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人、著名史學家鄧拓，1950年代為五四運動作的定義是：“是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為基礎，而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為領導骨幹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鄧拓《誰領導了五四運動》。《人民日報》1950年4月29日。反映了中國大陸在1949年以後對五四運動評價的主流意見。
把五四運動與蘇俄的十月革命聯係起來，也是一個很常見的觀點。李大釗在五四運動發生半年後，就已經把它與“世界革命”聯係在一起了。1919年11月他說：“此次五四運動，係排斥‘大亞細亞主義’，即排斥侵略主義，非有深他於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強權壓迫公理者，無論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應排斥之！故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之一部分也。”李大釗《在〈國民雜誌〉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國民雜誌》第2卷第1號，1919年11月。
雖則這時在他心目中的“人類解放”，並不一定就是蘇俄革命的模式，而是一種比較籠統的“人類自由的精神”和“正義人道”的理想。他在1923年的五四紀念日說，“五四”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的紀念日，也是學生整頓政風的紀念日。他說：“民國到現在十有餘年，革命事業還未成功，這些繼續革命事業的人，就是我們。但是我們做這種事業，必須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現在學生應該做的事有二種：一、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對現政府立於彈劾的地位。因為我們光組織民眾是不行的，他們是可以破壞我們組織民眾的事業。望學生對於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則將來自有極大之效果。”李大釗《紀念五月四日》。《晨報》1923年5月4日。整頓者，改良之意；彈劾者，監督之意。
但隨著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興起，“世界革命”的涵義，漸漸成為蘇俄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代名詞。五四運動也被詮釋為中國走上蘇俄革命道路的第一炮了。
在服膺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麵，李大釗走在陳獨秀的前麵；但在實行暴力革命方麵，陳獨秀則走在李大釗前麵。五四運動一年之後，陳獨秀在總結五四精神時，曾把五四精神歸結為兩點：一是直接行動；二是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製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時報》1920年4月22日。大體上，與帶有安那其色彩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相去不遠。
但四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不僅與共產國際這一“特殊勢力”建立了聯係，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也與國民黨這一“特殊勢力”結成了同盟。陳獨秀對五四運動的評價，隨之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開始把它擺到一個更廣闊的舞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去觀察。陳獨秀在1923年分析說：
此次運動的優點是：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罰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給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隻是當時感覺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狀態……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
陳獨秀強調指出：“最後的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民國八年，西曆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這個“新方向”，就是走俄國人的路！
1970年代，許德珩作為五四運動中的激進學生之一，在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文章中，也同樣強調五四運動受蘇俄革命影響。他說：“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發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孕育起來的。五四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人民革命從此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同盟軍，不再是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同盟軍，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性質從此由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