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遺傳因素、自然環境、社會條件與性格
遺傳因素對性格的某些方麵確有影響。比如情緒特征看來就與神經類型的遺傳特性有關。但是，遺傳與性格的確切關係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證明，在可預見的將來，要確切證明二者的關係也不容易。在實際生活中，相反的證明，即性格主要受外界環境和個人經曆影響的證明倒很多。即使是受遺傳因素影響較為明顯的某些性格成分，也不是孤立發生作用的。比如情緒特征，就和個人的生活目標、對待事物的態度以及認知特點緊密相聯。一個情緒易被激活而且反應強烈的人，並非任何情境任何刺激都會引起他的情緒反應。情緒反應是否產生，產生什麼樣的情緒，要隨刺激的性質、刺激與人的關係以及個人對這種性質和關係的認識而定。從應用的角度講，性格研究如果過多地強調遺傳因素，並沒有多少應用價值，有時甚至有害。因為遺傳不是個人自選的，何況至今也沒有更多遺傳決定性格的令人信服的證據。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更重視環境和個人活動對性格的影響。我們並不完全否認遺傳因素的作用，但在我們看來，遺傳與性格的關係留給生理心理學和遺傳學去研究更為適當。
自然環境有不同的含義，我們指的是地理、氣候、生態等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體外自然條件。這些條件對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生活在不同地理條件下的同一民族，性格有一定差異，生活在同一地理條件下的不同民族，性格有某些共同點。外部自然條件有的是相對直接地影響性格的。邊遠山區的兒童一般具有勤勞、刻苦、勇敢、堅韌、獨立等特點，因為他們從小就要協助家庭和困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要獨立承擔一定的勞動任務。有些自然條件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環境又影響了人們的性格。雲南西北部有一個鄉，四麵崇山峻嶺，交通險阻，從前受外界的影響較小，社會發展緩慢，原始社會的遺跡保留的時間很長，母係家庭一直延續到本世紀70年代，封建領主製度從13世紀建立，到20世紀50年代方告結束。這個地方的土著民族兒童，不分男女都尊重長輩女性，特別是長輩女性中的大姐，尊重舅父，不知道父親，即使知道也不相認，不存在伊底普斯情結。相互團結平等，都不願和別人爭吵，不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愛護公物。這些特點都可以從社會條件中找到原因，而這個地方之所以能長期保留這樣特殊的社會條件，又和自然條件特殊有一定關聯。
在遺傳、自然、社會這三種因素中，我們更重視社會因素對性格的影響。人是社會化的動物，一生下來就不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必然要處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生活和活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離開社會，個人難以生存。就是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也很難離開社會的中介。在社會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個人根據自己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結合自身的需要，確定或長或短，或遠或近的生活目標。在為實現生活目標而進行的活動中，人不僅和物發生關係，還要和人發生關係，在與人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中去作用於物。通過活動，人不斷發展或改變著社會關係，加深著對外界的認識，並根據新的條件和認識確定新的目標，采取新的行動。人的性格，就是在這樣一種活動過程中留下的心理印記，因此社會因素對性格形成有決定性意義。
在關於性格結構的構想中，我們把生活旨趣和態度特征看成是相互聯係的具有核心意義的兩個性格因素，它們從根本上決定著人的性格特征，並對其餘因素起著製約和調節作用。生活旨趣是生活目標的體現，生活目標與理想、人生觀、世界觀緊密相聯。態度特征則反應著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信念。這些都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並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在同一社會條件下，人們生活於不同的家庭，受著不同的教育，進行著不同的活動，有不同的遭遇和經曆。這些社會因素都對性格有直接而具體的影響。因而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條件下人們的性格，既有共同點，又有個別差異。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製定的研究方法，內容側重於社會方麵，也涉及部份自然條件。
5、意識與潛意識
研究性格應側重於意識還是潛意識，還是二者並重?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弄清概念的含義。“意識”的含義是清楚的，“潛意識”則不然。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潛意識”有時是“無意識”的同義語，有時被劃為“無意識”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為了和另一組成部分即“前意識”相區別，他又給“潛意識”起了個名字，叫“伊底”。按弗洛伊德的說法，“前意識”是潛隱的，不難轉變而成為意識的材料。“潛意識”要轉變成意識則十分艱難，甚至不可能。弗洛伊德認為，自我和超我的大部分，事實上常常是潛意識的。但是他又說，自我代表理性和審慎，超我是一切道德限製的代表，是自我理想的代表。顯而易見，理性和審慎、道德限製、自我理想等應屬意識範疇。由此看來，弗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含義，共同點是處在意識之外。
與弗洛伊德相反，我們把“潛意識”看作是意識的組成部分，是潛伏著的，處在儲備狀態中的意識。人在生活過程中，經曆過許多事物，積累著許多經驗，學會一定的知識技能。經驗的積累，知識技能的掌握，非通過意識不可。知識、技能、經驗是“意識閾”以上的心理現象，是意識。有些高度熟練，已經自動化了的技能，如走路，使用筷子或刀叉進食，執筆寫字等，應用時意識參與的成分很少，學習時則需意識積極參加。有些並非主動學習，而是偶然地、通過不隨意注意和不隨意記憶而獲得的印象，也需要通過意識，為人覺察，印象才能產生。已經獲得的知識、經驗、印象、技能等，不可避免地要在大腦皮層上留下痕跡，通過信息加工而儲存起來，以備需要時提取。而人在特定時刻麵臨著特定的任務和問題，隻需要提取與完成任務、解決問題有關的那部分信息，其餘部分仍處在儲備狀態，儲存在記憶庫中，並未消失，隨時需要都可應召而來。它們與被提取出來的信息之間並沒有確定的界限，被提取與否，決定於人的需要。我們把某一特定時刻被提取出來的信息叫做“中心意識”，未被提取而繼續儲存的信息叫做“潛意識”。中心意識和潛意識都在意識範圍之內，或者說，在“意識域”內。這兩種意識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隨人麵臨的問題和任務而變化，常常互易其位，在此時此刻地為中心意識者，時過境遷可能成為潛意識，而原來潛意識中的一部分成了中心意識。比如：當一個中學生在做數學作業時，與他做作業有關的那一部分數學知識是中心意識，其餘的知識經驗、技能等都處在儲備狀態，是潛意識。一小時後，他改做外語作業，這時，有關的外語知識、技能被提取出來供作業之需，這部分知識技能由潛意識轉為中心意識，而原來處在中心位置的數學知識則轉入潛意識的行列。在這裏，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使用了三個基本概念：意識域、中心意識和潛意識。
我們所說的“意識域”和赫爾巴特的“意識閾”有所不同。赫爾巴特提出“意識閾”這個概念，窺其原意，是要對處於被抑製狀態的觀念和現實狀態的觀念做出區分。赫爾巴特認為，被抑製的觀念並未完全消滅，隻是在與其他觀念的對抗中作了“退讓”，退而以一種趨勢的狀態繼續存在。既然如此，這種在觀念鬥爭中敗退的觀念就不會改變其意識的性質，改變了的隻是存在狀態。可是，他為了區分這兩種不同狀態下的意識而使用了與閾限相聯的詞，卻把不幸敗退而被抑製的觀念貶到意識之下，改變意識性質而成了無意識。使用“意識閾”這個術語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但這種結論與赫爾巴特關於兩種不同狀態的觀念的論點不相協調。新概念的應用扭曲了自己的原意。因此我們認為“意識閾”這個有價值的術語，比較適於區分像萊布尼茲所說的“微覺”和“統覺”那類現象，卻不宜用來劃分不同狀態下的意識。
我們用“意識域”作為意識與非意識的界線，重點是要說明，任何心理過程，隻要曾經超過“意識閾”達到意識水平，並且仍然繼續存在，就都屬於意識領域，處在“意識域”內。“意識域”內的心理，包括我們所說的中心意識和潛意識，赫爾巴特所說的現實觀念和被抑製的觀念，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自我和前意識。“意識域”和“意識閾”既有區別，又有聯係。“意識域”強調範圍或領域，“意識閾”是指限度或閾限，凡超過“意識閾”而成為意識並且繼續保持著的，都屬意識範圍。在“意識域”內，隻有達不到意識閾或雖曾達到但已消失了的才在意識域外。弗洛伊德的概念混亂，就在於他把根本達不到的“意識閾”的東西和在特定時刻不是中心意識的東西混在一起，或者視為同一，所以才會所自我和超我說成大部分是潛意識的。
根據上述理解，我們認為潛意識是影響性格的重要因素。要了解潛意識，需要從不同的生活側麵去觀察和測試，因為情境和條件不同，潛意識中就有不同的成分轉變成中心意識而易被人所覺察，變換情境是探測潛意識的手段，所以我們在問卷中列入了比較多的典型情境和典型反應。
至於達不到“意識閾”的心理，在我們看來是真正的無意識。無意識不管怎麼像一口沸騰的大鍋，隻要它超不過“意識閾”這道線，上升不到意識水平，就不能為人所覺察，就不可能促使人去行動。有些偶然現象，如“舌誤”之類，被弗洛伊德看作是“無意識”起作用的證據，但這類“無意識”，實際正是我們所說的“潛意識”。把許多諸如此類的偶然現象聯係起來，確可提供線索，幫助我們發現必然，了解潛意識中影響行為和性格的成分。因此在性格研究中，不能忽視這類偶然的，似乎是“無意識”的細節。還有一些材料，如夢境陳述、自由聯想之類，有時也能提供某種線索或佐證，可供參考，但不能作為證據。因為這類材料的主觀隨意性較大，據此而作出關於性格的結論難以保證研究的客觀性，所以我們不準備采用投射技術，也不準備對“無意識”作無根據的推測。
四、《中國學生性格問卷》的編製
根據我們對性格的理解，我們試圖尋找一種既能體現我們的理論構思，又切合中國實際，並且能在中國城鄉和民族地區使用的性格研究方法。中國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僅選城市樣本明顯有偏。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偉大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和融合，各少數民族已程度不等地吸收了漢族文化，但也程度不等地保留著自己的特點；而在漢族文化中，也吸收並包含了一部分少數民族的文化因素。談中國人而不包括中國的少數民族是不全麵、不公正的。研究少數民族的性格，不僅有利於認識中國人和組成中國人的單一民族性格的共同性和內部的差異性，有利於促進民族團結和共同進步，還有利於從跨文化的角度檢驗已有的理論和方法。
在現有的性格研究方法中，性格測量確有許多優點，是我們準備采用的方法之一。但性格測量問卷的編製難度很大。特別是中國境域遼闊，人口眾多，發展又極不平衡，要編出一分能在中國各地各民族中使用的問卷更為不易，但沒有量表就無法進行測量。我們查閱了經過中國人修訂的幾分外國問卷，主要是卡特爾16PF測驗、EPQ和MMPI，雖然感到其中有些思路和方法是可以借鑒和吸收的，但又深感不能照搬。首先是我們不大讚同卡特樂和艾森克的理論，而理論正是他們的問卷賴以製定的基石，MMPI雖無理論框架，但使用目的和施測對象和我們有很大不同。其次，這些量表雖然經過中國人修訂，但仍有一些內容不符合中國實際，特別是脫離中國農村和民族地區實際。即使把這些地方通通改掉，也改變不了量表製作者的指導思想和所處的文化背景。最後，我們覺得這些量表要求作出的回答過於簡單絕對，長常是非此即彼，是或不是，或者中間再加一個模糊答案：“不知道”、“不確定”、“不一定”、“介於二者之間”。實際上，人對問題的回答，除了是、否兩極之外，可能還有一係列中間過渡狀態。非是即否的答案，恐難反映性格的複雜內容和真實狀況。從“不確定”、“不一定”之類的答案中獲得的信息，因為本身就不確定，恐怕也很難據此作出確定的分析，得出確定的結論。總之，我們認為一種心理測量工具是一定文化條件下的文化產品，必然要受產地的文化影響，特別是性格測量工具，因為其中包含有世界觀、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成分，所受的影響更大。把一種文化條件下產生的性格測量工具“原裝”或“部分改裝”地用於另一種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強加，測不出被強加者的真實性格，也反映不出不同文化條件下人們的性格差異，人們從測量結果中所能看到的隻是西方性格模式在不同文化條件下的測量數據，最終隻能證明西方性格模式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性，而這正是西方有見識的學者所稱的“騙人的共同性”或“假性普遍”。
當然這並不是說，各種文化條件下人們的性格各自特殊，沒有共同之點，也不是說在一種文化條件下編製的性格測量工具在另一種文化條件下就沒有價值。我們在前麵已經談過我們對性格特殊性與共同性的看法。我們並不否認不同文化條件下人們性格的共同性。既然存在著性格的共同性，一種文化條件下的人就可以也應該引進、借鑒其他文化條件下產生的性格量表，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但在借鑒和吸取的同時，又不應該忘記自身文化的特殊性。
由於不能照搬，隻好自己動手，所以，我們在參考國外性格量表的基礎上，編製了一份《中國學生性格問卷》，使用範圍限於中學和小學高年級，選擇這個年齡段，一方麵是希望有助於從小培養兒童健康的性格，另一方麵是這個年齡段性格量表編製的難度更大，突破了這個難點，就為編製成人量表開辟了道路。這分問卷的編製經過以下步驟：
第一步，確定性格結構，以便明確我們所要測量的性格究竟是什麼，包含哪些成分。在確定性格結構時，我們力求既能全麵反映中國學生的性格特點，又不要過於龐雜煩瑣，既要能抓住本質特征，又要能具體操作。
第二步，對特質進行分析。分析特質第一是看分屬各集質的特質是否確能反映或說明其所屬的集質。第二是逐一檢查各個特質，視其能否進行具體操作，並嚐試對每一特質下一個操作性定義；第三是檢查每一特質的內在一致性，盡可能使每一特質隻包含一個心理成分。第四是確定每一特質維度的分段。如前所述，我們把每一特質看成是包括正反兩極在內的連續體。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這個連續體究竟應分為幾段?或者說，在一條特質維度線上應有幾個刻度。我們不讚成隻有正反兩極，也不讚成在兩極中間加一個中點。因為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反應恰好處在中點的情況是不多的，總要或多或少有一點傾向性。我們還認為，允許被試作出模棱兩可、模糊不明的回答或選擇是不可取的，因為，在實際測施過程中，有些被試出自某種原因，可能對某些問題不願作出明確回答，在這種情況下，“不知道”、“不確定”、“不一定”等模糊的中性選擇就是他們最好的避風港。這類回答的數量越多，收集到的信息的意義就越小。為了避免被試作出中性選擇，我們排除了對特質維度的奇數分段，因為奇數必有中點。但是這樣做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問卷題目必須是被試熟悉的、常見的，對情境和反應他們都沒有理由作出“不知道”或“不確定”的答案。奇數分段排除之後，偶數又分成幾段?可供選擇的有4、6、8段。我們覺得，特質維度如果分段過多過細，表麵看來似乎更加精確、科學，實則容易脫離實際。而且，特質分段越多，問卷編製和材料整理的難度越大，被試的負擔也越重，所以我們把每一特質維度分為四段，兩極各兩段。最後是給每一特質及其兩極命名。命名時，我們盡量使用中國人熟悉的常用漢語詞彙。
第三步是為每一特質選擇典型情境中的典型反應。我們根據平時對中小學生情況的了解，為每一特質選擇了若幹典型情境，每一情境按特質的四個分段選擇了四種典型反應，每種反應都用一個陳述句表述。我們力求使這些情境和反應包括與特質有關的不同領域，以便更全麵地測查我們希望了解的特質。在題目編製過程中，我們幾次邀請了城市、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的一部分校長、教師座談，征求意見。這些校長和教師實際經驗豐富，又有教育學和心理學素養，他們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信息、意見和建議。
第四步，預測，並在預測的基礎上對問卷初稿進行修訂。在初稿中，每一特質之下一般有8—10個情境。根據預測結果，經過修改和調整，每一特質之下的典型情境統一定為7個，每個典型情境有四種典型反應。這樣就構成了包括168種典型情境，672種典型反應的性格問卷，用於測定中國學生性格的五個集質中的24個特質。
第五步，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再測信度係數達到國際通行標準，比有的著名量表的信度係數高，特質之間的相關與構想比較一致，結構效度令人滿意。效標效度是以班主任的評定為效標，班主任較易了解的那一部分特質，效度係數較高，難於了解的係數偏低，二者大體各占一半。由於可靠的效標難以找到，一些國際著名的性格量表多沒有這個指標，我們隻不過是作了一次試探。
在問卷編製過程中，我們盡力貫徹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我們先在總結實際經驗和現有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逐步醞釀形成了理論框架，再把理論框架逐層分解，具體化為中國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情境和經常可以觀察得到的反應。這些情境和反應全部來自中國中小學生的實際，因此問卷就具有了中國的理論，中國的內容，中國的語言，反映了中國的文化背景和中國中小學生的實際生活。
我們認為，在性格研究中，測量是一種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當然單靠測量是不夠的，問卷測量必須與個案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相結合。但當前困難的主要方麵還在於我們沒有一份中國人自己的性格量表。越是深入農村和民族地區，我們就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自己編製的、能反映中國文化背景和現實生活的性格量表的迫切需要。形勢促使我們朝這個方向走出了第一步。初生之物，其形必醜。第一步的成果不可能是完善的。我們真誠地期待著批評、指正和幫助，我們深信，通過中國心理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炎黃子孫定能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心理學研究道路。
第三節 中國學生性格問卷
性格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高度複雜的研究領域，也是國內心理學研究中長期以來的一個薄弱環節。原因是多方麵的，但缺乏適當的研究工具和評價技術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我國心理學工作者先後從西方國家引進並修訂了一批國際公認較好的有關性格方麵的量表，對研究中國人的性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使用的結果表明，這些從西方文化背景出發設計的性格問卷，雖經國內專家精心修訂，仍然存在著諸多不足：(1)編製問卷的理論體係形成於西方文化背景，問卷編製者對性格內涵的界定、對性格包含的具體內容、對性格形成的因素的解釋無不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價值體係、文化傳統和編製者個人世界觀的影響。很難用這樣的理論觀點去解釋對中國人的測驗結果。(2)問卷題目的內容來自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人的生活情境，測驗結果反映的是西方人的行為特征。在這方麵，國內的修訂工作隻能更換題目中的個別詞彙，或刪改個別題目，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問卷內容的西方文化性質。用這樣的問卷題目去測定中國人的性格，可能測不出中國人性格中最重要、最獨特的特征。(3)西方國家學者編製性格問卷題目時，大多采用“是——否”式或“是——否——不確定”式。“是——否”式的思想方法是非此即彼，這顯然排除了各種不同程度的中間狀態；“是——否——不確定”式看起來克服了非此即彼的缺陷，實際上“不確定”的答案是模棱兩可的答案，遠不能反應性格的各種中間狀態。用這樣的問卷去測人的性格，難免將高度複雜的性格作出簡單化的或模糊不清的解釋。(4)國內在引進修訂這些問卷時，主要著眼於國內城市情況，常模樣本也隻限於城市。若將修訂後的問卷用於廣大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會碰到更多的困難，測驗結果的真實性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對性格這一高難度的研究領域從理論構思上和研究技術上作了初步的但較為係統的探索，初步編製了《中國學生性格問卷》(11—18歲)，希望能夠在研究我國城鄉各民族學生的性格發展和培養學生健康性格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並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完善。理論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