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關於社會性格的跨文化研究
1、問題的提出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社會進入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社會新型期，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對外開放的影響使得人們的觀念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因此，強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何成功塑造“走向21世紀中國人的健康社會性格”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課題正擺在我們廣大心理學工作者的麵前。
2、社會性格的概念以及國內外的相關研究
本世紀40年代，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埃利希、弗洛姆(Eric、Fromm,1990～１９８０)率先提出“社會性格”(Socialcharacter)這一概念以解釋社會人群的思維觀念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這一現象，他將社會性格定義為：“團體的每一個份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結構，是一個團體大多數人性格結構的基本核心。”其後又有人相繼提出了基本人格類型、現代性人格、社區性格等諸多概念，但都與弗洛姆所謂社會性格概念或相通、或相容。
通過對社會性格概念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六個特征，分別是普遍性、時代性、中介性、演變性以及整體性，並將社會性格定義為：“在一定社會結構中的大多數人為了適應社會條件的需要而共同具有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傾向及其行為習慣方式。”
3、本研究目的與意義
知識經濟的來臨與改革開放的深化將當代中國推入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時期，外來文化的衝擊、觀念意識的變化正促使人們的社會性格隨之轉變。因此，如何動態有效地把握這一變遷的軌跡便成為我們思考與關注的焦點。在文化差異的層麵上，對社會性格進行跨文化研究，因其獨特的視角而成為我們研究的最佳切入點。鑒於中國、日韓與歐美三者文化之間所呈現的差異階梯性，我們選擇了日韓、歐美的參照樣本，與當代中國人的社會性格進行比較研究，希望獲得在不同文化傳統背景下社會性格構成的差異及其變化趨熱，相信對於跨世紀中國人健康社會性格的塑造會具有特殊意義。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在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當代人的社會性格進行了較為係統的研究。我們根據文獻所提出的社會性格內涵和初步開放式問卷的結果進行取舍，自編量表對社會性格內涵體係進行調研，在對數據因素分析後，取得了關於社會性格的八個主要因素，分別是集體主義、獨立性、依存性、忠信感、權勢性、個人主義、支配性以及安定感。上述八個因素的劃分與弗洛姆、英克爾斯等人的對於社會性格的分類有所異同，與國內學者李江濤和朱秉衡所提出的現代人格模式也非完全類同，相信這一劃分將為今後的相關研究提供新的參考。
2、性別與國別特征對於社會性格八因素的影響
性別、國別以及兩者交互作用在社會性格八因素上的差異分析顯示：
(1)在集體主義方麵，不同國別被試間所具有的極顯著差異，顯然是由不同的文化體製所致，東方文化比西方文明更強調情感道德、家庭意識與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同時，社會主義中國則比資本主義日韓更倡導平等節儉、樸實無華的生活方式。
(2)在獨立性方麵，文化傳統使得男性比女性更具有獨立自信、創造進取與自我發展的精神；同時，也使得歐美、中國與日韓被試呈現出極顯著的梯級差異。
(3)在依存性方麵，傳統文化使女性比男性更易感無助、具有危機感；另一方麵，東方文化“含蓄內斂”的特征亦使中國與日韓被試較歐美被試依存性為高，同時，當代中國社會由於經濟轉型所引發的就業高風險使得中國被試較日韓被試具有更強的危機感。並且，國別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4)在忠信感方麵，由於文化的差異，歐美被試更強調忠實守信的觀念，而業已西化的日韓被試則較中國被試更接受這一觀念，三者之間呈極顯著差異。
(5)在權勢性方麵，由於文化傳統與社會地位的差異，女性較男性而言，更相信權威、追求金錢、注重實利。並且，性別與國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6)在個人主義方麵，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使得中國被試在尋求時尚、追求享受上與日韓、歐美被試未呈現顯著性差異。
(7)在支配性方麵，文化傳統與社會地位的差異，使得性別與國別的交互作用顯著。
(8)在安定感方麵，由於社會生活水準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富足的物質生活與較高的生存質量使得歐美被試較中國與日韓被試更具安定感，而國內長期穩定的政治局麵又使中國被試較日韓被試更具安定感。
三、結論
(1)通過主成份分析可知，當代人社會性格體係是由八個因素構成，分別是：集體主義、獨立性、依存性、忠信感、權勢性、個人主義、支配性與安定感，表明當代人社會性格內涵有其特定的心理特征指標體係。
(2)通過性別在八因素上的方差分析表明，由於社會傳統的差異，性別對社會性格有影響，主要表現在男性的獨立性更強，而女性的依存性與權勢性更強。
(3)通過國別在八因素上的方差分析表明，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國別對社會性格有影響，主要表現在集體主義、獨立性、依存性、忠信感與安定感五個方麵，中國、日韓與歐美被試之間體現出跨文化差異性。
(4)通過性別與國別的交互作用在八因素上的方差分析表明，由於文化與傳統的雙重作用，性別與國別的交互作用對社會性格有影響，主要表現在依存性、權勢性與支配性三個方麵。
第二節 中國人性格研究
性格是在一定素質的基礎上，通過個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環境對性格形成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定的社會環境是一定的國家或民族長期社會發展的延續，是這個國家或民族曆史發展的特定階段。處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的人隻能在先輩奠定的物質和精神基礎上開始活動，在這種活動中形成的性格，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們所屬的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曆史發展的影響，使性格打上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烙印，而每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道路不盡相同，因而性格具有國家或民族特色。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具有光輝燦爛的文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人注意觀察人們的性格，並總結出一些了解性格的有效經驗。到了近代，西方的科學超過了中國。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五十年代後，也向蘇聯學習。在心理學方麵，不僅學習國外的理論，也學習研究方法。近年來，中國一些心理學工作者，在學習國外特別是西方心理學的基礎上，也運用西方的研究工具來研究中國人的性格。在學習的初級階段，仿效或借用難以避免。但是，正如楊國樞先生所言：“用世界性的類型與學說的一般性研究，無論如何認真實施，總不可能闡明作為一個文化群體的中國人的、獨一無二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人格特征”。“在所有這樣的研究中，研究者用的都是從西方文化發展的和標準化了的工具而施測於中國人樣本。像這樣的研究實踐被貝利(1969)稱之為‘騙人的共同性’，被特裏安底斯(1972)稱之為‘假性普遍’，這意味它將過去在一種文化中的研究取得的分類、變量、概念或學說強加給另一種文化中的人的行為。這種研究可以名之為‘加倍騙人的共同性的’研究，根據貝利(1979)的看法，這是跨文化研究最壞的一種”。現在，中國的心理學已有了一定的基礎，我們要在繼續學習國外一些有價值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努力形成中國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以便更真實、更深入地研究中國人的心理，並為國際心理學做出中國心理學家特有的貢獻。這當然是一項非常艱巨複雜的任務。但中國說得好：“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實際上，已經有一些中國心理學家在致力於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提倡“國產”的心理學概念和理論。我們讚賞這種研究方向，並且深信，隻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總有一天，帶有中國標記和特色的心理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定將出現在國際心理學的舞台上。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不揣冒昧，不避孤陋，將我們對性格的千慮之一得，提出就教於同仁，期作借箭之靶，願成引玉之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