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委會在漢口舉行擴大會議（史稱“七一五”分共會議）。出席者有汪精衛、孫科、譚延闓、顧孟餘、陳公博等17
人。譚延闓擔任會議主席。會上，汪精衛首先宣讀了從羅易處得來的共產國際指示電報譯文，然後發表長篇講話，進行逐點批駁：一、從下沒收土地，違背了國民黨由國民政府下令沒收的主張，與“三民主義相衝突”；二、改組國民黨，增加工農領袖是“破壞本黨組織”；三、武裝工農、改造舊軍隊“是根本動搖我們的軍隊”；四、組織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是“讓國民黨作劊子手”。最後，他一言定讞：國際指示是“破壞國民黨的陰謀”，是對國民黨生命的“根本危害”。
汪氏要求會議討論決定兩個問題：一、派負責任的重要同誌到莫斯科去，向他們重申國民黨的聯俄政策，“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二、應決定一個對共產黨的處置方法，“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衝突，政策與政策衝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會議通過三項決定：一、在一個月內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之前，中央黨部應裁製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三、派遣重要同誌赴蘇俄，討論切實聯合辦法，其人選由政治委員會決定。
日，汪氏向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他說：既然中共中央決定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同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各級黨部發出兩項訓令：一、《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內稱：限製共產分子的提案是執行黨的紀律，並非妨害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若壓迫共產黨而妨害其身體自由，定要依法嚴辦；二、《保護農工之訓令》，內稱：國民黨中央並不因限製共產主義而停止農工政策之活動，對於農工團體，須極力保護，對於農工利益，須加意維持；若違背黨義，少加摧殘，唯有執行革命紀律。
從7月中旬開始，中共中央、武漢各級組織的領導人和黨員，紛紛疏散到外地，轉入秘密狀態。7月27日，鮑羅廷和其他蘇聯顧問、共產國際工作人員被國民政府“歡送”出境，懷著悵惘與失落的心情，經洛陽返回蘇聯。加倫在回國之前，特地繞道上海，與蔣介石見了一麵，他們的私誼並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蔣介石形容這次會麵“實有黯然銷魂之感”，蔣介石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加倫說：“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
7月底，羅易也離開了混亂不堪的中國，取道庫倫返回莫斯科。維經斯基比他們更早離開，6月底已經走了。
他們在中國有如燦爛的新星，突然迸發，但又迅速凋謝，消失在彌天大夜之中。他們的後半生與中國再無關係，鮑羅廷被斯大林送進了勞動營，並死在裏麵；羅易逃回印度，領導反斯大林運動，被英國警察關進監獄，從此放棄了共產主義，潛心於人道主義研究；而維經斯基也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改行從事教學研究，1953年，病逝於莫斯科。
武漢雖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發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風血雨，絕不和平。何鍵的三十五軍占領漢陽、漢口後，開始抓捕共產黨人了；鄉間的民團更是拿著雞毛當令箭，殘殺農會分子，毫不手軟，黃梅縣孔壟鎮已響起了殺人的槍聲。
汪精衛提出“在夾縫中奮鬥”的口號，一麵厲行分共，一麵麾軍東下，誓言把東征討蔣方針，貫徹始終。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和賀龍的新二十軍，奉調九江，參與討蔣。但他們在周恩來、張國燾、譚平山、葉挺、朱德等中共黨人領導下，準備在南昌發起暴動；毛澤東也去了湖南，組織湘南暴動。
過去中共常批評孫文過於注重軍事鬥爭，現在他們則以“進攻進攻再進攻”、“不停頓地暴動”作為行動方針，號召農民聯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農會的土匪、會黨，實行廣泛的暴動。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後，汪精衛也斷然放棄了“和平”的麵紗，開始大肆屠殺中共黨人和工農群眾。
據中共的資料稱，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黨”名義之下的人數，高達31萬餘人，其中共產黨人2。6萬餘人。而據全國慈善救濟機構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全國有8。1055萬人被國民黨捕殺，其中4。0412萬人投入了大牢，4。0643萬人被殺。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中共固然備受打擊，國民黨自己亦損失慘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風頭、言詞激進、喜歡與工人農民稱兄道弟、沒事起哄的、穿學生裝的、頭發向後梳的、形左實右的國民黨人，也無辜受累，跟著倒黴，莫名其妙掉了腦袋。陳立夫事後慨歎：清黨“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