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才有鄧小平同誌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十一個字的教誨。
“左”比右好呢?還是右比“左”好呢?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荒唐。因為無需人們思考，都能尋找出問題的正確答案來的：“左”和右都不好。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左”了幾十年，“左”慣了，“左”成自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過去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受到“懲罰”的往往是因為右，而“得道升官”的卻是“左”，因此，無形之中人們變得很喜歡這個“左”字，特別鍾愛這個“左”字。為什麼?因為“‘左’帶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嚇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語)
在現實的中國，“左”是內耗、“窩裏鬥”的根子。又因為“左”能給一些人帶來不少的利益，如政治利益、社會利益，甚至是這些利益下的最後“副產品”：經濟利益等等。因此，一般喜歡“窩裏鬥”的人在政治上往往都是比較“左”的人，或是說是具有“左”傾立場的人。
第二，喜歡內耗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善於偽裝的人。
人，都是很聰明的、很精明的。誰都知道搞“窩裏鬥”不得人心，誰也不想背上搞“內耗”的惡名。然而為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些人不得不大搞內耗，大搞“窩裏鬥”。因此，這些人就像那些“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一樣，將自己最最陰暗的、見不得人的心理掩蓋、偽裝起來，竭盡欺騙之能事，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純粹的、高尚的正人君子。
最最常見的方法是“政治偽裝”，給自己塗上一層厚厚的“政治保護色彩”。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前，中國的“政治運動”、“政治鬥爭”和“政治批判”多得出奇，也很頻繁，很多人就是在這種“政治性內耗”中紛紛落馬，甚至喪失了做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因此中國人最怕的就是犯所謂的“政治錯誤”。
於是，喜歡內耗的人特別喜歡參加“政治運動”，將“原則”或“主義”作為“與人奮鬥”的理由，一下子就將對方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甚至讓他的“對手”“永世不得翻身”。
於是，這些喜歡內耗的人一個個都打扮得道貌岸然的樣子，明明自己對馬列主義一竅不通，甚至是在糟蹋馬列主義，然而卻將自己打扮成“主義”和“原則”的“捍衛者”；明明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比任何人都要嚴重，卻將對方批得狗血淋頭；明明自己持有不可告人的、陰暗的政治目的，他們說出的話卻總是那樣娓娓動聽，顯得那樣地高尚、純潔。
喜歡“窩裏鬥”的人就是最善於在政治運動、政治口號、政治標簽中偽裝的人。
第三，喜歡內耗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心胸狹窄、目光短淺、思想方法偏執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這樣一種人：別人越進步，他就越難受；別人越“發達”，他就越煩惱；別人越“紅火”，他就越嫉妒；別人越有好處，他就越忍受不了。總之，隻要人優他劣、人強他弱、人智他愚時，他就會感到一百個不舒服。
要問這究竟是為什麼?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就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盡管他人甚至一點都沒有損害到他的利益，他也會情不自禁地頻頻向他人發起“挑釁”或“進攻”：如諷刺挖苦，幸災樂禍，散布流言蜚語，造謠中傷，匿名誣告，千方百計想將對方拉下來，即使拉不下來，“暗地裏踹人一腳”也是好的，向對方頭上潑一碗“髒水”、“臭他”一下，對自己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平衡。
這是一種什麼心理?
這是一種守舊、保守、惡新的心理，心胸狹窄的心理，嫉妒的心理，思想方法偏執的心理，閉塞排他的心理，一種小市民的心理。
一般來說，喜歡內耗、窩裏鬥”的人都具有上述的人格特征。
第四，喜歡內耗的人往往都是善於“結幫拉夥”的人。
為了最後“鬥死”、“鬥垮”自己的對手，大搞“內耗”的人一般都是“結幫拉夥”的行家能手。為此，喜歡“窩裏鬥”的人一般要千方百計地尋找(投靠)自己的“後台”和“靠山”，也要物色與自己“誌同道合”的人，大搞“小圈圈”，形成一股子勢力。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炫耀自己的力量，壯大自己的“聲勢”，壓製不同的意見，最後將他人整垮、整死”。
因此凡是“窩裏鬥”嚴重的單位或群體，一般都是山頭林立，派係鬥爭嚴重，總是“一幫人”在與“另一幫人”在那兒明爭暗鬥。
而且，“內耗”嚴重的單位或群體一般都有“權力的因素”在起作用。有的是直接由“頭頭掛帥”，各拉一幫人進行殊死的搏鬥；有的則是在“頭頭”暗中支持下，互相拆台，使“小動作”；有的幹脆比“後台”的大小，以權勢壓人，以強壓弱，硬要將對方壓垮。
正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窩裏鬥”具有上述的特點，因此無論是對我們的國家、民族、群體(單位)和個人，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由於嚴重的內耗——“窩裏鬥”(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不僅大大地耗損了我們國家的“元氣”，而且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了一個又一個大好的發展機遇，因而使我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速度變得很慢。
由於嚴重的內耗、“窩裏鬥”，大大地降低了群體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因為“一般散沙”，人們無法在一起很好的工作，在這些群體中，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普遍不高，也無法調動，群體目標當然無法完成。
由於嚴重的內耗——“窩裏鬥”，大大地影響到了國民人格的健康發展。如果群體的成員是生活在“相互猜疑、彼此防備、嫉賢妒能、造謠中傷、派係林立、互相拆台、以權壓人、爭名奪利”這樣的群體中，那麼，群體成員的心態也很快會發生“異化”、扭曲，甚至達到變態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那麼，應該怎樣矯治人們喜歡內耗、“窩裏鬥”的這種惡疾、頑疾、痼疾呢?
(1)是從“頭頭”做起。
大凡“窩裏鬥”“熱鬧”的單位，一般都是單位的“頭頭”私心很重，而且比較熱衷於“窩裏鬥”。因為“頭頭”帶頭鬥，因此“窩裏鬥”就能鬥得起來。“頭頭”與“頭頭”之間互相鬥有以下這樣的規律。
當“一把手”與“二把手”領導水平都差不多，權力欲望比較旺盛、私心較重、個性都是“逞能型”時，容易彼此不服氣而相互鬥；
當“一把手”的能力比較低下、平庸、軟弱、湖塗，而“二三把手”又“比較地能幹”，又想“乘虛”而入，容易彼此相鬥；
當領導班子中有這麼一兩個“野心家”的時候，那麼，就會在“頭頭”之間滋事生非，原來不鬥的“頭頭”也會變得好鬥起來；
當上頭的“頭頭”的派係插手並試圖改變已有班子的力量的平衡時，原來不鬥的“頭頭”在上頭的“頭頭”慫恿下也會變得好鬥起來。
總之，隻要嚴肅處置班子裏的喜歡“窩裏鬥”的“頭頭”，就可以避免整個群體的“內耗”。
(2)要注意“小人”的“興風作浪”。
有的群體為什麼“內耗”嚴重，原因之一就在於在群體中總有這樣一些“小人”，使群體不得安寧。這些人目光短淺，心胸狹窄；自己不好好地工作，卻一個勁兒地挑剔他人的工作；隻願當主角，不願當配角，稍不滿足自己的私欲，就大鬧而特鬧，一副“攪屎棍”的樣子；他人一幹出點成績，就一腦子的不高興。於是，當麵不說，背後亂說，到處搬弄是非，挑撥離間。尤其是當群體的風氣不正時，如“頭頭”本身喜歡“結幫拉夥”或者獎懲不分、處事不公時，這幾個“小人”的能量就會得到充分的“發揮”。
一般來說，隻要注意群體本身的風氣建設，尤其是要注意那些喜歡“窩裏鬥”的“小人”的動向，隻要這些“小人”不“得誌”，那麼群體的“窩裏鬥”也就鬥不起來。
(3)是要提倡、鼓勵合理的、科學的競爭。
社會要發展，必須提倡合理的、科學的競爭。我們的民族特別需要對競爭有一個正確的態度。為此，在開放改革社會中，尤其需要與幾千年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還在那裏散發臭氣的閉關自守、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的落後社會心理作頑強的鬥爭。在我們的社會中不乏如下這樣的人：怕人家超過自己，怕他人有所發明創造，怕別人突飛猛進。一部分人靠自己的勞動先“富了起來”，就一百個看不慣，一千個不順心，一萬個難受和反感。於是就千方百計地與他們“耗”起來。因此，我們的社會一定要創造一個有利於競爭的社會心理環境。要在競爭麵前人人平等，要創造出讓優秀人才脫疑而出的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要保護、培養、相信、尊敬那些新型的、具有時代開拓精神的、在改革風浪中有實際作為的人。而對那些在背後專會打“小報告”的人，那些善於溜須拍馬的人，那些看風使舵的人，那些不辦實事的人，那些專靠整人起家的人，那些以謠言、流言蜚語來誹謗他人的人，不僅不能開放“市場”，而且要嚴厲批評，輿論譴責，從而真正形成文明大邦、改革開放社會的新風尚。
總之，隻要真正做到誰搞內耗、“窩裏鬥”，就讓誰下台；誰搞“內耗”，就讓誰不得人心。時間一長，即使那些喜歡搞內耗、“窩裏鬥”的人，也會變得不敢搞內耗、“窩裏鬥”了。
7、奴性
“一個人失卻了做人的骨氣，失卻了一個中國人的人格，那麼，他隻能像條狗那樣，見了主人就搖尾，見了百姓就咬人。”
梁啟超先生在1901年《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指出：“西國之民，無一人能淩人者，亦無一人被淩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淩於人之人，旋即同以為淩人之人，咄咄怪事。”
被梁先生喻為“咄咄怪事”的究竟是什麼?這就是奴性。那麼，是不是真像梁先生所說的那樣：“西國之民”無一人有此奴性的?我倒是不敢苟同的。但是，對梁先生根據他的觀察所作出的“吾國民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之結論，倒很有一番同感。
改革開放的社會，使“三資企業”得到了飛速地發展，中國的傳媒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到了這個一度為國人所羨慕、所向往的地方。
於是，一件件令國人寒心、痛心和震驚的“新聞”擺到了世人的麵前。
《婦女生活》以“今日‘包身工’”為題，詳細地揭露了福建石獅一合資企業如何殘忍地對待“中原打工妹”的血淋淋的事實。
《民主與法製》以“打工妹之死”為題，無情地揭露了一中外合資企業是如何濫用職權，侵犯工人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的事實。
當1994年11月19日，深圳一合資公司的一場大火無情地吞噬了被牢牢地緊鎖在鐵門裏82條女青工的生命之後，中國的主要新聞媒介立即迅速地報道了該企業“別出心裁”的野蠻的管理方式，是造成此類慘劇的主要原因。
同年12月6日的《勞動報》以較大的篇幅報道了上海東港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為了尋找一枚白金戒指，強行將31名男女工人脫去內外衣，遍搜內衣、內褲和胸罩的侵犯職工人身的事實。
最初之際，我們很懷疑我的眼睛是不是看錯了，因為在我們懂事之時就已聽到了曆史的巨人所發出的聲音：“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而且，自那一天起，差不多所有的中國人都“突然發現”自己一點都不比外國人“矮”多少，真的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而驕傲，真的懂得了什麼才是中國人的尊嚴，真的懂得了什麼叫人格和國格。
而且，我們還發現，用現在非常流行的時髦話來說，盡管當時的中國人很窮，生活水平很低，但是，活得很精神，很自在，很快活，很有誌氣，很有骨氣。
然而，到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在一天天地提高的90年代，到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好過起來的今天，居然在堂堂的社會主義中國出現了一些所謂誰都管不著、誰也管不了的“小飛地”，出現了這類如此嚴重漠視職工權益的、粗暴損害中國職工權益的“怪事”，難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嗎?
應該說，絕大多數“三資企業”的“洋老板”或“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老板”是遵紀守法的。通過外商，國外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現代管理方式源源流入和引進了我國，我國的生產今天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快的發展，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因此，他們也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中國人的尊重。
然而，也必須看到另外一些事實，即有那麼一些“洋人”和“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利潤，硬將中國人(大陸人)不當成人，采用的是一套極其野蠻的、極其落後的、極其不文明的管理方式，要打就打，要罵就罵，有的甚至將工人作為奴隸般地使喚。
當然，這類外商有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如果我們國內管理這些“三資企業”的管理者或“父母官”們能及時地幹預，一般來說，他們的膽子還不至於會那樣大、那樣黑，也許不會發生上述那樣的事情的，因為這畢竟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地上。
然而，這些事終於發生了，而且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有相當的一批。更使人迷惑不解的是：每一個這樣的“老板”身邊，就有一些或一批為虎作倀的“大陸人”，幫著他們新的“主人”一起來欺辱自己人。而且，更為可氣的是：每一件侵犯中國職工的政治權益、經濟權益，破壞我國的生態環境，甚至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件的背後，當地“父母官”並不是不知道、不了解，而是很明白、很清楚，隻是看見這些“外商”心裏就有點發怵、發毛。於是大開綠燈的有之，裝糊塗的有之，不敢管的有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有之，總之一句話，被根治了多年的奴性病又複發了，軟得要死、怕得要命。更為可氣的是：當有些中國人與這些不法外商打起官司來時，有的地方父母官竟一屁股坐到“外商”的身邊。
那麼，這些中國人究竟怎麼啦?
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某些中國人的“良知係統”出了大問題、大毛病：“患”了一種“病”，一種恐外、媚外、崇外的“軟骨症”。他們將這些“洋老板”看成是自己的“老板”，在他們麵前，就是站不起來，而且是“想站也站不起來”。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一些中國人變得奴性十足，患上了沒有骨氣的恐外、媚外、崇外的“軟骨症”呢?
一是起因於這類人自餒、自卑的心態。
潘光旦先生在1937年《民族性格與民族衛生》一文中指出：“西化東漸以後，……和別人幾番較量的結果，我們發現不但武力不如人，文化的能不能終操勝算，也就成了問題。於是於實際的虛弱之上，又加添了一種精神上的自餒。目前民族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自餒的心理。”
潘先生的這段話很有啟發。一般來說，凡自餒者的民族其自尊心極差。這類人一葉障目，將中國在曆史發展過程中所處的“暫時的落後現象”看作是“永久性的、不可改變的現象”。對待外賓或“外商”，總是搞“禮不下庶人”那一套。總認為中國太落後、太不行，中國人的智商太低、太無能，總認為“洋人”是“高人一等”的。總認為那些吃過“洋麵包”的“華人老板”是“高人一等”的，這類人從心底裏就自餒起來，不僅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甚至在自己內心深處還直埋怨自己為什麼是大陸的中國人。
這類人出於自餒心理的作怪，就像魯迅先生在1925年所寫的文章《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可惜中國人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改革開放本應使中國人越來越自信，越來越自豪。遺憾的是，在一些“中國人”身上奴性病複發了，在自餒、自卑、崇洋懼外的心態作怪下，有的“中國人”(“監工”)，對待那些毫無反抗力的“打工妹”——一些來自農村的弱綿羊，隻要“洋老板”一使眼色，一下令，就凶相畢露，棍棒齊下，簡直就是一個“惡奴”樣；而對待那些“凶獸”(“洋老板”或“華人老板”)呢，則“顯羊相”了。
二是被美元、港幣和鈔票“蒙”住了眼睛。
有的人在過去的確是有過一段“光榮曆史”的，在洋人的“洋槍、洋炮”麵前，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大無畏的精神，很有中國人的骨氣。然而，在新的曆史時期，卻經不住大把大把花花綠綠的美元、港幣和人民幣的誘惑，乖乖地就做了俘虜。
當這些人的原來“癟塌塌的口袋”被他們的“洋老板”或“外商”塞得鼓鼓的之後，當這些原來“瘦枯枯的人”變成“行動極為不便的大腹便便的人”之後，當這些原來連一個“洋文都不識”變成滿口的“哈伊、哈伊”之後，這些人的立場、觀點和感情便“自然而然”地移向他們的“洋老板”了。
譬如，當不幸死亡的“打工妹”所在地的幹部前往該中外合資企業伸張正義時，該地的“父母官”——司法人員、派出所和特警人員不僅不為受害者訴冤，反而以暴力手段對他進行威脅，甚至還反過來將為已死的“打工妹”打抱不平的人抓起來，送到監獄。這樣一來，那些港方老板的氣焰頓時囂張起來，公然揚言：“我要把你們送到香港黑社會手裏，讓他們來收拾你們!”氣焰是何等的囂張!態度是何等惡劣啊!哪將共產黨的法律放在眼裏?!
三是缺少一點辯證法。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目前還是很窮的，的確很需要“洋人”和“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前來大陸投資，前來創辦各種企業，正因為如此，我國才製訂了許多優惠政策，以更好地吸引外資。目前“三資企業”在我國蓬勃發展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有的“中國人”卻走上了認識上的歧途。他們認識不到外商投資利益的“雙向性”：即沒有一定的利潤或很大的利潤，這些“洋人”或“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是決不會前來投資的(不能說這樣的人一個都沒有)，決不是一種“無償的恩賜”。他們也認識不到對洋人和“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的投資，我們是歡迎的，是感謝的。但是，這要有一個重要前提：決不喪失中國人的基本權益，決不喪失中國人的人格。
正因為“有的中國人”認識不到這一點，所以該說的就不敢說，該管的也就不敢管，有的甚至反過來為“洋人”辯解。譬如，當有的人對“洋老板”使用“上廁卡”(員工上廁打卡，隻限五分鍾，超時罰款)提出異議時，有的“父母官”竟將此作為“先進的管理經驗”來對待，甚至對那些提出異議的人還說：“有什麼想不開的，不這樣嚴加管束，怎麼賺大錢?不讓人家賺大錢，怎麼吸引外資?沒看過日本的《野麥嶺》嗎?比起它來，這算什麼?說來說去，你腦筋還沒換過來。”
這真是豈有此理的邏輯!
的確，在最初之際，有的外商的“膽子”還不是很大的，他們也還是在試探著，然而當他們看到與他們打交道的中方“父母官”的管理水平居然是這等水平，居然表現出這等的“寬宏大度”，居然這等奴性，資本家固有的一種貪婪、剝削的本性就徹底暴露出來了，也就愈發得寸進尺了。
四是不肯研究“三資企業”中出現的新情況或新問題。
因為我們的社會有輕視知識的“傳統”，因此，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批判的是“理論脫離實踐”的傾向。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另一種傾向卻是廣泛存在的：即“實踐拒絕理論”。有許多人隻習慣於自己的經驗主義那一套，而不喜歡研究新問題、新情況。
對我們來說，“三資企業”是一種全新的、很不熟悉的東西，而對於那些“洋人”或“不是生活在大陸的華人”呢?因為有了一二百年的實踐，不僅有豐富的經驗，而且將市場經濟的那一套“玩”得很爛熟的。他們很熟悉我們國家的“國情”，也很清楚有的中國人的“民情”，更了解我們不健全法律的“空子”究竟在哪兒。
鑒於中外之間實際存在著的差距，使某些“老板”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慣例，放心大膽地采用資本主義早期所使用的那種野蠻的、原始的管理方式。有的“洋老板”很是不以為然地說：“工人偷懶，不用棍棒怎麼能行呢?”而我們的“地方官”呢”有的是不熟悉情況不敢管，有的則是怕管多了將“外商”嚇跑了，地方經濟起飛不了……於是，就幹脆采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眼睜睜地看著某些“外商”去欺壓同胞，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利益受損。
當前，患上此類“軟骨症”的人的確是少數，然而其後果卻是很嚴重的。
而且如果不及時“治療”這種喪失國格、人格的“軟骨症”，讓它像瘟疫似地發展起來，後果恐怕更為不堪設想。
因此，依愚下之見，對此類的奴性，此類的“軟骨症”，應該早治、快治，要從根子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