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吸煙隱蔽，不容易被發現。我們采取“望、聞、問、查”的辦法來發現吸煙的學生。望，就是觀察，看牙齒看手指是否有色，熏黃了的可能吸煙；看衣服，經常燒有小洞的可能吸煙；聞，聞煙味，在學生住室和一些隱秘的角落，吸了煙可以聞出來。學生剛剛吸了煙，也帶有煙味，容易發覺；問，經常問一問學生，問一問家長，學生有無買煙的行動，在經濟上花錢方麵有無反常舉動；查，進一步檢查證實。查實學生吸煙，有了第一手資料，工作起來有說服力，有針對性，根據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理。
吸煙的滋味曾經自認沒有吸煙的“天分”，那是在年輕的時候。
那時，我在《人民日報》上夜班。前半夜還好，每到午夜過後往往身不由己困乏頻襲。同事們見此情形時常關切地遞來一支香煙：“吸一支吧，解困的良藥。”我通常不信，偶爾接過一支，常常是沒吸兩口就眼睛嗆得流淚頭腦更加昏昏，於是解嘲說：“看來我是天生沒有吸煙的天分與福分。”同事搖頭，我也隻好懊惱地掐掉那剛點燃的香煙。
一陣文革的風雨，我被發配到內蒙古的邊陲小鎮陝壩。兩年後調入《巴彥淖爾報》編副刊。不久，一批批知識青年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來到這裏“改天換地”。
初來時大多慷慨激昂決心“紮根革命”，久了，落寞中不免紛紛尋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給報社投稿。因為按兵團常規，誰見報率高，誰就有可能升學、提幹。既然目標皇皇，來投稿者幾乎如朝聖一般。那時民風尚淳，知青們幾年收入，大抵靠家裏接濟，十七、八歲的孩子省吃儉用掏盡腰包買一包香煙也算朝拜編輯們過得去的進見禮。往往他們進門就掏煙遞煙。我說不會吸，他們始而不信，繼爾就眼巴巴望著我，遞煙的手始終不肯縮回。似乎我吸了那煙他的稿子就有望刊出，他的皇皇目標也就接近一步。出於同情與憐惜，我開始接受他們的煙。久了，與妻說起此事，她也深表同情，於是或我或她總要替我買包香煙放在辦公室的抽屜裏，以便同這些來投稿的知青們有往有還，這樣，一可安慰他們惶惑的心，二可免沾孩子們的便宜。可即使如此，我還是並無煙癖，倒不是潔身自好，實在是無此“天分”。
80年代初葉，隨著國運昌隆，我和妻也就舉家遷京。
不想，一年以後，妻攜兒女去美探親時竟定居那裏。此後，每每黃昏，看著滿街人流急切回家的身影，我則淒淒惶惶不知身歸何處。我怕回家，於是騎上那輛自行車躑躅街頭。累了，又想回家。回家做什麼？吸煙。似乎這煙能噴出種種無奈，似乎這煙能帶來所有期冀的溫馨，我成了一個地道的煙民。
於是臉上發黯，於是患了胃炎、食道炎、慢性咽炎，於是帶著滿身濃烈的煙味……去年暑期，妻帶著已經成人的兒女回京省親，兒子見我吸煙往往沉默著、陰沉著臉；女兒見我吸煙就半撒嬌半規勸地邊喊“好臭”邊猛勁扇手；妻則皺皺眉頭輕輕說：“戒了吧，為了我們……”我不願向他們說出這吸煙的經曆，我陷入吸煙的尷尬，我想戒煙。
吸煙故事在農村插隊時，學會了抽煙，那時的老鄉，口袋空空，手裏隻有煙袋鍋子，見麵就讓煙，還說：“哪有後生家不抽煙的？”為了不讓人說自己是個“娃娃”，便學著抽煙，逐漸就會了，有時沒煙了，就到老鄉家隨手抓一把煙葉。
但回北京探親時，那是不能抽的，因為家裏人會說你沒學好。
後來進工廠當了工人，已有些煙癮了，尤其是上夜班，不抽煙是釘不住的。那時鬧過一陣地震，晚上，夥伴們在地震棚橫七豎八地躺了一片，我甩出兩包“隱藏”多日的好煙，贏得了一陣歡呼。當時的人們，心中有些隱隱的惆悵，伴著飄散的煙霧，竟勾出一些深沉的話題。
回北京上了大學，又來到母親身邊，許多事情又讓母親管起來，“你能不能把煙戒了？”這句話在我耳邊不知念叨了多少遍，我口中連連稱是，但頗有一副“兒大不由娘”的樣子，雖抽的不多，口袋裏的煙卻從未斷過。
好不容易操持出自己的家。起初夫人很隨和，隻要能跟她聊天，並不管我抽煙，頂多把窗戶開個縫，接著聊起來。兒子出世就不一樣了，人家掌握了“被動吸煙”理論，常常給我上課，當然我也挺自覺，在家裏收斂了許多。有了兩居室，自認為有一間屋於是自己的，抽煙便有些無所顧忌，於是引來了夫人的“不滿”，待到兒子學會了說話，又多了一個幫腔兒的。我終於悟出：抽煙是一件自己得意、那人討嫌的事。
但這種得意卻付出了代價。由於長期伏案工作，頸椎有了毛病，加上抽煙，常常頭暈，厲害的時候，感到原來頭腦裏的信息都變成了煙霧，這可壞了，尚未老年，倒先“呆癡”了。於是，一邊治病，一邊“戒煙”，居然有些好轉。近來，吸煙人多了一個話題：北京要限製吸煙了。我想：抽了這麼多年煙，這個說，那個管，都是我行我素，到意識到吸煙有害，一時半會兒又戒不了，現在，先靠法律限製，少抽些煙吧，人到中年，保命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