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充滿感情、充滿愛的事業，沒有感情的教育是蒼白無力的教育，單純的知識傳授，不能造就一代‘四有’新人”。
可見，在師生關係中，傾注摯愛深情多麼重要。非如此，人才的培養，質量的提高，便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不民主的師生關係，顛倒了學生主體的地位，直接危害著黨的教育事業。在這種關係下，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沒有了，學生的思考力、想象力被扼殺了，學生的競爭意識、創新意識逐漸被削減了。學生習慣了對老師言聽計從，有“吾愛吾師”之心，卻斷不敢存“吾愛真理”之意。長此以往，成了一個個“小綿羊”，高分低能，不會思維，沒有主見，甚至沒有人格尊嚴，成了“唯命是從”的懦夫。因此，我們在討論改善師生關係時，應從更高的高度——教育思想上做文章。
我們的教師真正成為民主的典範時，我們的教育才有可能走出新的天地。
師生關係漫談我這人比較隨和，為研究生們講了十幾年課，學生畢業後，除了自己直接帶的學生還叫我“老師”外，大多數學生再見麵，“老師”的稱號變成了“老陳”。也許由於經曆過當年對“師道尊嚴”的大批判，我雖不以為然，但也不那麼在意。不過，有時也問自己：難道如今的師生關係就應“平等”到這個地步嗎？
最近到台灣訪問了10天，遇到一些事情，叫我好感動。有一次，我們到《遠見》雜誌社訪問，傳播學院潘家慶教授陪同我們參觀編輯部時，從編輯部一個我們沒有注意的角落慌慌張張地跑出一位小姐，她來到潘教授跟前，一邊親熱地叫了聲“潘老師”，一邊深深地向他鞠了躬，並高興地同老師握手。潘教授見到自己的學生，當然也很高興，接著詢問起她的工作情況。後來我們問潘教授她是誰，她隻是記得教過她，叫不上名字。
另一次，我們參觀台北的故宮博院，彭教授想起她正在教的一個在職新聞寫作班裏有一位女學生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於是試著與她聯係，她立即趕到入口處與我們見麵。並按老師的請求，整整一上午，陪同我們從玉石館、珍玩多寶閣館到古字畫館，十分耐心地挑選最主要的展品給我們講述它們的特點和考古、工藝價值。快到中午了，彭教授為了抓緊時間，考慮到她熟悉情況，委托她先到故宮附設的飯店為我們訂一桌飯，我們則到入口處去取存的包。坐在飯桌前才知道這頓飯錢已經由她個人支付了。席間聊天，才知道她叫夏紅。飯後她建議我們參觀一下新建的故宮圖書館，耐心地為我們講解該館的情況，眼看下午的上班時間到了，她才匆匆趕回行政樓上班，一刻也未休息。夏紅的關照使我們倍感親切，我們以為她與彭教授很熟，其實他們就是很普通的師生關係。
剛回到北京，台灣東吳大學的楊開煌教授來訪，我與他談起所見台灣師生關係的感觸，他說，這種情況是很普通的。
我國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傳統說法，其中有不適當的和保守的意義。但是師生間相互尊重，則應是一種基本的人倫，這與現代的平等意識並不矛盾。特別在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當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圖利益而尋求情誼的師生關係，帶給人一種含有人文價值的溫暖，顯得更為珍貴。特別在一些人利用這類關係謀求不正當的金錢利益的時候，以情誼為基點的師生關係則體現著社會的文明。前年，北京的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2萬字的大通迅，講述了一群年過半百的老同學尋找小學老師的故事。那天的報紙被搶購一空，不少人打電話給報社，談到自己的感受時都哭了。顯然，人除了掙錢以外，還需要某種高尚的精神，需要情誼，整個社會精神也需要平衡。
寫這些，我想講給自己的學生，同時也反省著自己。這幾年工作太忙，對自己的老師有所忽略了。於是，連忙為那些年邁的老師們寫去了新春賀卡。新年這天，我接到老師們的電話，感受到他們的欣慰，一種人間的美好情懷油然而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老師，自己也可能成為他人的老師。師生關係會帶給每個人一份溫馨，珍惜這份情懷吧，人人需要精神慰籍。
莫以個人好惡待學生國慶節休假，與友人聊起目前的教育現狀及教師素質等話題，感慨頗多。一位友人講：他家正在上二年級的男孩兒，因新換了一位班主任，便撤換了小男孩兒的班長，也不再讓他擔任中隊委，小男孩兒情緒受到影響，成績滑坡，從班裏的前三名跌至倒數幾名行列。對此，家長十分憂慮。
調換班幹部，是班主任開展班級工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應該注意的是：為什麼調換班幹部？怎樣調換？對調換班幹部後出現的新情況采取了什麼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