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不是為個體的本能所製約，而是為社會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所決定。因此，人的自我實現(施展才能、創造產品)都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天賦才能的實現。人有不同的天賦才能，但這些才能發展的方向、創作的目標、創造的材料與方式以及創造產品的認可，這一切都是由社會決定的。總之，自我實現就是個體的天賦特點在社會需要影響下的才能的實現。例如，羅貫中、施耐庵文學才能的實現，李白、杜甫詩歌才能的實現，鄭板橋、齊白石繪畫才能的實現，聶耳、冼星海作曲才能的實現，袁偉民、郎平競技才能的實現，都係社會條件製約下人的天賦與才能的實現，而不表現為個人的本能的需要。
退一步說，即使是動物的本能，也還存在著先天的動機與後天獲得的動機之間的辯證統一。本能是由比較簡單的刺激所引起的複雜的行為模式。本能的一般模式並不都是先天的，不能認為本能可以在不依賴於學習經驗的條件下獨立地完善地存在。行為的許多本能模式的發展或緩慢呈現都需要一定的經曆過的事件。例如，某些鳴禽的獨特的歌唱依賴於小鳥表達的聲音的廣闊領域。其中某些聲音跟這種鳥類應該以怎樣的聲音歌唱的先天信息是相符合的。那種離群孤獨生活的鳥以及那些早期已變聾的鳥隻能發出亂七八糟的嘰嘰喳喳，而絕不能啼出任何悅耳的鳴囀。由此可見，把自我實現視為一種先天的創造需要是毫無根據的。
從以上三種有代表性的創造動機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獲得三點結論。
第一，創造的需要不是屬於生物學的範疇，而是屬於人類社會生活的範疇。
第二，創造的需要不是人類先天固有的“本能”，而是後天獲得的行為模式。
第三，創造的需要並不為單一的動力所製約，而是一些需要所構成的“合金”。例如，擁有發明專利權最多的愛迪生，在他創造需要的複雜結構中包含有多種動機——賺錢、愛好思索以及創造發明本身，後者亦成了他的最大的樂趣；又如，司馬遷宮刑後忍辱不死，努力完成他的《史記》的寫作，一方麵包含著補償自己尊嚴的需要，另一方麵則源於童年時代就形成的獻身於中國通史研究的創作需要。
關於人類需要的特點以及與個性之間的聯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進行專門的分析。在這裏我們隻強調一點，人的創造動機是在社會中形成的多種多樣的需要所構成的。它既包含低層次的對金錢的需要，也包含高層次的理想與獻身的需要，既有出自個人內部追求美的生理心理的需要，也有為了堅持真理而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利他的需要。總之，馬斯洛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需要”，在任何時間，在任何社會文化背景下，都不會使任何一個人自發地形成某種具體活動的創造需要。由於“自我實現”總要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實現，而社會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因而“自我實現”的社會因素就易為人們所忽視。實際上，任何幻想超脫社會利益的帶有生物本能性質的“自我實現”總是無法實現的。
說到人的創造才能的成分，這在當前還隻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論的問題。
在早期的智力測量中，英國心理學家斯皮爾曼提出智力的二因素說。他根據心理能力的各種測量，發現它們的相關係數(r)相當高，有不少情況r接近於1。他用因素分析法整理測驗結果，發現智力是由兩個因素所構成的：一個是一般因素，亦稱g因素。另一個是特殊因素，亦稱為s因素。在他看來，完成任何作業都由這兩種因素所決定。例如，一個算術的推理測驗的作業由g＋s1決定，而另一個言語測驗的作業是由g＋s2決定。兩套測驗的正相關是由於它們有共同的g，它們之間不完全相關這是由於每種作業包含不同的、無聯係的s因素。
如又有測驗3，由於測驗1和測驗2的相關係數大於它們和測驗3的相關係數，所以測驗1和2較多地滲透著g因素，而每個測驗中的不相關部分則代表該測驗的特殊能力，或稱特殊變量s。
斯皮爾曼的理論從一開始提出就受到抨擊。美國心理學家塞斯登(L、Thurstone)，概括了斯皮爾曼的方法和公式，將它們譯成矩陣代數，並采用自己發現的另外一套因素分析法，通過大規模的研究，對一組受試者運用了多至56種測驗。在整理這些測驗的資料時，他得出結論說，斯皮爾曼所設想的一個單一的“g”因素是錯誤的，進而提出人的智力的平行因素係統的理論。在他看來，能力或智力係由七種“主要因素”所構成。它們是：空間視覺(S)、知覺速度(P)、數的能力(N)、言語理解(V)、記憶(M)、言語流暢(W)和歸納推理(R)。塞斯登對每個“主要能力”都設計了單獨的測驗，稱為塞斯登主要能力測驗(PMA)，但測驗結果表明，這七個“主要能力”都依然存在著某種共同性和重疊性。例如，數的能力與言語流暢的相關為0、46，與言語理解的相關為0、38，與記憶的相關為0、18；言語理解與言語流暢的相關為0、51，與記憶的相關為0、39，與推理的相關為0、54。
以上測驗的結果，意味著可以從塞斯登的主要能力中找出一般因素。因此，近年來兩因素論又獲得新的進展。1965年，英國心理學家阜南根據矩陣相關，運用通常的因素分析與大量推理相結合，在修正斯皮爾曼的兩因素論的基礎上，提出能力的層次結構理論。參見圖3-1。
能力的層次論是對斯皮爾曼的獨創概念——“g”的當代最流行的說法。阜南認為，盡管分析能力跟斯皮爾曼以前的概念相比有點狹窄，但分析能力依然是很廣泛的，它可以跟“g”因素相等同。按照斯皮爾曼的研究，對“一般能力”的最佳的測量是通過抽象思維問題。因而他把“g”視為“對自己經驗的領悟、推斷關係以及推斷某些相關事物”的能力，即進行觀察和推斷原理方麵的能力。層次論的倡導者把“g”再現於今天的分析能力，這就使斯皮爾曼的抽象性措詞在矩陣測驗中獲得令人滿意的闡明。
當代，在西方心理學文獻和教科書中最迷人的一種“智慧結構形態”理論是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吉爾福特所創建，在巴黎舉行的國際“因素分析及其應用討論會”上首次提出的。
吉爾福特在研究人的創造能力時發現：塞斯登最初提出的記憶因素不是一個簡單類別，記憶一方麵涉及心理過程或機能，另一方麵也要涉及操作對象的內容或符號，言語記憶、數字記憶、空間記憶均應各有不同的特點。
吉爾福特在研究智慧的構造時，不是首先分析智慧本身，而是運用因素分析法，先從各種現有的智力測驗中分析出各種可能的因素，再用相差法測量各因素間的獨立性。然後再用“形態組合法”創建出由三維空間組成的“吉爾福特智慧結構模型圖”。形態組合法係由美國的德籍天文物理學家齊維基所發明，它是一種結構的合成與重新組合的方法。吉爾福特用此法從所有的智力測驗中搜集一切附屬要素，然後將所有的基本要素分成三個變項——智力操作、材料以及產品。這三個變項又區分出各種附屬元素並使之排列組合，這就構成了舉世聞名的吉爾福特的智慧結構模型。
吉爾福特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將智力操作細分為認知力、記憶力、求異思維能力、求同思維能力以及評價力。
所謂認知力，根據1971年吉爾福特給它所下的定義——“覺知，立即發現、重新發現，或者識別各式各樣形象的信息，領會或理解。”認知力是全部智力操作中最基本的因素，它本身是異常廣泛的。它的水平有各種層次，最低層次的認知是醒覺，其最高層次是領會或理解。富於創造性的人才，對己、對他人、對其他事物均有敏銳的洞察力，他們對於客觀現實中的各種現象極為敏感。
所謂記憶力，根據1967年吉爾福特給它所下的定義——“將所要儲存的信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以備某種程度的選用。所保存的信息可以對學習時所覺察到的同樣線索加以反應。”一般說來，記憶總不可能是“原封不動地保存”。因此，吉爾福特認為記憶力對創造性思維缺乏直接貢獻的結論，我們不敢苟同。記憶力與創造才能的相關，有待進一步研究。
所謂求異思維能力，根據1967年吉爾福特給它所下的定義——“從所給的信息中產生信息，其關鍵之處是在同一來源中產生各式各樣的數目繁多的輸出，也很可能會產生轉移作用。”例如，“水有何種用途?”我們曾對上海市某一區重點小學一年級學生進行過創造性測驗，不少學生僅能回答出一二個答案，其最佳者能回答出17種用途。這個對比性的創造性測驗，是用來作為區分超常兒童心理特點的一種手段，值得進一步研究。一位具有優異繪畫才能的超常兒童是這樣回答的：
1、水可以洗衣服，洗東西。
2、水可以喝。
3、水可以洗手、洗臉、洗東西。
4、水可以澆花、澆果樹、用來灌溉。
5、水可以燒飯。
6、水可以用來畫圖畫。
7、水可以用來調顏色。
8、水可以用來做膠水、做墨水、做漿糊。
9、水可以用來刷牙。
10、水可以用來擦桌子、擦櫥、擦黑板、擦窗。
11、水可以用來養魚蝦。
12、水可以用來做甘油。
13、水可以用來打針作注射用。
14、水可以用來降溫。
15、水可以用來做棒冰、雪糕。
16、水可以用來泡新買來的毛筆。
17、水可以用來裱畫。
這個測驗的要求，目的不是在於獲得惟一正確的答案(像考試那樣的要求)，而是要求學生能回答出盡可能多的答案，以上17項回答均是符合要求的(嚴格地講，並不止17項，因為有的一項中已包括了眾多的用途，亦可單獨地列出)。這位具有優異的求異思維能力的兒童表現出思維的多端性、伸縮性、新穎性和精細性等四種創造品質。這些重要的品質分別闡明如下：
所謂多端性是一種產生大量觀念的能力。如對多端性進行分析，它還可再細分為四類：語詞多端性——產生出同一要求的眾多的詞以滿足造句達到特定結構的要求。我國古代對詩賦的押韻與平仄，就特別需要詩人具有語詞多端性的要求；觀念的多端性——在自由的情境下產生所需要的眾多的觀念的能力。科技的發明與創造都要求人們具備這種品質。例如，要求你盡可能列出可以焚燒的液體的數目，以及諸如磚的用途、水的用途、布的用途均屬這類思維的品質；聯想的多端性——舉出種種形象或特性以適合一種規定的情境或條件的能力。例如，要求兒童用橢圓形、扇形、長方形作出眾多物體的圖像以及為作文找出一個恰好的標題等；表達的多端性——一種產生係統性與邏輯性的語詞表達的能力。例如，進行即興演說以及創作一首特殊要求的詩(要求詩的每一句的第一個字串聯起來又成一句有新意的詩句)等。
思維的多端性表現出一個人在短暫的時刻能迅速產生大量新的觀念，富於急智使問題可以獲得巧妙而妥善的解決。例如，孫臏、管仲、諸葛亮，均是聯想豐富妙計多端的著名統帥。
思維的伸縮性是一種改變思想方向的能力。例如，在講水的用途，前幾項都是用於個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當說到“水可以用來養魚蝦”，“水可以用來降溫”，“水可以用來做棒冰、雪糕”時，水的基本用途已發生很大的轉變。心理學家把從一個類目轉變到另一個類目的能力稱為自發性的伸縮性。具有這種品質的人，產生新觀念的可能性也就更其增多。此外，尚有一種適應性的伸縮性，它常表現於用途方麵的改變。例如，把磚頭當武器，把碗盆當打擊樂器，把布匹作繩索，以刀劍懸掛客廳而使之成為裝飾品。
隻有製作出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產品才能稱之為創造，所以思維的新穎性對創造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隻有具有精細性品質的人，才能完成比較高深和複雜的科學發明與藝術作品。
在吉爾福特看來，求異思維能力幾乎等同於創造能力。在著名的托倫斯的創造力測驗項目中，也側重於測查被試的求異思維能力，足見求異思維能力在創造活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但是，有效地完成創造活動決不能忽視其他智力操作的重要，尤其是缺乏求同思維能力亦不能產生新穎而獨特的作品，科學創造更離不開求同思維能力。
所謂求同思維能力，根據1971年吉爾福特給它下的定義——“從所給予的信息中產生邏輯的結論，其關鍵之處是在產生獨一無二的或者傳統所能接受的最佳成果，其反應很可能由所給的信息或線索所完全決定。”如果說求異思維活動旨在尋求“各式各樣的數目繁多的輸出”，那麼求同思維活動則在於獲得“獨一無二的”最佳答案。
目前，我國心理學名詞翻譯極不規範。把divergent production與convergent production譯成求異思維活動與求同思維活動是就其思維活動的基本性質而言的。關於divergent所包含的意義有分叉的、歧異的、發散的等等內容，而convergent則具有會聚的、集中的、收斂的、趨同的等方麵。就數學方麵而言，它表現為收斂的作用；就物理學方麵而言，它表現為會聚作用；就生物學方麵而言，它表現為趨同作用。因而，也有人把它譯成“會通思考”。
一般說來，求同思維活動奠基於記憶。例如，問學生這樣的問題：“在中國何處山水甲天下?”答案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又如，“怎樣才能使中國民富國強?”回答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學生的這些回答隻需要他注意聽取教師講課，把有關知識保持在記憶中就行了。但是也還存在較高層次的求同思維活動。例如，什麼是個性的定義?什麼是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心理學?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規律?這些答案必須博采眾說，進行科學的概括才能獲得。
然而，吉爾福特在他闡述有關創造性的論著中，往往過分強調求異思維活動的地位與作用而忽視求同思維活動。在他看來，求異思維能力幾乎等同於人的創造能力，這就太偏激了。
所謂評價力，根據吉爾福特1971年所下的定義——“根據邏輯標準將所產生的信息與已知者相比較以達到符合要求、稱心滿意的決策的一種程序。”
評價必須通過比較，科學的比較要建立在一定的邏輯標準之上。吉爾福特認為通常的邏輯標準是同一性，相似性，一致性，以及同類性。
評價活動貫串於發明創造活動的始終，從最初提出問題到最後考核結論都不能離開它。然而在求異思維活動之前過早出現評價則有礙於創造，待種種新觀念產生以後，再進行求同思維與評價則易於獲得圓滿結果。在這裏必須說明的是，吉爾福特把評價力隻視為極簡單的分析與比較、判斷與決定。所以它盡管與美國流行的所謂“決策原理”“賭博原理”有聯係，但它並不屬於解決複雜問題的思維活動的範疇。
從兩因素學說發展為群因素學說，從能力層次結構理論學說再演進為有三維結構的120種創造能力因素的學說，這表明人們對創造能力的認識正在不斷深化。但是，不同的能力學說之間的對立是嚴重的，分歧是客觀存在的。隻有實事求是地展開討論，才能進一步發展辯證唯物主義的能力學說。
第一個問題：究竟存在不存在“一般能力”(g)?兩因素論與層次論的創始者與信奉者斷言，智力測驗的先決條件是“一般能力”的存在，“一般能力”參加到每個智力作業之中是不存在問題的，而且g因素是事情的實質。例如艾森克認為，g可以分解為各個s，從各個s之間的相關程度推導出一個共同的基本因素的存在。但是，在吉爾福特的智力結構的模式圖中則完全摒棄了統一的g因素的存在。試問，哪一種能力學說更符合客觀實際?
從因素分析法本身，不可能找出統一的答案，因為斯皮爾曼、塞斯登、阜南與吉爾福特均是依據了他們各有特色的因素分析方法。
毫無疑義，一般能力是客觀地存在著的。從哲學上說，一般能力與特殊能力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的關係。既然世界上存在著許多特殊能力，那就必然存在著一般能力。
就心理學本身來說，能力與才能的鮮明標誌是遷移，遷移的可能是由於個體中相應的心理過程獲得概括化。因而，一切特殊的能力都是對某一特定領域關係的概括，而一般能力就是對某些特殊領域或所有領域的關係的概括。一般的能力就是概括能力。從概括能力表現的水平來說，它可分為低、中、高三個層次。
感知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是最低層次的概括。在研究差別閾限時，心理學家肯定韋伯的比例△I/I是個常數，並且證實費希納所謂感覺對刺激物對數的依存性。這個基本規律揭示出在無意識領域中感覺的概括能力。知覺的恒常性表現出一定的概括能力；知覺者的需要、情緒、態度和價值觀念也經常影響到知覺的組織，人們傾向於知覺同我們的態度和主導的價值觀念相一致的對象或事物。因此諧和的知覺往往存在於我們最經常和最新近的經驗中，在不同種類的知覺之間也能產生一般的和諧感。例如，貝多芬在創作英雄交響曲時明顯地受到雄偉的巴黎建築群的影響，產生視知覺與運動知覺之間的概括。他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和諧之感把音樂與建築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表象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是中間層次的概括。表象是形象的，又是概括的。黃山風景在人們頭腦中留下概括的視覺形象；《黃河大合唱》在人們頭腦中留下概括的聽覺形象。有時，嗅覺與味覺也能留下概括的表象，利用這種概括的表象也能進行創造。曆史上有名的傳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成功地運用了味覺表象；在現實生活中成功地利用表象的概括性，也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位戰鬥英雄說到，在激戰的日日夜夜中，已經斷絕水源三四天，戰士們嘴唇都開裂了。他信口編了個故事，說：“一次我在指揮部嚐到×××首長送來的桔子，剝開一個青皮的咬了一口，當時眼淚水也因酸味刺激而直流。”戰士們一聽，頓時說：“妙極了，口不覺渴了。”這段真事，表現出由於語詞引起的概括表象，可以有效地調節人的行動與活動。
抽象的思維活動所呈現的概括是最高層次的概括。科學的概念總是對事物本質屬性進行概括的結果。例如，人的概念、勞動的概念、價值的概念、原子的概念。數學才能的核心，乃是對數的關係的概括能力。在數的概括能力中，通過數學測驗反映出它與一般能力(g)因素有密切關係。心理學家發現，數學測驗與各種一般智力測驗之間有著相當高的相關。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發現兩者的相關為0、55～0、70，這個數值與不少數學心理研究者的資料接近。蘇聯著名的能力心理學研究者克魯捷茨基在概括了當代數學心理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後，他明確地指出：“所有這些都提示研究者，數學能力構成了一般智力的‘中心部分’。”
問題在於如何理解一般能力——智慧能力。在這一點上我們與西方測量學家有著根本的分歧。人類的智力，是個體在掌握社會文化過程中逐漸形成起來的概括化的心理活動係統——概括化的能力。西方心理學家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把一般能力(智力)視為先天的、遺傳的、固定於人腦形態結構中的一種神秘的東西。正像智力測驗的鼻祖高爾登所說：“人有一種本來的能力，此本來的能力是由遺傳而來，無異於人身體構造之遺傳。”由於智力測驗專家對所測定的心理本質是完全不清楚的，所以智力測驗隻具有準科學性質。吉爾福特正由於看到傳統智力測驗的陳舊性，才提出智慧結構模型鼓吹以創造性測驗來代替傳統的智力測驗。因此，吉爾福特的理論有其創新之處。
然而，吉爾福特的創造性測驗也有薄弱之處。例如，吉爾福特低估了求同思維在創造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在人的認識中，離開對“同”的認識，就無法理解“異”；同樣，離開“異”的認識，也不能知道“同”。在創造活動中，求異思維與求同思維總是密切地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創作一幅激動人心但平時少見的圖畫，正確認識這個目標就表現於“求同思維”——社會和傳統公認的“激動人心”是何種主題，然後才進入種種假設——“求異思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