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試圖在有原發性心境失調的病人中尋找半球機能障礙的征象(Signs)。由於這種研究大都是以對生理的或認知的測量結果的推論為基礎的，因此較前述以腦損傷為對象的研究在問題的探討上更為間接。
關於情感疾病的單側機能障礙的資料主要來自腦電圖研究，許多這類研究以腦電波的平均綜合振幅(MIA)和該振幅的被試內變異(WPV)作為其主要生理測量指標。d′Elia和Perris(1973、1974、1975)在一係列對抑鬱病人的研究中，發現了MIP和WPV在左右兩半球的低比率(左比右)，較低的比率與更嚴重的抑鬱情緒和更多的言語學習能力的損傷相聯係，在病人恢複後發生的比率的變化是由左腦的MIP和WPV的變化所導致的。Rochford等人(1976)重複了這一結果，但是d′Elia和Perris把這看成是舊因於左半球的“功能性抑鬱症”，而Rochford則強調其異常的右半球的生理學方麵的原因。在另外一係列研究中，Perris(1974、1975)在抑鬱症病人中發現了視覺誘發電位的左右兩半球振幅的低比率(左比右)，這種低比率與抑鬱的深度相應，而與病人趨於恢複的程度相反。Perris認為這表明了在抑鬱狀態中其左半球的反應性比右半球的反應性要低。Perris等人(1978、1979)還發現右額部的激活是與抑鬱的心境相關的，而左額部的激活則與抑鬱性的觀念相聯係。Pomer等人(1978)利用由視覺誘發波形的穩定性為因變量，發現鬱抑的被試比正常的被試有較高的右半球穩定性和左側誘發電位振幅的降低。以上所總結的電生理學方麵的研究都可以看作表明了在鬱抑症期間大腦半球活動的平衡發生了向偏重於右腦半球方麵的轉變，但是關於這些發現到底是反映了左半球活動性過低還是反映了右半球活動性過高(或二者兼有)有很大的意見分歧。
一組對抑鬱症病人進行的皮膚電反應測量資料也提供了單側機能障礙的證據。Gruzelier和Verables(1973、1974)，Schneider(1983)和Myslobodsy和Horesh(1978)等人已在抑鬱症病人身上發現了較低的右手皮電反應值和較高的左手皮電反應值。但是對於皮膚電反應的控製是同側性的還是對側性的以及這種反應是興奮性的還是抑製性的仍存在著爭論。而且有更多的研究並沒有發現這種皮電反應的差異現象。
三、右半球特異於消極情感，而左半球特異於積極情感
前兩個方麵的研究結果傾向於使人得出在情緒的知覺和調節上右半球有著完全優勢的結論，然而另有一組研究證據卻表明大腦兩半球都參與了處理與情緒有關的行為，隻是二者各自處理的情緒類型不同。一般說來，右半球負責消極情感，而左半球則與積極情感有關。
對於這一假設最為有力的證據來自對進行Wada測驗的病人的觀察研究。在測驗過程中，通過向右或左側的頸動脈注射阿米妥鈉可以有選擇地使大腦某一側半球去活化。研究者們很早就發現向左半球進行阿米妥鈉注射常常會導致一種曾被Goldstein(1939)描述為“災禍性反應”(Catastrophicreaction)的情緒反應類型，而向右半球的注射則產生愉快的行為。這種“災禍性反應”一般包括哭、悲觀的陳述、內疚、虛無的感覺、受辱、絕望、抱怨和對未來的擔憂。愉快的反應包括無憂無虛、微笑、開玩笑、大笑、小聲喊叫、鬆弛、樂觀和幸福感。隻有Milner(1967)的一項研究得出與此相異的結果。她指出，在她的病人中隻有不到50%的人在進行注射後變得抑鬱，而其他人則無論向哪一側注射都表現出欣快的反應。導致這一分歧的一個原因可能是Milner使用了比其他研究者更多的阿米妥劑量。許多Wada測驗的文獻都指出阿米妥的用量與完全的欣快反應趨向之間有一種線性關係，也有一些研究發現較高的劑量更有可能對雙側大腦皮層產生影響，這也許意味著大腦皮層雙側的去活性與欣快的反應之間存在著一種聯係。Alema等人(1961)和Hommes等人(1971)提供了有利於這一看法的材料，他們指出雙利手的被試、大腦雙側受損傷的被試以及具有雙側言語表達能力的被試更趨向於顯示欣快而不是抑鬱的反應。這一模式也許假定對情緒性行為的控製主要是通過對消極情緒水平的調節而達到因為在Wada測驗中表現出具有雙側功能的被試所減弱的正是消極性情緒。Wada測驗的結果表明似乎大腦兩半球對情緒的調節是處於相互製約的平衡之中，一旦左腦去活化，即產生消極情緒，而一旦右腦去活化，則產生欣快情緒，因為一側腦損傷(去活化)就意味著對對側腦的抑製的解除。但是大腦雙側的去活化往往會導致更多的欣快反應。
Wada測驗的上述發現已得到對其他類型腦損傷病人的觀察資料的支持，其中Sacheim和他的同事們(1982)進行的三項重要的研究為Wada測驗的研究結果提供了集中的支持，在第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們考察了一係列病理性哭和笑的病例以決定在情緒表達中何種情緒為占優勢的(主要的)情緒和在這種情緒中占優勢的腦損傷的定側。結果發現，右半球的破壞性損傷與病理性的笑和積極的心境變化有關，而左側的損傷則與哭和消極的心境變化有關。嚴重的雙側腦損傷更有可能導致笑而不是哭。隻要嚴重型神經損傷的情況不發生變化，則這種單側優勢與情緒類型之間的關係就繼續保持。第二項研究考察了右半球切除病例，發現右半球的切除與長期的欣快心境有關，而左半球切除的病例太少不足以得出結論。在第三項研究中將笑和哭作為病理性發作的表現進行考察，發現與腦的破壞性損傷相反，左側刺激性病灶更可能與笑相聯係，而右側的病灶而更可能與哭相聯係，研究者還注意到在這三項研究中，病理性的哭和煩燥不安的心境在女性中更為常見，而笑和心境的提高在男性中更為多見。這些研究者也同意Wada測驗得出的大腦兩半球對情緒的互相抑製的調節模式，他們認為病理性的心境提高是右腦半球部分和全部破壞的結果，所以情緒的皮層抑製必定是對側性的而非同側性的。
對大腦兩半球的不同情緒傾向性的另一條證明線索來自於對大腦未受損傷的被試進行的研究，這些研究監測了不同的情緒狀態(積極和消極)中大腦半球活動的生理測量指標。Davidson等人(1979)考察了被試在看有情緒性內容的電視節目時的情緒反應，發現在出現積極的情緒反應時，被試額部的EEG表現出相應的左半球激活；而出現消極的情緒反應時其左半腦額部的EEG活動是相反的。頂部EEG在感受情緒的整個階段表現出右半球的激活活動。在一項更加晚近的研究中Oavidson和Fox(1982)監測了一群正在觀看由一個女演員自發地產生高興和悲傷的麵部表情的十個月嬰兒的EEG活動，當看高興的表情時，其左側額部出現了比右側更強的激活，腦電波左右半球的比率也是看高興表情時比看悲傷表情時更高。然而Tucker和Dawson(1984)則發現自發產生抑鬱感覺的男演員在左半球有相應的激活，在性喚起時有右半球的相應的激活活動，而且單側化在後部的圖象上比前部更顯著，Sackeim和Gur(1978)在對麵目表情的對稱性研究中發現，消極的情緒與積極的情緒相比，更傾向於在臉的左側表現出來。Schwartz等人(1979)利用肌電圖來測量被試自發的心境變化時的麵部表情的對稱性，結果發現，在高興或興奮時右側的收縮更強，在悲傷和害怕時左側的收縮更強。Ahern和Schwartz(1979)以單側眼動作為大腦半球活動的測量指標，發現當被試對能引起高興或興奮的問題進行反應時，有更多的右側眼動，而對能引起悲傷或害怕的問題進行反應時則有更多的左側眼動。盡管上述麵部表情的對稱性研究和單側眼動的研究都支持右側——消極、左側——積極的情緒調節假設，但由於這種研究在方法上的不確定性，在解釋這些結果時必須慎重。
一些對左右視野的識別性研究顯示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識別似乎也是分別由左右兩半球來承擔的。Reuter——Lorerz等人(1983)在一側視野中呈現一個表演者高興或悲傷的表情，在另一側視野呈現同一個人的中性表情，讓被試判斷哪一邊是帶有情緒性的臉麵。結果發現，對右視野中的高興臉麵的反應時間比左視野呈現的悲傷的臉麵的反應時間更短。研究者們設想先前對情緒知覺的完全左視野優勢(右半腦)的發現也許是由於作業任務中其他有利於右半球的知覺潛能的成分造成的。Natale等人(1983)也報告了類似的發現，研究者們將這一結果解釋為，右半球在區別情緒性的程度上是占優勢的，而左半球則有偏向於情緒刺激的積極方麵的知覺傾向。
四、問題的討論
以上關於情緒加工的大腦單側化優勢的證據是通過大量對不同類型的被試采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而獲得的。來自這麼多不同來源的多條線索的支持性材料彙集起來，有力地證明了情緒的大腦功能單側化的存在，但是這裏還存在著許多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