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的老人告訴我，僅在十年前，學宮的建築還有許多，不僅兩廂有房子，而且還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築雖已經被列為地區級文物，但一文保護經費也沒有。貴州天無三日晴，說著就下起了雨，看著破敗的學宮在風雨中瑟瑟發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繕，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我就看不到它了。
翻譯與政治
翻譯與政治能有什麼關係呢？莫非是翻譯的政治類的著作對政治的走向起了影響？非也，我這裏的翻譯是名詞，指的是曆史上在統治機構中曾經出現過的翻譯人員，又稱通事。
我們在抗日題材的影視劇中，大概很容易見到翻譯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狀若肥豬，個頂個地狐假虎威幫著日本鬼子欺壓中國人，看起來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實際曆史過程中，有沒有行為好一點的，能暗中保護一下貧弱的老百姓的？想來是有的，比如身處南洋的著名作家鬱達夫，似乎也隱名埋姓地給日本人做過翻譯，據說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計像鬱達夫這樣的人畢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統治者一個個蠻橫的命令，往往在中國老百姓耳朵裏聽來，都是從翻譯官的嘴裏冒出來的，所以，這些人遭人恨，也是該著的事。在中國的曆史上，像抗戰時期淪陷區那樣，統治者需要借助翻譯的情景，其實並不少見。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兩朝，通事都是政府裏必不可少的官員。其實清朝政府機構裏也有翻譯，但主要在朝中從事文字檔案的翻譯，並不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
我們已經習慣於認為，幾乎所有少數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漢化，好像他們一進入中原，就立馬向優越的漢族文化低下了頭。其實，它們的漢化程度實在是大不一樣的，而且漢化的過程也並非都那麼自覺自願。特別是當他們剛剛鐵騎橫掃了中原的時候，作為勝利者，其實並不樂意吃那個辛苦學習被征服者的語言文化，他們心裏肯定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正因為如此，在少數民族政權裏，才普遍存在著借助翻譯直接治民的情況，金元兩朝尤甚。據史料說，金人入主中原之後，“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權力的邊，幾乎馬上就發現了其中的含金量，於是“高下經重，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現在的北京）這個地方當時出了這麼一檔子事，說是有位從事經濟活動的和尚不知怎麼一來與他的交易對象發生了經濟糾紛，對方欠錢不還，於是和尚將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裏。誰想那個欠錢的人事先賄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憑和尚千說萬訴，而通事隻告訴金人的留守說，因為近來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動上天，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聽這是好事，於是不由分說就將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燒了。
這個和尚死得真是比竇蛾還冤，究其原因，翻譯無論如何脫不了幹係，但是這種借助翻譯審案的體製恐怕責任更大。作為強勢一方的異族統治者，很少有樂意學習被統治者語言文化的，因為他們看不起這些語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現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們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譯介體進行統治的弊病，但他們寧願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可以逼使被統治的民族學習他們的語言，從而實現文化上的同化。還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存在士人自覺地學習鮮卑語，以求躋身異族官場的現象。而對於現代的西方殖民地來說，這種情況就更加普遍，被統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覺地主動同化於殖民者，那麼就任何前途都沒有。如果說，古代中國統治中原的少數民族因為與漢族的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優勢的漢文化最終沒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對方，那麼在近現代條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似乎沒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