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拳民起來，跟自打基督教開禁以來，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之後，綿延幾十年的民教衝突有關。“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教會和信教的教民。兩者的衝突，有些屬於利益方麵的，比如說，一個地方隻要出現了教民群體，一個社區就出現了另一個中心。新的權威，這種權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解釋，這樣或多或少會令原來的權威感到一點不舒服。更多的是屬於文化方麵的，屬於基督教自身的行為和中國傳統習俗的衝突。
最早的文化衝突跟民間的戲樂活動有關。唱戲以及相關的社火秧歌活動，是中國農民的娛樂，但這種娛樂卻往往以酬神演戲的方式展開，於是被教會理解為“偶像崇拜”。因此，教會特意給教民從總理衙門討來一項“特權”，既不許教民參加活動，也不要教民分攤戲份。但是，當酬神演戲是為了求雨的時候，多少會有點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隻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占了大便宜，糾紛在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衝突，則跟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摩擦的時候，就更易流於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鄉村世界，農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在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隻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裏（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臍下三寸的聯想，從通奸到濫交、群交。至於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產生了無數的關於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顯然，對於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棄嬰事件。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農村比較普遍存在溺嬰的現象，主要是棄養女嬰。雖然背後有生活的無奈，但不能不說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收養棄嬰，但這個事做得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生命條件就不太好（視棄養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後，嬤嬤們往往對於拯救嬰兒靈魂，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過去棄嬰東死一個，西丟一個，狼吃狗叼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一個地點，一個棺材埋很多，就很紮眼。於是傳說這些孩子，都是教會害死的，更進一步傳說教會拐來中國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藥，挖眼睛點銀（可以將鉛點化為銀）等。有的育嬰堂為了鼓勵人們幫助收棄嬰，往往會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報酬，但是就是有匪類，為了這點報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這種匪類一旦暴露，就會把屎盆子扣在育嬰堂頭上，“坐實”了有關的訛言。轟動全國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鬧起來的。
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衝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曆史上並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隻要彼此沒有將誤會中形成對抗，隻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板印象，衝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隻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劻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係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製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紳有組織地對基督教的抵製活動，背後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衝突的教案，隻要官府參與調停審理，多半是在兩下“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後來談到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於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這個說法其實隻說對了一半，事實的後一半，據我查閱教務教案檔案的所見，是這樣的：每當發生教案的時候，隻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候甚至是毫無道理地偏袒，整個審理呈現一邊倒的麵目。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麵幹預。這種幹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於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教方恒勝，民方恒屈”，僅僅是一個統計不完全的結果，產生這個結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