的缺點？
結果，全班59個學生中，有57個人投了信任票。
學生們認為我本學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改進有：“在多媒體教室上語文課”、“進一步減輕了語文學習的負擔”、“讓同學上台講語文課”、“進一步放手讓班委管理班級”等等。
學生們認為我最應該保持的優點有：“很民主”、“十分幽默”、“對同學平等，一視同仁”、“不輕易批評同學”、“語文課很有吸引力”、“不歧視差生”、“對同學很親切和藹、很少對同學發火”等等。
學生們給我提的意見和希望有：“不要讓我們和家長一起開家長會”、“不要經常出差”、“有時上課站姿不正”、“有時錯批評同學”、“有一次下課拖堂沒有受罰”、“不要點名批評同學”、“和我們一起玩的時候比以前少了”等等。
第一節正好是我的語文課，在上課之前，我用了幾分鍾的時間談同學們對我的評議。我首先感謝同學們對我的信任，特別感謝那兩位沒有給我投信任票的同學，因為他們提醒了我，我的工作還沒有讓所有同學滿意。然後，我就同學們給我提的意見誠懇表態：“我無條件接受同學們的批評，努力改正缺點，進一步改進工作！”
由於這堂課我就學生對我的評議多講了幾分鍾，所以教學時間就特別緊，以致下課鈴響起時，我還沒講完，於是我不得不拖了幾分鍾的堂。
剛一下課，劉星岑同學就走過來說：“李老師，你拖堂了！”
我一愣，正想表示歉意，但腦子裏突然轉了個彎，說道：“是的，我拖堂了。但是郭曉君同學沒有追究我。”
我這裏所說的“郭曉君”，是按《班規》分工專門負責監督我的一個女同學。當時，我是這樣想的：不錯，按《班規》上的規定，我拖堂是應該受罰；但是，追究我的應該是郭曉君而不是劉星岑。劉星岑的認真和勇敢無疑是值得讚賞的，如果我聽從了她的批評並接受懲罰，雖然也會讓同學們感動，但這隻能助長郭曉君的“玩忽職守”--以後，她很可能會更加掉以輕心：我對李老師的監督嚴格不嚴格關係不大，反正有同學們幫我監督李老師。而其他學生對我的監督往往是偶然的（比如今天的劉星岑）。這樣一來，造成了執“法”過程中的漏洞，而《班規》上所規定的對班主任的民主監督便極容易成為一紙空文！所以，我現在不想對劉星岑認錯並受罰，因為我想給以後的教育埋下伏筆。
劉星岑聽了我的話，好像馬上就去找郭曉君了，不知當時郭曉君的態度如何，反正我一直沒有受罰。
兩周以後的一次班會上，我和學生們定期對《班規》上的班務分工進行評議。學生們對工作負責、執“法”嚴明的同學提出了表揚，對不太負責的同學也提出了批評。但在被批評的人中沒有郭曉君。
於是，我發言了：“我認為，有一個玩忽職守的同學應該受到批評，她就是郭曉君！”
我談到了前次我拖堂的事：“我當時的確拖堂了，但郭曉君同學為什麼沒有按《班規》罰我呢？可能是因為她膽小，不敢懲罰我；可能是因為她粗心，沒有發現我犯這個錯誤；可能是因為她對李老師很信任，認為李老師嚴於律己因而不會犯錯誤；也可能是因為她工作不負責任，即使知道了我拖堂也懶得管；還可能是因為她想維護我的‘威信’而袒護我……不管是哪一種原因，我們都不應該原諒！所以，我正是想以我的‘不認錯’給她一個教訓，也給全班學生一個提醒：班主任是靠不住的；惟有民主監督，才是最可靠的！”
沒過多久，我上課又未按時下課。這次，郭曉君同學毫不客氣地走上來對我說：“李老師，你拖堂三分零十六秒！對不起，我將按《班規》罰你。”
李鎮西當然該罰！因為他違反了班規，班規麵前人人平等--班主任犯規，與學生同罰。
但是，有些班主任也不免擔心，這樣做會不會降低教師的威信呢？
當然不會！
前蘇聯著名教育家加裏寧曾經說過：“教師的世界觀，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對每一現象的態度，都這樣或那樣地影響著全體學生，所以一個教師必須時刻檢點自己，他應該感到，他的一舉一動都處在最嚴格的監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也沒有受著這樣嚴格的監督，孩子們的幾十雙眼睛都盯著他，須知天地間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孩子們的眼睛更加精細，更加敏捷。”
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