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自己又覺得，我這種精神狀態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行的退休製度，教授年齡是六十歲到七十歲。可是，就我個人而論，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在八十歲以後。開了幾十年的會，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運動，做過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檢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對別人進行批判，最後又經曆了“十年浩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兒對我垂青，製止了我實行自己年齡計劃的話，在我八十歲以前（這也算是高壽了）就“遽歸道山”，我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癢、災梨禍棗的所謂著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恐怕就要“另案處理”了。
在從八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十年內，在我衝刺開始以後，頗有一些值得紀念的甜蜜的回憶。在撰寫我一生最長的一部長達八十萬字的著作《糖史》的過程中，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出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然而，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視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於衷。我心中想到的隻是大圖書館中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裏聞到的隻有那裏的書香。
《糖史》寫作完成以後，我又把陣地從大圖書館移到家中來。運籌於鬥室之中，決戰於幾張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對象變成了吐火羅文A方言的《彌勒會見記劇本》。這也不是一顆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資料，而且多是國外的資料。沒有辦法，隻有時不時地向海外求援。現在雖然號稱為信息時代，可是我要的信息多是刁鑽古怪的東西，一時難以搜尋，我隻有耐著性子恭候。舞筆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體會到，當一篇文章正在進行寫作時，忽然斷了電，你心中真如火燒油澆，然而卻毫無辦法，隻盼喜從天降了，隻能聽天由命了。此時燕園旖旎的風光，對於我似有似無，心裏想到的、切盼的隻有海外的來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彌勒會見記劇本》英譯本終於在德國出版了。
兩部著作完了以後，我平生大願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驀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這樣的歲數，古今中外的讀書人能達到的隻有極少數。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豈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來休息片刻，以利再戰。這時就想到，我還有一個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灣。我的家怎樣呢？直白地說，我的家就我一個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這樣一來，我應該感覺很孤獨了吧。然而並不。我的家庭“成員”實際上並不止我一個“人”。我還有四隻極為活潑可愛的、一轉眼就偷吃東西的、從我家鄉山東臨清帶來的白色波斯貓，眼睛一黃一藍。它們一點禮節都沒有，一點規矩都不懂，時不時地爬上我的脖子，為所欲為，大膽放肆。有一隻還專在我的褲腿上撒尿。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顧而樂之，讓貓們的自由主義惡性發展。
我的家庭“成員”還不止這樣多，我還養了兩隻“山大”小校友張衡送給我的烏龜。烏龜這玩意兒，現在名聲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卻是長壽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龜”字，唐代就有李龜年、陸龜蒙等等。龜們的智商大概低於貓們，它們絕不會從水中爬出來爬上我的肩頭。但是，龜們也自有龜之樂，當我向它喂食時，它們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們顯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絕不會同我爭辯，我何以知道龜之樂。
我的家庭“成員”還沒有到此為止，我還飼養了五隻大甲魚。甲魚，在一般老百姓嘴裏叫“王八”，是一個十分不光彩的名稱，人們諱言之。然而我卻堂而皇之地養在大瓷缸內，一視同仁，毫無歧視之心。是不是我神經出了毛病？用不著請醫生去檢查，我神經十分正常。我認為，甲魚同其他動物一樣有生存的權利。稱之為王八，是人類對它的誣蔑，是向它頭上潑髒水。可惜甲魚無知，不會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狀告人類，還要要求賠償名譽費若幹美元，而且要登報聲明。我個人覺得，人類在新世紀、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務是處理好與大自然的關係。恩格斯已經警告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一百多年來的曆史事實，日益證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確與準確。在新世紀中，人類首先必須改惡向善，改掉亂吃其他動物的惡習。人類必須遵守宋代大儒張載的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甲魚也看成是自己的夥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對象。這樣一來，人類庶幾能有美妙光輝的前途。至於對我自己，也許有人認為我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放誕不經。如果真正有的話，那就，那就——由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