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來，發現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經鬧大發了。商店裏的口罩脫銷，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脫銷了，都灑在或者正灑在各色房間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雖然致病的病毒還沒有最後查清，但防治這種病的中藥藥劑卻冒出來一堆，有中國的也有韓國的。民間的驗方也層出不窮，跟小道消息一並，在底下到處傳。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電話相告，他剛剛獲得的一份珍貴的防治“非典”的驗方，方子念完，電話這邊的我不禁啞然失笑，我告訴他，這是當年義和團的藥方。
放下電話，怕記憶有誤，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訴我的驗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義和團揭貼上附著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藥方：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用水煎服即愈。
在現代人的眼裏，20世紀之交是中國人跟外國人過不去的年代，包著頭巾揮舞著大刀的義和團，自我感覺有刀槍不入的法術，老是衝著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們砍砍殺殺，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氣。其實，那也是個恐慌的歲月，人們，包括義和團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著什麼，洋人在井裏下毒，就是其一。據說，人們喝了下過毒的水，會出現瘟疫，讓中國人都死光光。這種恐慌還不是最恐怖的，人們還傳說洋人誘人人教，女的奸淫，男的雞奸，死後挖出眼睛做成藥水，據說可以點鉛成銀。不僅如此，洋人傳教士和修女還拐騙兒童，挖出心肝來做藥。自打西方撞開大門進來，基督教各派在中國城鄉的傳播成了氣候，類似的傳說不脛而走，隻要誰家走失了孩子，什麼地方鬧起了瘟疫，如果當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話，那麼針對洋人的恐慌就會鬧起來。於是乎教堂被燒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殺，曆史上稱之為教案，在義和團之前，已經鬧了幾十年。
耐人尋味的是，真正因為洋人和傳教士欺負中國人而鬧起的教案並不多（這種事其實很多），鬧起來而鬧大的，往往是根據我上麵提到的這些訛言和傳說。盡管，每次這樣的教案在西方的幹預下，都以鬧教的地方賠款懲凶為結局，但是，處理教案的中國官方，卻從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訴人們其實沒有人挖了心肝做藥，也沒有人在井裏下毒，慷慨激昂的衝突，含有了太多誤會的成分。信息控製的結果，給人的印象是，賠款懲凶的處理不過是洋人武力脅迫的結果，而訛言是實有其情。於是乎，訛言越傳越盛，越傳越玄，最後以庚子年華北的大旱為契機，釀成了舉國皆狂的排外大潮。當然，最後是超大規模的賠款懲凶——成千上萬的義和團員人頭落地，四萬萬人每人交出一兩銀子。
曆史似乎在借助“義和團藥方”告訴我們，凡是大規模的群體性恐慌，往往與當局有意無意地控製信息有關。事情就是這樣，越是擔心真相的暴露會引發人心的騷動，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不安。當正式的渠道閉塞的時候，人們對於各種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賴，從而導致小道消息乃至訛言被激活，群體在傳播和接受訛言的時候情緒相互感染，恐慌由此產生而且升級，直至出現危機。更加可怕的是，群體性恐慌所引發人們的緊張，使人們會自動地尋求消解之道，緊張的情緒要有地方宣泄，不滿積聚要尋找替罪羊。這時候人們往往趨向於“做點什麼”，有點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潰堤一樣形成騷亂，更不用說有人有意組織策劃了。
雖然，信息控製是傳統政治治理術的組成部分，但是某些聰明的統治者也知道，什麼時候能瞞，什麼時候不能瞞。在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波及每個人的時候，信息公開往往是化解危機的不二法門。因為公開的信息可以讓人們知道如何規避危險，繞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則很容易使自己成為人們情緒激動後果的承受者。
義和團藥方的再現江湖告訴我們，人們在情形曖昧的危機時刻，其心境、情緒和行為大體上是相近的。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正在流傳的藥方中有義和團的藥方，甚至人們可能並不真的相信這些中藥和藥方，可以治療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現，不過是一種人們在恐慌的時刻想要做點什麼的征兆。
時間雖然過了百多年，在觸及人類最本原層麵的時候，人的變化其實並不大。
世紀末的看客
長期以來，我們的曆史教科書裏，凡是提到下層老百姓，文字總是一片光明，尊稱為“人民群眾”或者“勞動群眾”。壞事自不必說，有反動派兜著，連動搖和軟弱都隻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然而魯迅卻告訴我們，令我們一向景仰的勞動人民有一個非常令我們尷尬的習慣：當看客。無論是砍頭還是槍斃，無論是殺強盜還是殺革命黨，他們都看得津津有味，魯迅先生就是因為受不了這個，因而棄醫從文。
義和團運動是19世紀末由下層老百姓鬧出來的一件大事，曾經得到了建國以來曆史學界的最多的稱頌，老百姓的反帝愛國熱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筆煽得紅紅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實的運動中，有熱情如火領頭鬧拳的，也有沒事跟著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實不在少數。《王大點庚子日記》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看客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