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也經曆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他對學生的愛國熱情是肯定的，五四運動一周年時，胡適與蔣夢麟聯名撰文指出，學生是被這個社會逼上街頭的，“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幹涉糾正，於是這種幹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
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裏麵發生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欲望，是五件；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胡適、蔣夢麟《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晨報副刊》1920年5月4日。
他們所不滿意的，隻是學生采取罷課這種形式，擔心會養成倚賴群眾的惡心理、逃學和無意識行動的惡習慣，然而，這都僅僅是指向個人品行方麵的，他們暫時還沒有意識到，五四運動對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似乎沒有出現中斷的危機，反而在短期內，受到刺激而愈加澎湃起來。
胡適曾樂觀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內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現名‘改造’），如《少年中國》，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的改了樣子了。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在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個最重要的白話文的機關。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的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的白話化了。”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他可以把這視為五四運動的成果。因此，他與蔣夢麟都認為，對學生運動，應采取疏導的方法，而不能壓製：“學生運動已發生了，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決不能壓下去的，也決不可把他壓下去的。我們對於辦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夢想壓製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隻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動’。”
但親曆了中國在“五四”以後三十年間，滄海橫流，陵穀之變後，胡適的晚年，對“五四”的看法，有了很大變化。雖然他承認，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獲”：一是迫使北京政府撤掉了三個親日高級官員的職，二是迫使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和約上簽字（羅家倫卻認為這隻是皮相之談）。但同時也造成了一項很大的“副作用”：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了。
這是胡適在拉開時間的距離，重新審視曆史時，得出的結論。當初，他們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出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努力，終於因政治的阻撓而中斷了，這令他痛惜不已，深深哀歎，這是對新文化運動——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幹擾”。《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但平心而論，就算沒有五四運動的“政治幹擾”，文藝複興運動就能夠“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了嗎？顯然也是一個白日夢而已。
中國的內亂，並不始於五四運動，而是從太平天國、義和拳、辛亥革命、癸醜革命、討袁護國、南北分裂，這樣一步一步發展過來的。當時南北仍處於分裂狀態，草莽英雄當國，北方要武力統一南方，南方也要武力統一北方，南北終須一戰決雌雄。有這南北軍閥的存在，中國還有安寧日子過嗎？就算沒有五四運動“幹擾”，也會有這戰爭、那戰爭、這運動、那運動的“幹擾”，新文化運動注定是難逃“剛開頭便煞尾”的命運。
孫文不是五四運動造就出來的，而是辛亥革命。“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革了滿清政府的命，還要革北洋政府的命。為了“三民主義”的崇高目標，他要陳炯明打福建，打了福建打廣東，打了廣東打廣西，打了廣西打湖南，今年打不完，明年繼續打，一直打到天下統一為止。陳炯明不支持他，他就要找外援，他找過日本，找過美國，找過德國，最後找到了蘇俄。這也是不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意誌為轉移的。胡適抱怨“五四”幹擾了文藝複興，未免有點“屙不出屎怪地硬”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