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友鄞
聲言“橫掃清華圖書館”的錢鍾書，正埋頭讀書，天塌了都不知道。胡適到清華大學參觀，眼睛一亮：書的天頭地腳寫滿批注，筆記本布滿蠅頭小楷。胡適瞥一眼這個大學生，見他椅邊放根文明棍，便操起來欣賞。胡適說：“嗨，紳士氣派。”自我介紹，“在下胡適之。尊姓？”
錢鍾書不認識胡適，但久聞學界宗師大名，心中甚喜，拂開書，與胡適交談起來。臨走，胡適拍拍錢鍾書的肩膀說：“看來你們這一代比我們這一代強。我們這一代都是土派的，你們是洋派的。”以後，胡博士又專門請少年氣盛的錢鍾書吃過三次飯。
1948年，胡適邀錢鍾書遷台灣任教。錢鍾書略作沉吟，搖頭道：“我不能去。去了那裏，我沒書看了。”
胡適直到晚年，也沒有忘記錢老弟。他在台灣版的《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特別提到錢鍾書，說“錢鍾書是誰我不認識，但他的《宋詩選注》我看到了。序言和注都極有特色，非常之好。”遠在大陸的錢鍾書心裏明白，十分感激，常把這一句話指給知交看。
這是讀書人和讀書人的故事。
我去揚州，應邀為全國煤礦創作會議講學。新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作家陳建功，也是礦工出身，我們一見如故，相知相親，嘮起讀書，建功笑道，他去汪曾祺家串門兒，汪老拿給他一篇先鋒派小說，道：建功，你讀讀，我看不懂。陳建功看了後，說：汪老，我也看不懂。汪曾祺說：你比我小二十多歲，你看不懂，我就放心了。陳建功道：汪老，你這麼大的學問還看不懂，我也放心了。
相視一笑，大家道出讀書的真心話。
一些人泊來幾簍名詞買空賣空，炒莫須有的“後現代派”，炒自己，自以為很新潮。有一個老故事：京城召集許多畫師，命題作畫“深山藏古寺”，眾藝匠潑墨渲染山勢如何險峻、磅礴巍峨、氣勢恢宏，卻有一幅畫，隻淺淺淡淡地勾勒出一抹山腳，兩個青皮小和尚在山麓水溝畔，仄斜大桶舀水，獨此畫被選中。所謂“一石則泰華千尋，半勺亦江湖萬裏”。文化底蘊極其豐厚的中華民族，其實很“懂”，早八百年便“新潮”了。
又想起最近讀書界一樁鬧得沸沸揚揚的公案。有人編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挑選九位二十世紀小說大師：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鬱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編者擯棄了茅盾等。著名學者錢穀融先生認為，為作家排名次是罕見的，這在中國一般是盡量避免的。誰來排，按什麼標準排，都是問題，《文庫》的編者未嚐不知道這樣做會引起種種議論。其實，古往今來，最權威的批評家隻有兩位：時間和人民。現在這麼排座次，總有別的動機。
讀書的人似乎越為越少，讀書界卻越來越“熱鬧”。一些出書的，“說”書的，以為豎起招兵旗，就有吃糧人。當代文學遭小民百姓甚至“書癡”們疏遠，蓋因文壇上威風凜凜的假大王們嚇人。但有真功夫真學問的人，是不會被懵住的，反而認為，他們不地道。
如今，讀書人的日子不寬裕，被昂貴的書價搞得鬧心。寫書的，搞純文學創作的，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喧囂浮躁的社會，與清貧、孤獨、不識時務幾乎等同，但我以為，物質豐富，生活節奏匆忙，工業標準化，很可能扼製、淹沒人的想象力。
生活的貧困和艱辛，反而會刺激人的幻想，激發人的探索、追求，甚至冒險精神。毋庸置疑，能讀、能寫出高層次的文學精品的人，是精神的大腕、貴族和富翁。他們是當代民族文化的傲骨和脊梁。
（薦自《羊城晚報》）
讀書與作文
讀書、寫文章都與心情關係密切，不同心情下，願讀的書不同，寫出文章也各相異。當然，這裏說的書是指閑書，而非外語課本或者政治經濟學；文章是指隨筆一類的性情文字。而非年底工作總結或者“公司人”常掛在嘴邊的“可行性分析報告”。
記不清哪位做大學問的，好像是毛主席，曾經勸別人：情緒低落時，讀讀宋詞。這話乍聽突兀，回味起來有意思。宋詞裏，金戈鐵馬、鼓舞鬥誌者並不多見，到底還是風花雪月、“格調不高”者居多。那麼，心情本就惡劣，讀了豈不雪上加霜？可是文人怪，越愁苦，就越想愁苦，苦不徹底不罷休，不能自拔才算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