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山西人性格
一、問題的提出
社區性格，是一個國家中某一特定的社會區域內聚居著的各種群體或絕大多數人所顯示出一種共同的、比較穩定的對現實的態度傾向，和與之相適應的習慣化行為方式。山西人性格，即是指在山西這個特定區域居著的各種群體或絕大多數人的社區性格。社區性格和個人性格的差異在於，它“是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的性格”，“個人性格是隨著個體生命的結束而終止的，而社區性格則伴隨著社區文化觀念積澱下來，並借助傳統的力量傳遞下去，從而代代沿襲，具有很強的延續性”，“社區性格對於個人性格具有一種社會約束力和同化力”。因此說，山西人性格就是指那種為大多數山西人所共有的，且具有曆史延續性的，對每一個山西人都有一種社會約束力和同化力的性格特質。
研究山西人性格是研究中華民族國民性的一個重要部分。山西，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曆史悠久，文化發達，因此，研究山西人性格，在某種意義上更能代表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國民性。其次，它也是研究三晉文化，發展山西經濟，興晉富民的必然要求。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光緒《山西通誌、風土記》載：“夫山西，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之外蔽，而句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形成了鮮明且富有特色的自然環境。再加上自周初定晉以來，曆經諸朝代，也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文化。在這種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山西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特有的性格特質。而了解、研究山西人這些典型的性格特質無論是對發展山西的經濟，還是發展山西的文化以及對山西的人才開發利用，都是大有裨益的。
關於社區性格的研究，國內國外都曾有之。它是包括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以及文化人類學家在內共同研究、共同探討的課題。但是，目前在國內，以省、市為社區來進行性格研究的文章還很少，本文試圖對山西人性格作較全麵的探研。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訪談法和文獻法。
(一)訪談法。通過與不同層次、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山西人或外省對山西了解較多的人進行座談、討論，了解他們對山西人的看法。
(二)文獻法。1、古籍縣誌類。搜集山西省古籍縣誌如《長子縣誌》、《黎城縣誌》、《懷仁縣誌》、《天鎮縣誌》、《沁源縣誌》、《祝誌、汾西》、《穆誌、交城》、《古誌、忻州》、《祝誌、芮城》、《祝誌、絳縣》等70部。2、山西近代史實(特別是山西革命鬥爭史)類。搜集到研究山西近代史實的文章40篇，其中包括重大曆史事件記載、革命回憶錄、人物傳記，如《沁源人民的反占領鬥爭》(蔡愛卿)、《續範亭與西湖》(仲向平)、《祁縣喬家在包頭的複字號》(劉靜心)、《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李華)、《王光烈士傳略》(張福增)等。3、民俗類。搜集專門研究山西省民俗事象的文章30篇，如《壯哉，山西鑼鼓》(韓起祥等)、《論民俗活動中的神仙信仰》(鄭大有)、《潞安地區婚喪製度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變革》(王家駒)、《〈黃河一方土〉的審美價值與觀眾的認同機製》(陳燕萍)等。4、文學作品及評論類。搜集到山西的作家及評論家的代表作品80篇(部)，如趙樹理、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及柯雲路、李銳等的代表作品。依據上述四種材料，從中提煉出山西人的性格特質。
三、考察與分析
山西人的社區性格一經形成便具有一種恒常性和穩定性。再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曆史延續性特點，使之在產生、發展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有籍可考的材料。對這些材料加以了解、分析和把握，便有助於考查山西人的性格特質。
“樸質厚道”一項頻率最高，有26、1%，說明有大量古籍縣誌都把此項作為山西人的主要性格特質。據載，晉陽人“古窮理學，兼習辭章，敦厚不華”；陽曲人“民敦質樸，士守禮義，告訐絕無”；交城人“人性樸實，農末相資”；岢嵐人“樸無華，務稼穡”；嵐縣人“樸實不浮，稼穡是務”；汾西人“民淳訟簡”；長子人“淳樸而力田”；黎城人“其民淳樸，好文力田”；平順人“樸質而少文”；汾陽人“重厚知義，尚信好文”；永寧人“樸魯少偽，禮節不愆”；懷仁人“地土砂鹼，人性樸直”；渾源人“以淳厚相尚”；天鎮人“地臨邊塞，人性樸魯”；晉城人“其民儉樸而敦本，有唐晉之遺風”；陵川人“質樸樂於趨善，喪祭不用浮屠”；忻州人“民性質，士尚文稚”；芮城人“樸實直憨”；絳縣人“其性頗淳”。由此觀之，在曆史上，“樸直厚道”確實可稱作山西人典型的性格特質。那麼，原因何在呢?古籍中認為自然環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祝誌、遼州》記載：“山川險絕，其民信實純厚，其俗剛悍樸直”；宋代謝忄宗《清虛觀記》，認為汾州(現晉中一帶)“地高氣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重”；光緒《陵川縣誌》也稱“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可見，除了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條件及堯舜遺風、唐晉遺風等文化因素的影響，山西人受當地山多地少、天寒風烈的地理環境以及氣候因素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環境對人性格的影響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曾於19世紀幾度來華的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在中國旅行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越往山區的人越清潔，秩序也越好，隨之而來的是性格也越來越善良了。從西安到嘉陵江流域山中居民舉止平靜，而平原居民絕對不會這樣”，山西人正是這樣的山區之民。日軍侵華時，日本商人大島讓次在對山西進行詳細調查(為侵略之目的)之後認為“山西保留漢族血統最多；不帶有北方平原人們那樣的野性，而有著不夠活潑但善良樸實的特點”，也是山西人“樸質厚道”性格特質的有力例證。
“禮讓文雅”也被認為是山西人的主要性格特質，這在許多古籍縣誌中都有詳細的記載。《晉賦》載，山西人“士尚謙恭，民多醇古”；《舊誌》載太原人“尊卑有序，內外有序，亦庶乎知禮者”；《晉問》載臨汾人“平陽，藝之所理……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於至今善讓”；《祝誌、汾西》載汾西人“民淳訟簡，有禮讓風”；《祝誌、靈石》載靈石人“重禮義，不事浮末”；《祝誌、長子》載長子人“循循守禮”；《山西通誌》載晉中人“守禮好義”；《祝誌、高平》載高平人“淳本好義，儉而循禮”；《穆誌、陽城》載陽城人“士多廉恥之風，務名節，惜行檢”；《陵川縣誌》載陵川人“君子守禮勤儉，小人盡力耕織，婦女不街行，入城不馳驟”；《祝誌、永濟》載永濟人“客儀閑雅，服飾鮮明，仕宦之鄉，人文稱盛”；《祝誌、忻州》載忻州人“士尚文雅”；《解梁誌》載運城人“境接古虞芮之國，其民質樸力耕，而習俗崇禮之風”等。山西人的“禮讓文雅”是有其曆史淵源的。堯舜定都平陽，唐叔虞分封定晉，都為山西成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地處黃河流域的河東地區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在這樣悠久深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潛移默化，山西人具有“禮讓文雅”的性格特質是不難理解的。因此，在山西的曆史上也湧現出一批又一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晉文公、狐偃、趙盾、魏絳、荀況、吳起、藺相如、廉頗、李牧等；唐代太原府的王度、王翰、王之渙、王昌齡、王維、王縉、白居易、白行簡、溫庭筠等；唐蒲州府的薛據、耿偉、盧綸、樊宗師、柳宗元、司空圖等；宋金元時代的司馬光、元好問、關漢卿、白樸等。總之。山西的曆史上，可謂人才濟濟，正如司馬光所雲：“太行橫擁巨川回，三晉由來產異才”。人才的孕育和出現需要有一塊合適的人文環境，而大量人才反過來又會給人文環境以深刻廣泛的影響，這就有助於山西人形成“禮讓文雅”的性格特質。
“節儉勤勞”也是被許多古籍縣誌所提及的山西人的性格特質。豐城朱氏的《詩說》曾這樣記載：“唐(即晉)俗勤儉，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在這裏，勤儉已上升到了“聖人化民”的道德倫理高度。其它古籍縣誌在這方麵的論述更是屢見不鮮，至今山西人的勤儉，也是全國公認的。形成這種性格特質的主要原因，如《猗氏縣誌》所雲“即欲不儉，孰與為奢”，即山西山多地少、土瘠民貧、天寒風烈等惡劣條件及小生產方式決定了山西人的勤儉。劉健在《屯留記》中指出，“其地在萬水之中，險狹而磽薄，民力田勤苦，歲獲不及他郡之半，故土俗稱純儉，其勢然也”。可見，較差的地理條件和落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山西人勤勞節儉的性格特質。
(二)從山西近代史實，特別是革命鬥爭史來看山西人的性格
從辛亥革命到解放戰爭，山西的曆史可以說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史。在革命鬥爭中，山西人英勇頑強、堅強不屈，表現出許多優良的性格特質。
多數文章都認為山西人具有“頑強堅毅”的性格特質。史實表明，在辛亥革命早期，山西人喬義生、王用賓、何澄等就積極參加興中會和同盟會。武昌起義時，山西同盟會員不顧北方清廷勢力的強大，毅然發動起義，孫中山先生讚揚：“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乃山西之力”。抗日戰爭時期，山西被最早開避為抗日革命根據地，而且，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三大根據地都把山西作為重要依托，山西人勇敢頑強，堅貞不屈，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期間出現了許多抗日英雄，如平遙的梁學案、汾陽的蔣四、運城的王光等。更有山西著名的抗日將領續範亭，曾於中山陵剖腹明誌，喊出了“願把身軀易自由”、“誓與倭寇決雌雄”的誓言。在解放戰爭時期，有被毛澤東同誌親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女英雄劉胡蘭等。建國以後，黨和國家高層和中層領導人物更是指不即屈。總之，在曆次革命鬥爭中，山西人都以頑強堅毅、視死如歸的高度英雄主義而著稱。
“善於經營”，被作為山西人的主要性格特質是同近代史上山西人(特別是晉中人)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密切相關的。山西人有著悠久的經商曆史並取得輝煌成就。據考證，山西商人“明清時代是他們最為活躍的時期”，而且“山西人經營的‘山西票號’，眾所周知，直到清末民初，在中國金融界仍有相當雄厚的實力”。利希霍芬在其《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中，曾這樣來描述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並因此認為“中國人好比猶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猶太人”。可見，山西人像猶太人一樣，具有吃苦耐勞、頑強不屈、聰明機智的品格，而這些品格正是從事商業活動所必需的。曆史上山西的知名商人也很多，如清末民初祁縣的喬家父子，民間曾有“先有複盛公(喬氏先輩)，後有包頭城”之說。民國以後，更有孔祥熙、南漢宸等著名理財能手。孔的夫人宋靄齡曾這樣讚賞孔，“他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山西人的經商才能是與善於把握時機、隨機應變、苦心經營分不開的。祁縣喬家複字號的經營之道便是：“做事謹慎、審時度勢、穩步前進；人棄我取，薄利多做；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小忍小讓，不為己甚”。總之，從諸多近代史實來看，“善於經營”是山西人典型的性格特質。
“鄉情觀念強”在諸多山西人性格特質中也是較為典型的。在本省及外地，山西人認老鄉、重鄉誼的習俗是非常突出的。約始於明、盛於清的各省會館中，山西會館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會館者，“聚會之館”也。舊社會，同縣同省之人，旅居在外求學、經商或從事各種職業，常常需要聚會，以聯結鄉誼，互相幫助。會館的設立，便為此提供了方便。明清兩代，山西會館頗負盛名，僅在京城所設就有臨襄會館、晉翼會館、潞安會館、河東會館、太平會館、盂縣會館、臨汾會館等多所。山西在外會館的宗旨，如《修建臨襄會館碑記》所載“所以聯鄉情，篤友誼也。朋友居五倫之一，四海之內，以義相投，皆為兄弟。”其原因在於，客居者中“籍同裏井者，其情較洽；籍同裏井，而於他鄉遇之則尤洽。客遊四方，在在有之……。天涯聚會，握手言歡，誠足樂也”。現代，山西在外省市工作、學習的也多設立“老鄉會”或“同鄉會”，其鄉情觀念要強於其它地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