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這是事實。但五四運動同樣為國民黨準備了幹部，這也是事實。不僅如此，五四運動還為學術界準備了一大批學術精英，為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準備了一大批人才，這都是事實。五四運動的意義，是對於整個國家、民族、文化而言的。
全國許多響應北京學生的地區，之前並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出現，甚至連《新青年》和《新潮》也沒見過，但抗議示威活動一樣搞得有聲有色。《新青年》與《新潮》要打孔家店，而青島問題，恰恰是因為“山東為孔孟聖賢之鄉，中華文化的肇始所在”，才激動起全國的民氣，釀成一場全民保衛戰。這一點非常重要，也是十分有趣的，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血緣譜係的異同。
可以說，五四運動是中國人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民族主義與排外心理，壓抑已久的一次大爆發，但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又遠遠超越了民族主義的局限。
［瞿秋白說］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著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蕩全中國。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裏。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複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瞿秋白《餓鄉紀行》。《瞿秋白文粹》，太白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羅家倫作為“五四”時的學生領袖之一，最直接的組織者與參加者，1920年秋，與段錫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學生領袖一起出國留學，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歸國，投身政治，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後官至考試院副院長。他認為五四精神，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二是社會製裁的精神；三是民眾自決的精神。拒簽巴黎和約、罷免曹、陸、章，反而都是次要的。他沒有把這次運動稱之為“愛國運動”，而是稱之為“民眾自決運動”。
他首先看重的是“五四”對民間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一是思想改造的促進；二是社會組織的增加；三是民眾勢力的發展。
一、思想改革的促進。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生於世界大戰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是少數的人，大多數還是莫明其妙，漠不相關。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後，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麵，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於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談文學革命的，不過《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和其他二、三個日報；而到五四以後，新出版品驟然增四百餘種之多。其中內容雖有深淺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來而且敢出來幹，已經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話文章不過是幾個談學問的寫寫；五四以後則不但各報紙大概都用白話，即全國教育會在山西開會也通過以國語為小學校的課本，現在已經一律實行采用……
二、社會組織的增加。……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現在居然各縣各省的學生都有聯合會。……有好幾省已經組織成了什麼教職員公眾。……自從五四以來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處也添了許多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氣工會聯合會。……現在如天津等處的商人有同業公會的組織，而上海等處商人有各馬路聯合會的組織。……若是大家參看毛澤東君的《全國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眾勢力的發展。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眾的勢力，不能不說是一天一天的發展。許多的束縛，以前不敢打破的，現在敢打破了；許多的要求，以前不敢提出的，現在敢提出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
羅家倫十分強調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認為“五四”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同時又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勢力。但他卻否認五四運動與其他政治運動有任何關係：“五四運動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的。當時隻是純粹的青年血氣衝動。”後來，學生運動形成了一股勢力，各種政治的成分，才紛紛參加進來。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台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然而，作為中國共產黨人，曾擔任過北大學生會主席、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的朱務善，則認為五四運動是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學生”領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胡適、羅家倫之流，是五四運動的右翼，當然沒有領導過五四運動”。朱務善《五四革命運動是否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研究》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