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是山西省話劇院院長、黨總支書記。在40餘年的歲月裏，他全身心地把一切都獻給了人民的文藝事業。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和困難，他都堅持貫徹黨的文藝方針，為文藝事業的繁榮執著地追求，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奉獻，被人稱為文藝戰線的焦裕祿。
在彭一心中，有他自己信奉的一條真理：“黨的威信往往是從犧牲個人利益開始的！”幾十年來，他這樣想、這樣說，也這樣做。
1979年，在省話劇院擁擠的院落裏，終於蓋起了一幢房子。動遷戶主動提出，蓋一幢房子不容易，應讓彭一和那些從戰爭年代過來的老革命、老同誌先住新房。彭一卻動情地說：“咱話劇院終於有了自己的宿舍樓，還是應該讓動遷戶先住，我那舊房子還能住，就不搬了。”不久，話劇院又蓋起了一幢宿舍樓，彭一還是先人後己。當別人喜遷新居以後，他仍然全家8口，四世同堂，擠在一套三居室的舊房子裏。院裏其他同誌因大兒大女造成住房困難的，他都想辦法進行調劑，唯獨他自己家裏的困難，從來不提。
1989年，彭一的大女兒彭紅大專畢業，因找不到工作，隻好在外單位幹臨時工。話劇院的第三產業安排了本院十幾名子女，卻輪不上她。彭紅一氣之下，在家裏絕食了3天。彭一感到虧待了女兒，晚上獨自坐在辦公室裏，不由想起了女兒小時候的一件事。
有一次劇院去南宮演出，女兒搭了演員乘坐的車，被他狠狠地訓了一頓：“這車是讓演員坐的，你可以步行走回來。”女兒委屈地哭了，抹著眼淚說：“爸公，我一個人走夜路害怕……”
想到這裏，聯想起女兒的工作，彭一鼻子一酸，眼淚不由地掉了下來，對著窗外的星空，說：“孩子，爸爸對不起你，可爸爸是共產黨員，你能理解爸爸嗎……”
後來，彭紅終於慢慢地理解了父親：“一個共產黨員的女兒，也應該做出犧牲。”在待業一年多以後，才找到了一個離家很遠的單位上班了。
彭一還對自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對工資以外應該得的錢分文不取。話劇院開辟電視劇業務以來，先後拍攝過幾十部電視劇，每一部都有彭一的心血和汗水，可彭一在一份份領款單上都是揮筆寫上“充公”兩個宇。幾年來他付出勞動應得的稿酬就有一萬多元，全部充了公。
彭一該裝腰包的錢不裝，但要他往外掏的時候，他倒很大方。自從國家開始發行國庫券，他每次認購額都是全院最高的，一報就是250元。回到家裏老伴半開玩笑地說：“你怎麼這麼傻，真像個二百五。”老彭聽後笑了，以後索性每次報了300元。此外，不論院裏院外，凡誰家遇到困難，他都主動解囊相助。
80年代，家用電器開始進入千家萬戶，話劇院已有65％的家庭都看上了彩電，用上了洗衣機、電冰箱，有些同誌還購買了錄相機，組合音響。然而在彭一的家裏，仍然擺著50年代的陳舊家具，唯一的現代化用品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小舅子送給彭一的勞動布工作眼，他一穿就是十幾年。一雙舊皮鞋，已經到處裂口了，他還蹬在腳上。
人們說：彭一是最普通卻又是最高尚的人，是最無情卻又最有情的人，是最貧窮卻又最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