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五四運動作為一條分界線，“五四”以前，可以上溯至清末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之間的鬥爭。可是幾個回合下來，資產階級新文化都被帝國主義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複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打退了。
許德珩認為蘇俄革命是因，五四運動是果。中國革命是受了蘇俄革命的激勵，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轉變。所謂柳樹上著刀，桑樹上出血。但毛澤東不這麼認為。雖然毛澤東也說，五四運動使中國革命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但他更強調“五四”對中國國內政治的意義，恒在於革命的領導權，從資產階級手中，移交到了無產階級手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從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變成了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也就是說，因為發生了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登上了政治舞台，才造成中國革命在世界舞台上的移形換位。毛澤東一向認為，事物的變化，內因為主，外因為輔。
這基本上成了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最權威的定論。
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眼中，五四運動，又呈現著另外的景象與意義。在當年的學生中，傅斯年是遊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之一。1919年底他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1926年回國，後來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在1919年出國前談論“五四”時說：
近兩年裏，為著昏亂政治的反響，種下了一個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現在仿佛象前清末年，革命運動立憲運動的時代一個樣，醞釀些時，中國或又有一種的平民運動。所以我們雖當現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兩政府之下，我們的希望並不減殺。不過就最近兩三個月內的情形而論，我們又生一種憂慮。這憂慮或者是一種過慮，但是如果人人有這過慮，或者於事業的將來上有益些。我覺得期刊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照現在中國社會的麻木、無知覺而論，固然應該有許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泄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精深細密的刊物尤其要緊。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9月。
他說的雖然是刊物的現象，但實際是指向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他顯然認為“五四”是一次“不成熟而發揮”的運動，“發泄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他完全同意胡適的看法，必須要“仔細研究一個問題，而按部就班的解決他，不落在隨便發議論”。因此，他對經曆了“五四”洗禮的學生，有三點忠告：“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後再到國外讀書去；三、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
羅家倫也有類似的憂慮，他在出國留學前夕說，五四運動把學生們“以前的（學問）儲蓄，一齊發泄盡了。加之一年以來，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號，東擊西應，對於新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那裏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這也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領袖，在“五四”之後，紛紛選擇出國留學的原因。
蔡元培從一開始就不讚成學生搞政治，他認為那會使學生沉迷於權力，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蔡元培預見到，學潮之後的大學，將不易維持紀律，這也是他一再表示不願意回北大當校長的原因。他多次告誡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基於這種思想，他對“五四”的正麵評價，自然也是在政治之外的。蔡元培說：“我常常對人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有兩種覺悟是最可寶貴的：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於平民教育。這兩種覺悟，三年來，很見得與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運動的紀念。”他表示，能夠把自動用功和平民教育這兩件事實行起來，哪怕隻實行其中一件，就算是不辜負五四運動了。蔡元培《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晨報》1922年5月4日。
蔡元培是對“五四”最看淡的一位。他雖然在千呼萬喚之下，勉強回到北大校長的任上，但他很清楚，北大已不是昨天的北大，北大不可能回到“五四”之前去了。學術至上的辦學理念，難乎為繼。1920年11月，他再次出國遊曆，一去就是一年，北大校長由蔣夢麟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