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甲午戰爭的刺激，夢醒的不僅是那些開明的士紳和那些頭腦靈活，很快就能轉向的士人，連那些頭腦冬烘的三家村學究也同樣是如夢方醒。。hＡoshＵＤu。當年在甲午之前組織和參與打教鬧教的士紳們雖然困惑和焦慮，但是他們並不真的相信他們的天朝最終會滅亡，他們賴以自傲的文化會被連根挖掉。因為“天朝”的馬車雖然搖搖晃晃，但還在按部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雖然受到衝擊和挑戰，但也還能按照老步調走。科舉還有魅力，子曰詩雲也還有人要聽。在他們眼裏，洋人無非是“要碼頭”，“要通商”，一時半會兒不至於傷筋動骨，雖然傳教像鴉片那樣討厭，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戰爭徹底擊碎了他們苟且的夢幻，瓜分中國的話題在西洋和東洋人的話題中流行，而中國人畫的瓜分圖也在中國人中流行。而且仿佛突然從天而降的嚴酷情勢，一下子把他們逼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說實在的，對多數昨天還在草擬打教揭帖的士人來說，讓他們馬上轉過來從西學中討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譚。在中國已經出現西學熱和“東學之漸”的情形下，大多數讀書人卻因“習業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適從之勢”1。
地處山西的舉人劉大鵬，在1895年進京會式時，由於受到形勢的壓力和風潮的感染，因此托人買了些經世書籍來讀，並對西學開始感興趣。可是他所在的地區卻因“廢學校、裁科考之謠”，士子們“人心搖動，率皆惶惶”2。顯然，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能像梁啟超那樣“一旦故壘盡失”卻能革故從新，毅然沉下心來從頭開始。
應該說，這些“人心搖動，率皆惶惶”的士人，因甲午戰爭刺激起來的民族情緒並不比那些一心要變法的先進分子來得差。對於他們來說，既有戰爭與割地賠款帶來的強烈刺激，又有在一連串反洋教鬥爭中直接的“委屈”與不平，甚至還有家產與家人的損失。在求新無力，守舊無因的困境中，民族主義的憤激情緒更易於導致他們懷戀舊日的“平靜”。困境愈困，壓力愈大，他們就更加懷舊。
不知不覺地，隨著打教高潮的再次到來，在中下層士人和下層民眾中，排外空氣開始彌漫，在他們看來，一切禍患之由皆由洋人（包括東洋人）而起，洋人公使在京城騎在朝廷脖子上拉屎，而洋兵則是後盾，洋貨與鐵路輪船吞噬著中國人的財富，而最可惡的洋教則無異於潛伏各地的內線。中國要想得救，他們自己要想得救，出路隻有一條，就是將洋人、洋教並洋物徹底驅逐出中國。
無疑，中下層士人的這種情緒，是與維新派士人當時的行為意向相反的。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把傳教士視為“良師益友”，與李提摩太等人“相見恨晚”時，一些中下層士人再次掀起了全國性的打教高潮，以湖南士紳周漢為代表，一大批新的，語言更為刻毒的反教揭帖被炮製出來，並被迅速地傳遍大江南北。雙方很快在傳教士問題上產生了衝突，維新派將反教的士紳與民眾之舉視為愚昧，有害無益。譚嗣同認為打教與鬧教徒招外人壓迫，所謂“從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鬧教起事，俄人首興問罪之師，英、法、德、奧又從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複振”3。在他看來，鄉紳與農民燒教堂、打洋人，“明知無益，而快於一逞”，實在得不償失。4皮錫瑞甚至說反洋教屬於“殺彼以為快心，而不知適中彼計，若而人者非為中國出力，實為外國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為我君分憂，實召外國之兵，以貽我君之憂也”5。顯然，這種批評是令周漢和他的同誌們受不了的。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雙方，尤其是落後的中下層士紳這一方的敵意從無到有，而且愈見其深。1898年初，正當維新運動走向高潮的時候，以反教著名的周漢再次跳出來，以“大清臣子、周公孔子徒”的名義散發揭帖，非議新政。由於他反教的“前衍”和現下的舉動，湖南巡撫陳寶箴將其逮捕（實際上是很客氣的軟禁），這一下猶如捅了馬蜂窩，周漢家鄉寧鄉縣千餘參加縣試的童生大鬧縣學，以示聲援。到變法失敗之前，康梁諸人已經在民間，尤其是在下層士人中有了類似於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後的李鴻章）這樣的名聲，被人視為賣國賊和二毛子。
按道理講，落後中下層士人對維新的敵意與頑固派大臣的反對變革並不是一回事。這些人的動機，半出於對急速變化時勢的無奈，半出於民族情緒的衝動。但是在那個特殊的情形下，他們對維新派的敵意卻難解難分地與頑固派的種種倒行逆施攪在了一起，成為反對變法者廣大的“群眾基礎”。說來也許會令我們某些好心人氣憤，進步的往往缺乏“人緣”，而落後乃至反動的卻不乏群眾支持。曆史總是喜歡與我們的曆史觀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