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王寵惠、羅文幹、李大釗、梁漱溟、湯爾和、陶孟和、朱經農、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張慰慈、徐寶璜、王徵16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嚴正要求政府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標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麵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麵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飄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
胡適呼籲全體優秀公民都要站起來，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丁文江誠懇地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胡適對他這句話作了詮釋說：“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胡適《丁在君這個人》。《胡適文集》（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在隨後的討論中，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長——北京高師校長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師校長毛邦偉、北京法律專門校長王家駒、俞同奎、北京醫藥專門校長周頌聲、北京農學院院長吳宗植、北京藝術專門校長葉倩——亦公開聲明，支持這份宣言。
後人回顧曆史，當有無盡的感慨，一方麵為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所感動，一方麵亦為中國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陳炯明在廣東不正是實行著這個宣言中的主張嗎？不正在努力進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個好政府嗎？卻不見這些知識分子對他援之以手，沒有人去協助他“救火”，沒有人參加他的“奮鬥”與“決戰”，隻有陳獨秀去幫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不去掃清天北霧，隻來卷起浪頭山”，眼睜睜看著陳炯明單槍匹馬蓋高樓，眼睜睜看著它樓塌了。
在宣言最初署名的16人當中，大部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隻有李大釗一人是中共黨員。原來的新青年陣營，除李大釗外，還有胡適、陶孟和、張慰慈、高一涵諸人。而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則一律缺席。
李大釗也意識到，好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大異其趣，但礙於胡適的情麵，不好推辭，便同意署名，但他擔心會引起陳獨秀誤解，特意寫信到上海解釋說，好人政府在當前混亂的局勢中，未嚐不是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