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前進，湖南人的性格到了近現代雖然有所變化，但其主要特征仍然保留下來了。中國第一個留美學者容閎認為“湘人素勇敢，能耐勞苦，實為良好軍人資格。”梁啟超也認為“湖南人之長在強而悍。”陳寶箴說：“自鹹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之勇，士氣之盛，實甲於天下。”宋教仁亦雲“湖南之民族，堅強忍耐，富於敢死排外性質之民族也。”林語堂認為“湖南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沈從文說“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強、潑辣。”毛澤東也說過“湖南確有幾種可愛的特性，堅苦、奮發、勇敢、團結心都是。”凡是到過湖南的人都說：“湖南人身體健壯，個性剛強，而且刻苦耐勞。他們尚武好鬥。”1933年國立清華大學考察團來到湖南，後來在其《見聞錄》中說：“一入長沙，即深覺湖南之團結力特別強，……然而時亦氣量偏狹，……民風忄票悍殆即以此。”“惟其性狹，故能有堅強之反抗力，決不逆來順受；惟其講求氣節，故不能麵見顏事仇，而視死如歸。‘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風氣剛強，自古已然，此種精神，如能持久，光榮的將來，非湖南人莫屬。”
湖南人“強悍性格所表現的內涵是積極的人生觀，是強烈的權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而到了近現代則使湖南人的強悍性格更為豐富更為具體。毛澤東說，光緒末年的湖南學生，“好幹事，不怕死，是他們的特色。反抗官廳，不服壓製，是他們外發的表征。”到了清末明初，在湖南青年學生中流行一首《學生運動曲》，毛澤東在其早期文稿中全文錄之。歌詞說：“大哉湖南，衡嶽齊天，洞庭雲楚廣。沅有芷兮澧有蘭，無限發群芬。風強俗勁，人材鬥量，百戰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因此，“湘人平時毫無異人之處，一遇壓抑，則圖反抗，每以生命為孤注。”從黃興從事革命一再失敗而不氣餒，到蔡鍔的“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而戰；從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陳天華“與為奴死，寧為鬼雄”，到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都突出地表現了湖南人性格的特點及其內涵。毛澤東說：“湖南人素有點勇氣，驅張(敬堯)、驅傅(良佐)、驅湯(薌銘)，就是最近的證據。”陳獨秀曾經高度讚揚湖南人的奮鬥精神，他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卻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曆史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東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仗’的書生!黃克強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鬆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已漸漸在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身上複活了。”
二
湖南人為什麼會有這種特殊的性格呢?古今中外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探索。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側重血緣和文化因素，地理學家和文學家側重山川氣候因素，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則注重個人經驗和受教育的因素，等等。其中又以血緣說和地理環境說較為常見。
血緣說者認為，湖南人性格的特性是由於不同民族雜婚的結果。昔日湖南是三苗之地，《文獻通考》卷319雲“潭州，古三苗國之地。”《戰國策》說“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朱熹“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瑤略有四種：曰獠，曰犭氣，曰犭令，而其最輕捷者曰苗。”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湖廣》中亦雲：“常德之西，南壤接五溪，其諸蠻錯居，忄票悍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製柔也。”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漢人始入湖南，於是漢人與苗人雜居。近人譚其驤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
自古以來，湖南又是一個移民區，“湖廣熟，天下足”。江西人在明初和清初兩次向湖南大遷移，這對湖南人性格的形成亦有影響。近人林增平說：“近代的湖南人，是經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次大移民，在族源和血緣方麵同清代以前湖南居民基本上沒有聯係的新居民。全省人口素質實現了更新，帶來了移民所具有的開拓精神和進取心，又因與苗、瑤、侗、土家族等族聯婚，吸收了這些少數民族強韌、獷悍和刻苦的習性，從而在湖南漸次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他省的樸實勤奮、勁直勇敢、好勝尚氣，不信邪，甚至流於偏狹任性的鄉俗民氣。”
美國人類學家奧天柏(Ottemberg)亦有類似的看法。他把湖南人的血型列為世界六大血型之一，名之曰湖南型。奧氏從血型上將世界人類分為：1、歐洲型；2、中間型；3、湖南型；4、印度滿洲型；5、非洲南亞型；6、太平洋美洲型。而且在湖南型之下，包括日本人、華南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係猶太人。在1921年左右，日本的人類學者不願將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內，正式向奧氏提出，請求將湖南型這一名稱改為日本型，可是奧氏始終不願意更改，仍然保留著湖南型這個名稱。
地理環境說認為，湖南的山川自然環境對湖南的性格形成有廣泛的影響。“湖南彙洞庭之汪洋，聚南嶽之奇偉。”梁啟超說“湖南古南楚地，北通南域，南接瑤疆，故其人進取之氣頗盛。”他以屈原為例，說屈原原是一位貴族，但“又是有怪脾氣的人，常常和社會反抗，後來放逐到南方，在那種變化詭異的山水裏頭，過他的幽獨生活，特別的自然界和特別的精神作用相擊發，自然產生特別的文學了。”因此湖南的山川也常常受到文學家的歌詠，歐陽修在《送廖倚序》中說：“山川之秀，百稱衡山。”韓愈在《送廖道士序》中亦雲：“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衡之南八九百裏，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窮焉。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扶輿磅石薄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之間。”楊萬裏在《種愛堂記》中甚至說：“山川木石之奇，生其間者多秀民。”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地靈人傑。”
近人錢基博認為，湖南人性格倔強是地理環境使之然也。他說：“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之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蓋地理使之然也。”這種由地域特征的影響而形成的倔強性格，不僅表現在古代和近代的湖南人身上，而且在當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身上亦有反映。陶鑄的女兒認為，他父親“性格剛毅頑強，這與家鄉的山水有關。”她說：“我父親在言談中，常常講到家鄉，講湖南自然風光好。”“就是在生命垂危時刻，他還寫詩抄在舊報紙上：春風吹暖碧瀟湘，聞道浯溪水亦香。最憶故園秋色裏，滿山楓葉豔驚霜。”毛澤東也說過“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極有為。”
上述血緣說和地理環境說雖然不無道理，但如果將其視為形成性格的惟一因素，則失之偏頗。其實影響性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麵的。血緣隻是為性格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並不是現成的性格。由於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環境當然對性格的形成有影響，正如馬克思說的“環境也創造人。”但是，環境的影響隨著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呈現出差異。時間越早影響越大，時間越晚影響越少；交通不便的農村影響大，交通方便的城市影響小。因此從教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性格具有可塑性。民國《醴陵縣誌、禮俗誌》說“醴俗素稱醇厚，近以交通日便，外界接觸日多，居民亦漸去其故習而與之俱化。昔之儉者今以奢，昔之醇者今以薄，昔之勤勞者今思逸樂，昔之安土著今戀江湖。”曾國藩曾招收山鄉者入伍，認為“山僻之民多獷悍”，但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卻認為他們暮氣很深，因而決定解散湘軍。這都說明，性格是可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