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這條思路，毛澤東在其後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不斷地把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與中國的具體問題結合起來，嚐試改造中國的社會實踐。毛澤東參加過工讀互助團，組織過新民學會，創辦過《湘江評論》，最終，毛澤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毛澤東不像黨內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者，他敢於堅持他正確的文化選擇，他敢於在山溝裏出馬克恩主義，敢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敢於“洋為中用”。
毛澤東文化選擇的另一可貴之處在於，他決不菲薄中國文化中民主性的精華。毛澤東對儒墨智仁達的修身養性之術進行批判性改造就是一例。1939年4月29日，他在一次報告中講到：
“對國家進忠，對民族進孝，我們讚成，這是古代的封建道德。
我們要改造它、發揚它，就是要特別忠於大多數人民；孝於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孝於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義者”。這一思想發展到後來，就是毛澤東精辟概括的“古為今用。”
毛澤東的文化選擇，從整體上看、曆史地看，無疑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文化選擇的最高水平。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即林、魏的文化選擇代表近代中國人文化選擇的正題階段，胡適的文化選擇代表近代中國人文化選擇的反題階段，毛澤東的文化選擇代表著近代中國人文化選擇的合題階段，而隻有到合題階段，中國文化火中之風，才能夠衝出烈焰，躍上東方時空。
苦樂小書齋
14年前，一個輝煌的夢想實現了！我有了自己的小書齋。八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四圍書架。書架是自己設計定做的，從地板直抵天花板。望著一冊冊藏書，舒心極了！遠觀近看都是美，美如詩！等高平列，整齊的美，是格律體；錯落有致，參差的美，是長短句。獨處小書齋，眼前唯“智者”，冰雪聰明；相對有“佳人”，慧中秀外。誠如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所說，“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陶陶然自謂“葛天氏之民”不過如此。
書在不知不覺中增多，又購置了幾個書架。小書齋無閑地，隻好侵占“芳鄰”領域，做成了“飛地”。過不了多久，無論“本土”，還是“飛地”，均告架滿為患！於是，先讓筆記、手稿之類屈尊，挪了挪窩；接著是雜誌、音像資料等“非正宗”者流，也給請了出來。實在抱歉，安置不分先後，統統歸於床下。然而，以有限架對無限書，緩解不過片時，片時過後，故態依然。於是，效仿企業“挖潛”，架上一層當兩層使！裏一層外一層，重重疊疊，擁擠更兼雜亂，終使“智者”蒙塵，“佳人”淪落。齋主本人每找一書便是一次並非輕鬆的戰鬥！逼得寫作時盡量憑借記憶，少去翻書，卻又時常擔心記憶有誤，思來想去，還是老老實實查閱，免得鬧出“硬傷”。十步之內，但見委地皆書，搬上複搬下，自家隻有汗流浹背的份兒，始信寫作原是重體力活兒！檢討起來，也因自己生性荒疏，屢屢犯錯猶不長記性，於書亦然。偶讀餘光中《鬼雨》中的一段話：“不要的書永遠在肘邊，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秘失蹤，到你不要時又自動出現。”真見鬼！那份尷尬一般無二。
書不能不買！盡管書價偉岸，囊中羞澀。小書齋幾案羅列，枕席枕籍，早已是危機四伏，終於滿而溢，爆發了一場變革——不是革命，是改良。齋主不得不來一番清理書籍隊伍，把無用的書清理出去。清理工作甫一展開，即感阻力如堵。阻力來自自家心慈手軟！總覺得此書伴我度過幾十年，風雨南北，全著筋骨活過來不容易；彼書原是先人遺存，一旦棄之如敝屣，孝道上不免有損；還有一些書，平心而論多少也還有點價值，究非全無用處，說不定哪天還得參考……這樣一來，被清理的不過數十本。改良終難徹底啊！無可奈何，隻能讓部分舊書下崗，另行安置。看著新書昂然高位，心賞之餘又生出幾許“喜新厭舊”、“移情別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