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學生的性格教育(5)(2 / 3)

(4)是與一個人的人格特征有關。

有的人自小時起,由於父母親的“專橫”,或者在繼父或繼母的一種極度壓抑的環境中成長,受打罵慣了,長大後的人格特征就會帶有缺乏自信、依賴心強、膽小怕事的人格特征。什麼也做不了主,什麼事也辦不成,惟恐自己犯錯誤,因而對他人總是小心翼翼,總看著他人的臉色辦事,充滿了戒備心理。

(5)是與人的年齡發展有關。

一般來說,年齡越老,疑心病越大。為什麼?因為受新陳代謝規律的製約。人到老了,各方麵的功能(包括大腦的功能)都衰退了,就不中用了,容易產生自卑感,而越是自卑的人,猜疑心就越大。此外,人一老,各種各樣的顧慮就多了起來,怕子女不孝,怕他人討厭,怕自己成為他人的“包袱”……人的恐懼心理越多,也就容易產生好猜疑他人的毛病。

一般來說,那些對他人充滿了太強的戒備心理的人是不太容易搞得好人際關係的。

為何?

這是因為持有太強的戒備心理的人的一個重要的前題是:不信任他人。”俗話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假如你是一個領導,對你的下屬總是疑這疑那,總認為他人要算計自己,總將他人想得很壞。請問在這種“前提”下,誰願意成為一個總是被他人懷疑,而且總是被懷疑成一個“心地不純的人”呢?誰又願意在這種情況下好好地工作呢?

這是因為這類人具有太強的戒備心理,因而總不肯對他人說心裏話,總不肯暴露自己真實的思想和意圖。他人就會感到這個人“不實在”,“不好捉摸”,自然就不太想與他交往。

這是因為具有太強的戒備心理的人,往往是一個私心比較嚴重的人,什麼都是隻想著自己,一到某些“關鍵的時刻”,想到的是如何保護自己,將他人的利益“統統地都忘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當然不想成為他的朋友。

還必須指出的是:喜歡猜疑他人的人,往往也是一個內心充滿空虛憂愁的人。一個人如果老懷疑他人要算計自己,要害自己,他的生活怎能踏實得了?充實得了?整天提心吊膽的,他的心情怎能愉快得起來?

最後,還需指出,當一些有權人的猜疑心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時,那麼,就必然會去製造一些駭人聽聞的“政治悲劇事件”。如漢高祖劉邦,依賴張良、韓信的力量,建立了帝國大業,但是,因猜疑心過大,疑韓信要謀反,設計將韓信逮捕。韓信悲憤地說:“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但是,劉邦還是不饒恕他,將他殺了。明太祖朱元璋也因猜疑心太大而誅殺了大批的開國元勳。

那麼,如何矯正或改掉猜疑這一毛病呢?

首先,思想方法要變一變。要將周圍想得光明一點,好一點,而不要將他人想的“太惡”、“太壞”。我不是說對周圍一點猜疑都不需要。有時候,有一點猜疑可能會使自己更安全一點。我是在說,不應該“過分”猜疑。應該這樣想:“世界上的好人總是要比惡人多得多。”將周圍的人和事想得好了,猜疑、戒備心理就會自然而然地減少。

其次,不要讓自己的思想總是停留在對那些“痛苦的事件”的“痛苦的回憶”中去。一個人要學會節製、駕馭痛苦,做痛苦的主人,而不做痛苦的奴隸。一個人越是沉湎於過去,自己就越擺脫不了過去。要相信,社會是在進步發展的,過去的就讓他永遠過去了。一個人一旦改變了他的陳舊的思維方式,那麼,他就會大踏步前進,也就不會“永遠怕草繩了”。

其三,要改變對他人猜疑的毛病,一定要改變自己“患得患失”的心理習慣。不要自己總有一個“小算盤”,總打自己的“小九九”,不要總讓私心折磨和支配自己。俗話說得好:“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一個人胸懷寬了,私心少了,對他人的猜疑、戒備心理自然就會少了。

其四,不要讓成見和偏見蒙住自己的眼睛。不要輕信小人的讒言,也不要輕信他人的挑撥。一個人對他人的偏見、成見越少,就越不容易產生疑心病。

最後,建議這類人要投入到火熱的生活之中去,多交幾個朋友,擴大自己的興趣愛好,多多開闊自己的眼界。人們的思想境界寬了,胸懷廣了,也就不會“太小心眼”了。

日本的一位學者說過:“懷疑是由思想的飽食過多而產生的消化不良症,治愈之方不在提供疑問的解答,而是在使之動手工作。”說真的,當一個人生活充實了,工作豐富了,真地從內心感到生活無限美好時,連找朋友都來不及,哪還想到對他人的戒備、懷疑呢?!

總之,必須記住:作為人,盲目地相信現實存在的一切是不對的,然而盲目猜疑周圍的一切也是錯誤的。

5、勢利

“‘勢利眼’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追逐有權勢的人;第二個階段是:自己成為有權勢的人:第三個階段是:用權勢對待所有人。”

做人,不能沒有朋友,否則生活會變得非常乏味、單調、無趣。甚至可以這麼說:沒有朋友的人,是世界上最貧困、最貧窮的人。

因此,誰都希望自己有很多朋友,還有幾個貼心而知己的朋友。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卻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對那些勢利的人就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紅樓夢中有一個名號叫“鳳辣子”的女人,很機靈,很聰明,也很能幹、精明,作風潑辣、練達,腦子也很“靈活”,交遊甚廣,八麵玲瓏,在大觀園中也是數得著的人,也著實地“風光”了一陣。

但是,這個王熙鳳,因為做人做得太勢利,除了她貼身的平兒可以說幾句知心話之外,將他人損得很厲害,有的人就是被她活活地整死了,沒有幾個人願意與她做朋友,也沒有幾個人願意與她說心裏話的。最後得罪了眾人,落得個眾叛親離,悻悻而死。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像王熙鳳這樣的人真還不少。我認識一個老年婦人,生有不少女孩,從其為自己女孩擇婿的標準中很能看出勢利的痕跡來。“文化大革命”之前,要為自己的大女兒擇家庭出身好、根子正的女婿;“文化大革命”中要為自己的二女兒擇響當當、硬梆梆的造反派作為女婿;改革開放之後則要為自己的三女兒擇有“海外關係”的女婿……顯然,在這觀念變化的背後,濃濃地反映了勢利之特征。

勢利不是“小人”的特征。那些“有模有樣”的大人物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烙上這一痕跡。譬如,改革開放的社會出現了一批財大氣粗的“款爺”,於是出現了一批以自己漂亮臉蛋、身段為“交換資源”的女子的“傍大款”現象。如果說這種“傍大款”出在那些文化水平差、道德水準低、社會適應能力弱的青年女子身上,倒還可以理解,遺憾的是現在有些地方的“父母官”竟也“傍”起“大款”來了。有的不僅“傍”,而且惟命是從,形影不離,什麼黨性、什麼原則統統都丟在一邊,一副勢利父母官的樣子……

人們的確很討厭勢利這個詞,也很討厭勢利的“小人”。一般來說,勢利人沒有真朋友、好朋友,尤其是沒有能持續時間很長的真朋友、好朋友。

那麼,什麼叫勢利呢?

所謂勢利,指的是在以個人利益作為惟一驅動力,以“權勢的大小”、“財富的多寡”作為自己惟一擇友標準的人。這類人一般有以下這些特征。

第一,結交朋友的對象:隻是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

勢利人對權勢看得特別重,隻願與有權有勢有錢的富貴人做朋友,因此其眼睛隻是向上看。看見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就搖頭晃腦,像哈巴狗似地拚命巴結,爭相得寵(如剛才所說的“傍大款”現象)。而對待“窮朋友”呢?不是冷眼相待,就是以冷語相譏。禮不下庶人。似乎與這些人交朋友就像掉了價似地,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讓人絕對地受不了。

第二,結交朋友的時機:“專注風向”。

勢利的人非常“機靈”,對“社會風向”、“政治氣候”十分“敏感”,經常觀察“階級鬥爭新動向”,“隨機而變”。誰“上台”了,誰“得寵”了,誰“失寵”了,看得仔細,想得明白,而且立即反映在自己的行動上。誰一獲權勢,勢利的人就會一反常態,即使是過去最不願意相交的人,也會趨之若鶩,立即巴結;誰一下了台,就立即變臉,翻臉不認人,視同陌路(有時還會“反戈一擊”)。因此勢利的人,很容易交上朋友,也很容易失去“朋友”。

第三,結交朋友之目的:謀求一己之私利。

不管勢利人如何巴結有權有勢有錢的人,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結交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講究目的,講究實惠,講究功利,總是盤算自己(現在或將來)在與有權有勢的人結交中能否獲得“最大的利益”。有時表麵上看他也許會做出一些吃小虧的舉動來,但是,這是他們的暫時付出,是為了以後獲得一個“大便宜”。絕對的功利目的,有利可賺,就去結交;無利可圖,就會“撤交”、“斷交”甚至“絕交”。

第四,結交朋友的方式:不擇手段。

勢利的人結交朋友沒有道德,沒有公平,沒有是非,也沒有原則。為了獵獲一己之私利,可以抹掉自己的良心去說瞎話,可以不擇任何手段做一些損人利己的或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他們的行為出發點,他們判斷事物的標準,隻有權勢二字。在他們看來,誰的權勢越大,誰給他的甜頭多,誰掌握的真理就越多,因而他就會趨炎附勢。

譬如,對“台上”的、自己想巴結的人,就會采取非常庸俗的態度,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一味奉承。有時明明自己也認為是“黑”的東西,為了迎合,便會違心地將“黑”說成“白”;低頭哈腰的一副醜態,有時甚至像奴才見了主子一樣,一點都不顧及自己的人格。

對過去曾是自己巴結過的人,一旦失勢之後,勢利的人為了“新主子”的利益,甚至會“落井下石”、“反戈一擊”,大搞“檢舉揭發”的勾當。因為對對方很了解、熟悉,因此,勢利人的所作所為,很能將人“致於死地”。有時甚至不惜手段,踏上一隻腳,讓對方“永世不得翻身”。

“子係中山狼,得誌更猖狂。”勢利人對自己這樣作的後果——即對曾為自己巴結、奉承過的人所帶來的損害,他們是從來未曾考慮的。

總之,勢利人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態度、處世哲學,有其獨特的行為方式。

盡管人們非常討厭勢利人,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勢利人或有“勢力眼”習氣的人卻是不少的。

那麼,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成為勢利人呢?

一般來說,自私自利的人容易勢利。這類人極端自私,也極端虛偽,在與他人交朋友時,隻想到的是不是對我有利,從不考慮他人的利益。因為有權有勢的人能滿足他的私欲,因而他的眼睛就隻向上瞧。當然,有時也會作出與普通人“親親熱熱”的姿態來,但是,這些舉動也是因為“暫時還用得著”的緣故。以後呢?往往是“人一走,茶就涼”,第二天見麵,很可能就“權作不認識”了。如果此人以後政治上“倒了黴”、失了意,他就可能會在態度上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不僅非常冷淡,而且還充滿了敵意、仇恨(也不知這種敵意和仇恨從何而生)。勢利人的這一個特點就決定了他們永遠沒有真朋友、好朋友。

那些腦子非常“機靈”,而且一個勁隻是想“不擇手段向上爬”的人容易成為勢利人。大致能成為勢利人還得要“具備”一點“本領”和“能耐”,即要在千變萬化的人際關係中“判斷”出利害關係來,以便自己作出進一步行動的“選擇”;要在難以捉摸的權力變化場中“估計”出人的“升降”趨勢來,以便隨時進行“舍取”;要在自己想巴結、奉承的對象中“發現”他的興趣、愛好來,以便自己能不失時機地投其所好。也許,正因為“太聰明”了,才使這些人變得更勢利了。也許,正因為勢利人“太聰明”了,才使這些人變得更勢利了。這就是為什麼勢利人不可能有持久的好朋友、真朋友的原因。

那些缺乏感情,不講究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人容易成為勢利人。勢利人為什麼具有“翻臉不認人”的特點?原因就在於這些人隻認金錢,隻認地位,隻認個人的成功,而不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友誼、互相關心和人與人之間的真情。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滲透著虛偽、裝假、冷漠、偽善,一副市儈的嘴臉,一副典型的“冷血動物”的樣子。這就決定了勢利人沒有知心的朋友、真誠的朋友。

那些目光短淺、隻求眼前利益的人容易患上勢利的毛病。乍一看,勢利人很聰明,實際上這種“聰明”是很成問題的。為何?因為這種“聰明”的功利目的太強,太拘泥眼前利益,缺乏辯證法,缺乏發展觀。一個人的發展哪能是一帆風順的,既有成功得意之機遇,也會有挫折失意之時,如果一個人像變色龍那樣,在他人一成功就去攀附,在他人一失意就冷落,缺乏一個公正道德評價的支持,無疑地隻是將自己人格中最為卑劣的品性暴露於世,最後受到懲罰的隻是那些勢利的小人。

那麼,既然人們從感情上非常憎惡、討厭“勢力眼”的人,在我們的社會中為什麼仍不乏這樣的人呢?

因為勢利人巴結的是有權有勢的人,對於這些人來說可能出於以下這些原因,因此變得很“喜歡”這類人:一是識不破勢利人巴結、奉承的手段,即由於這類人使用手段的過於巧妙而將有權有勢人的眼睛“蒙住”了;二是有權有勢的人喜歡貪一點“小便宜”(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小便宜”),而被勢利人的投其所好“沾住”了;三是有的有權有勢者本人城府很深,很富有社會經驗,看得出這批勢利人的心計和目的,但是,為了擴展自己的權勢和利益,他們不僅能“容忍”得了勢利人的勢利,而且還很能巧妙地利用他們的勢利為己所用:如將他們當槍使,不出問題尚可,一出問題便將他們作為“替罪羊”拋將出來,此時的勢利人即使再勢利也無可奈何的了,因為憑他們的“能耐”是無論如何鬥不過那些有權有勢者的。

此外,由於我們的社會在過去經常大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政治鬥爭激烈,變化太大,而且往往與之相隨的便是權力的轉移。在政治決定人們發展的一切的“大文化氛圍”中,無形之中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一種錯覺——人的發展隻有政治這一條道。這就有意無意地鼓勵了人們的一種政治投機心理:跟著有權有勢的人跑,跟著“風向”跑,有時甚至成為人們想追逐、想熱衷的“時尚”。於是,勢利人的勢利這種種現象並不因為被人們鄙視、瞧不起而減少;相反地,“勢利眼人”的“勢利”做法(如投機取巧的政治鑽營)卻被社會“客觀上的強化”而得到了慫恿。於是,在過去政治決定一切的社會中,勢利人不是少了,而是變得多了起來。

此外,勢利的惡行還與我們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有關。勢利就是將“官勢權位”看得太重。為何會這樣?李庚辰先生認為:這“也許是我們民族某種久已成習的心理定勢:看重的是官勢權位,輕視的卻是科學文化”。當人們一心想功名利祿,一心想當官發財,一心想當士大夫時,怎能不崇拜權勢。所以世界著名學者費正清在分析過去的中國人時說:“在中國的情況下,普通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隻有走溝通官方這條門路。……就必須靠個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達到目標。這條道路基本上必須通過士紳,而不能繞開他們。”人們講究勢利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逐漸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將林彪的“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樣的“名言”流行起來(甚至成為人們的一種膜拜),決不是偶然的。

那麼,勢利人該怎麼辦呢?能勢利一輩子嗎?

我想,是決不能的,也是決不會的!

一個最最簡單的道理是:周圍的人並不傻。你可以因一時的勢利得意一陣子,決不會得意一輩子。一個人越是勢利,就越是將自己的麵目暴露出來,人們就會遠離你,躲開你,甚至當你的“勢利”太聞名以後,那些當官的人,也會害怕你——害怕自己一旦失勢以後,“勢利眼”的人來一個“反戈一擊”或“倒打一耙”,因而對你的奉承和巴結也會處處小心,處處設防。請問人一旦做到這一個份上,你還能勢利得起來嗎?

此外,一個人的心理也是會變化的。勢利人可能會被自己一時的勢利成功而興高采烈、得意忘形,但是,千萬莫忘掉,人還是一個需要感情來安慰的高級動物。當周圍的人,自己過去的親戚朋友一個個遠離你時,當你變得永遠是孤孤單單一個人時,難道不會感到靈魂的空虛、惆悵、悲哀嗎?當一個勢利人經常為這種心理侵襲時,他就有可能會自己產生改掉勢利的做法,然而到那時,似乎為時有點晚。因此與其晚改,倒不如早改。

必須看到,今後的社會隻能是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透明,一個人在社會上能不能得到發展,越來越需要自己的真才實學。如果說過去在計劃經濟體製、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中,勢利人的勢利做法還能有“市場”的話,那麼,在“市場經濟”的體製下,勢利人肯定會越來越不受歡迎,越來越被社會所淘汰。

最後,想請有這種勢利毛病的人讀一讀希臘政治學家伯裏克利說過的一句話:“我們結交朋友的方法是給他人以好處,而不是從他人方麵得到好處。”

這就是建立、改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原則。

而勢利的人呢?也許缺的就是這一點。

6、熱衷於內耗

因此,從曆史上看,中國具有內耗——“窩裏鬥”這一個“毛病”。因而盡管是“大一統”,內部卻是“一般散沙”,凝聚力極差。當然,誠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造成這“一盤散沙”的責任“並非在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新中國成立之後,照理來說,人民之間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了,引起內耗或“窩裏鬥”的根子應該說是消除了。但是,這一劣根性並沒有從根本上鏟除,它仍然在發揮它的影響,餘毒不能徹底消除。

此外,還有另一種性質的內耗發展起來了,即社會執行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過分地強調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過分強調了“修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鬥爭,過分強調了“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將幹部、知識分子和正直的人鬥得死去活來,中國社會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左”和右的問題,照樣在窩裏鬥個不停。

當然,這種內耗、這種“鬥”,不同於過去皇帝的宮庭後院、軍閥混戰之間的那種“鬥”。但是,從“大範圍”來說,它也屬於中國人(人民內部)之間的鬥,鬥得好無道理。所以,從外人來評價它也屬於“窩裏鬥”的範圍。

的確,這個“傳統”很難一下子消除。我多次去日本,結識了一些日本朋友,他們有許多中國學生,不止一位日本朋友對我說:“中國學生勤奮、聰明、能幹、吃苦耐勞,學習成績非常出眾,但是有一點不好,中國學生與中國學生之間不團結,喜歡在我麵前告狀,說對方的壞話,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很少有這個毛病。”

其實,這種情況又何止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發生呢?

因此,無論是從幾千年曆史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來說,或是從現實社會的耳濡目染來說,在我們社會中有一定數量的人是很喜歡內耗的,很喜歡“窩裏鬥”的。

那麼,喜歡內耗的人具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喜歡內耗的人往往是一些過分強調“原則”、“路線”的人,是一些對“左”字顯得比較有感情的人。

將階級鬥爭視作為“窩裏鬥”是絕對錯誤的。

“原則”、“路線”究竟要不要?當然要。所以誰如果違背了“四項基本原則”,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是一定要與它鬥的。依我們之愚見,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這一個基本點上其方向把握得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

但是,偏偏有些“理論家”們(別看他們信誓旦旦地聲稱自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人”)卻過於熱衷“原則”和“路線”,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會不會堅持”顯得“很不放心”,甚至“非常之擔憂”。於是,出於他們的一種理念,將“原則問題”提到了“絕對的高度”,將那些本來不屬於“原則”的社會現象都作為“原則”來考慮,所以特別喜歡搞“姓資”或“姓社”的爭論。

“左”是怎麼出來的呢?原因太複雜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左”就是出於某些理論家不切實際的、毫無必要的憂黨、憂國、憂民這一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