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幽默的一般技巧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在與人溝通中顯得幽默感十足，給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其實要做到這一點並非很難，隻要能夠做到兩件事就行了：一件是要努力培養自己豁達的性格和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另一件就是要有意識地學習使用幽默的方法，掌握製造幽默的基本技巧。
1、造成不協調
在生活中，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約定俗成”的。在人們看來，任何事物都應該符合一個常規，適應一種均勢。但是幽默的製造者卻蓄意要打破這種均勢，造成一種不協調，從而達到幽默的目的。
玲玲從托兒所回家的路上，看到鄰居家正在搬運全新的家具和電器，就問媽媽：“叔叔家要那麼多新東西做什麼?”媽媽告訴玲玲：“叔叔要和阿姨結婚，所以他們的東西都是新的。”
玲玲說：“結婚多好哇!媽媽為什麼不和爸爸結婚呢?”
“常規”中的人結婚並非為了新家具和電器，況且既然小孩出世了，那爸爸媽媽一定是結了婚的(特殊情況除外，本故事所涉肯定不是這種特殊情況)。但作者借小孩的天真打破了這種常規，將結婚“歪曲”為獲取家具和電器的途徑，這便造成了一種不協調。
在這個被打破了常規的新世界裏，天上、人間、地獄皆為一體，古人今人均可息息相通。在這個世界裏，關公和秦瓊可以大戰三百回合而不分高下，貓和老鼠也可以鬥智、鬥勇，妙語如珠；諸葛亮可以滿口官僚俗語，私放罪不可赦的馬謖；豬八戒也可以被現代生活所誘而辭去淨壇使者的“職務”，回高老莊與前妻團圓……越是“子虛烏有”的事情，越能顯示其不協調，也就越能顯示其幽默感。
世界上的貪官很多，但是每一個都說自己是“兩袖清風”，而像下麵這位“坦白”的貪官反倒顯得不協調了，從而也就成了一則幽默故事：
局長遷了新居，叫電工來安門鈴。電工依常規將門鈴安在前門，局長說：“你安錯了，我家的門鈴要安在後門上。”電工忙改裝到後門。局長又說：“你安錯了，我要你安在後門框的下角。”電工問：“哪有把門鈴安在下麵的?”局長說：“凡進我這門的人，雙手都拎著禮物，隻能用腳按門鈴。”
在打破均勢的幽默中，內容與形式的相乘謬是最常見的手法。有些韻文，如詩、詞，特別是格律詩等，習慣上用以寫嚴肅莊重的情懷，而幽默者卻鑽了這個空子，在這種高雅的形式裏填入低俗的內容，打破那平衡，顯出幽默感。
一杭人有三婿，第三者甚呆。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婿題讚，要形容馬之快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長婿曰：“水麵擱金針，丈人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還未沉。”嶽父讚好。次及二婿，曰：“火上燒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姚，騎去又騎來，鵝毛尚未焦。”再次輪到三婿，呆子沉吟半晌，苦無搜索，忽丈母撒一響屁，呆子曰：“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會稽，騎去又騎來，孔門猶未閉。”
這則故事出自馮夢龍的《笑府》。故事中前兩位女婿為了奉承丈人，以很高雅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三婿作的“詩”形式雖與前兩位一樣高雅，但內容也未免太低俗了一點，而馮夢龍正是透過這高雅與低俗不協調的統一來顯示了他的幽默感。
另外還有一種不協調，就是機械的言語行為。有的人說話活像一台機器，不管話題是否需要，也不管與周圍情景是否協調，開口閉口總是那句話或那個說話模式，於是便有人以此製造了不少幽默。
有個父親教導兒子說：“做人說話，要靈活些，不能把話說死。”兒子問：“怎麼樣才叫作靈活?”這時，恰巧有個鄰居來借幾件東西。父親就趁此機會告訴兒子說：“比方這家來借東西，不可全說都有，也不可全說都沒有，隻說也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這樣話就說得靈活了。”
兒子記住了父親的話。有一天，有位客人來到門前，問：“你的父親在家嗎?”兒子回答道：“也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
東西可以說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但說父親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這就有可能帶來大麻煩了。當然，這樣說肯定不是“父親”的本意，而是“兒子”機械地聽從了父親的教誨，生搬硬套了一個說話的模式，造成了一種不協調。
2、極致化
所謂極致化就是將事物的某一方麵加以過分的誇張，甚至達到一種荒誕的程度。如：
過去有父子兩人，性情都很剛強，凡事不肯讓人。一天，父親留客人在家喝酒，打發兒子進城去買肉。兒子買肉回來時，正要出城門，正巧碰上一個人從對麵走來，誰也不肯讓路。就這樣兩個人在那兒相持了很長的時間。父親等了很久，不見兒子回來，就急忙去尋找。來到城門邊，看見兒子正和那人對立著，就對兒子說：“你先把肉拿回去陪客人吃飯吧，讓我和他在這裏對立。”
在現實生活中，固執如這對父子的人是很難見到的，但是也不乏事事喜歡“較勁”的人，隻是他們固執的程度沒有如此突出，而這對父子的固執則被凸顯了——將人性中這種固執的特點極致化了。這種情況並非“絕無僅有”的，再看一個例子：
有一個賣燒餅的人，說話辦事特別愛認“死理”。一天，路邊有兩個人閑談，講“三國”中的赤壁之戰，其中一個說得高興了，不禁脫口而出：“曹操哇曹操，你空有八十二萬人馬……”賣燒餅的人正在爐邊烤燒餅，一聽到這話，扔下燒餅，上前插嘴說：“這位老兄，曹操可是八十三萬人馬，你怎麼少說了一萬呢?”那個人瞪他一眼，不願認錯，於是兩個人爭了起來，吵得麵紅耳赤，過路人都停下來看熱鬧。這時有個好心人過來勸他：“別爭了，你的燒餅都烤焦了!”賣燒餅的人頭也不回，說“一爐燒餅算什麼?他這兒還欠我一萬人馬呢!”
這人將自己的生意置於不顧，而在這裏跟別人“爭閑氣”，這還算是“情節”較輕的，幽默甚至可以無限誇大人的這種特點，即使有性命之虞也在所不顧：
有個富人喜人奉承，一天，他找來一個很會相麵的人為他相麵。相士看了半天說：“你的麵相非凡，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齒露，好像……”富人追問：“到底像什麼?”相士說：“好像一隻兔子。”富人大怒，令人將相士綁了，押在空房，要把他活活餓死。一仆人暗勸相士：“我們老爺最喜歡奉承，你若肯奉承幾句，酬金肯定特別豐厚。”相士說：“求您帶我出去，再相一相。”仆人稟告主人，主人答應再相。相士出來後看了又看，相了又相，最後對仆人說：“你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像隻兔子。”
看來這位相士不僅不想要豐厚的酬金，甚至固執得連性命也不想要了。這種極致幾乎到了荒誕的境界，便更顯其幽默感。不過，極致化的手法並不一定是凸顯生活中的“醜”，將語言中的某些特征加以凸顯，也同樣可以看到幽默的效果。比如有一則繞口令：
有一個喇嘛，手裏提著隻蛤蟆，有一個啞巴，腰裏別著支喇叭，喇嘛想用手裏提著的蛤蟆換啞巴腰裏別著的喇叭，啞巴不肯用腰裏別著的喇叭換喇嘛手裏提著的蛤蟆，喇嘛用手裏提著的蛤蟆打了啞巴一蛤蟆，啞巴用腰裏別著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
這段話讓人一下子說不過來；等到說過來後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很幽默的。我們常見的語言中的確免不了同音字的聯用，但這段話卻將這種聯用極致化了，與我們平常的語言習慣大相徑庭，從而達到了一種幽默的境界。
3、製造邏輯矛盾
這是幽默製造者常用的幽默方法。人們說話、行事都要講究一定的邏輯規律，違反了它就無法讓人接受。但幽默者卻故意違反它，製造出一些邏輯矛盾，從而導致一種幽默感。
最先使用這種方法製造幽默的可能要數韓非子了，他在《韓非子》中“製造”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賣矛與盾者：他先說“我的盾是世上最堅固的盾，再尖銳的矛也剌不破它”，接著又說“我的矛是世上最尖銳的矛，不管遇上多堅固的盾，都可以刺穿它”。當人們問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結果會怎麼樣”時，他便無話可說了。
這個自相矛盾的人，被我們笑了數千年，所以我們一直被告誡：不要違反邏輯規律!這就好像老師總是諄諄地教育我們：讀成語千萬不能讀錯字，如“莫名其妙”不能讀成“莫名其沙”一樣。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如果故意讀錯，還可收到幽默的效果。同樣的道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故意犯一點“邏輯錯誤”，也可以為我們的溝通增加一些幽默的氣氛。
用自相矛盾的方法製作幽默時，應該是讓矛盾自行暴露，而不能由創作者去直接加以揭露，也不能使矛盾的兩個方麵直接衝突；即不是一方麵加以肯定，另一方麵又明確地加以否定，而隻能是加以“不經意”的否定，如賣矛和盾的人先說“我的矛銳利無比”然後又說“我的矛有時也不銳利”，這種直接的衝突，就使故事變得毫無趣味了。
從前有一個道士，半夜路過一片廢棄的王府舊宅，被鬼纏住迷了路，幸虧一個過路人遇見了，把他救出來，扶回到家裏，道士感謝地對那人說：“感謝你搭救，我沒有什麼東西送給你，隻有一張辟邪符送給你，權當報答吧!”
“辟邪符”本為辟邪之用，但在道士身上卻沒有產生應有的作用，沒能為道士辟邪；他被一個沒有辟邪符的人救了，卻還要送一張辟邪符給他。這個道士並沒有明說他的辟邪符有用或沒用，但是我們卻能從這則故事中看到“有用”和“沒用”的激烈衝突，從而感覺到其中充滿了幽默感。
利用邏輯矛盾製造幽默，更常見的還是“偷換概念”。偷換概念被冠以“偷”，應說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但是機智人物作這種偷換，我們大家似乎“另眼相看”，覺得雖“醜”猶美。
據說諸葛亮在赤壁大戰前出使東吳，尚未見到孫權，就碰到了東吳一群儒士的刁難。有人問他：“天有姓乎?”諸葛亮答：“有。”那人又問：“何姓?”諸葛亮答：“姓劉。天子姓劉，故天姓劉。”這時諸葛亮就用了偷換概念的手法：天子隻不過是皇帝的尊稱，與“天的兒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應該混為一談。而諸葛亮顯然偷換了這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他以此巧妙地回答了儒士們提出的奇怪問題，被後人一直傳為美談。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時也會不經意地見到一些“偷換概念”的幽默話，隻是大多不被我們所注意。馮夢龍《古今譚概》中有一則故事：司馬溫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這其中的司馬溫公(司馬光)就是“偷換”了概念：夫人要看的燈和自家的燈、夫人要看的遊人和“我”並不是同一的概念，就像說“我是中國人：你罵我就是侮辱了中國人，就是中國的敗類”一樣，將“我”這個“中國人的一員”偷換成“所有的中國人”了。
1870年，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在《鍍金時代》這部長篇小說裏，深刻地揭露了美國政府的腐敗以及政客、資本家的卑鄙無恥。該書發表以後，馬克、吐溫在一次酒會上答複記者的詢問時說：“美國國會中的有些議員是狗婊子養的。”記者把這句話在報紙上發表以後，華盛頓的議員們大為憤怒，紛紛要求馬克、吐溫道歉或予以澄清，否則將以法律手段對付。過了幾天，《紐約時報》上果然刊登了馬克、吐溫致聯邦議員的“道歉啟事”：
日前鄙人在酒席上發言，說“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是狗婊子養的”，事後有人向我興師問罪。我考慮再三，覺得此話不恰當，而且也不符事實。故特此登報聲明，把我的話修改如下：“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不是狗婊子養的。”
這裏馬克、吐溫的“道歉”與原話完全沒有區別，隻是巧妙地利用邏輯矛盾換了一個說法而已。
邏輯規則中還有一個叫不完全歸納法，即透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判斷得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結論。如我們發現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區以及海外的華人都是黃種人，所以我們斷定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黃種人。下麵一篇“學術論文”用的也是不完全歸納法：
論證：
46+1=47
50-3=47
17+56-26=47
1、6+0、4+45=47
23+22+1+1=47
23679-23632=47
127+8954-9040+6=47
1000+5×5-984+6=47
605+3624-4195+13=47
28794-25468-3335+56=47
78-61+453-430-4+1+10=47
因此，可以證明：數字47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數字。
這個結論顯然是荒唐的。由於作為條件的判斷並不具有代表性，用同樣的“論證”方法可以證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數字都是最重要的。用這種方法來做嚴肅的邏輯推理肯定是錯誤的，但我們在製造幽默時，倒也不妨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