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製之憂
重大事故問責製度的實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目的是為了強化安全管理，把官員的烏紗帽與事故的責任聯係在一起，從而起到遏製重大事故發生的作用。
問責製度實行的現狀是，但凡發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數達到一定數量，直接和間接負責的官員一律按倒，就地免職或者建議辭職。
隻是問責的這種威懾，起作用的機理，未必盡如製度設計之意。官員們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強安全生產的管理，通過正向的努力來保住烏紗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後，隱瞞實情，將死亡人數通過特殊處理降下來，使重大事故變得不那麼重大，從而也可以保住烏紗帽。
在現實中，采取第一種措施，命裏注定要困難得多。就煤礦而言，眾多小煤窯、礦窯，雖然很多都涉嫌濫采濫挖，安全不達標，但開礦容易，關閉則難，整治難度之大，真是難於上青天，各種關係錯綜複雜，涉及官場關係，涉及地方保護，涉及對外燃料原材料的供應鏈，牽一發而動全身。即使是國有大礦，加強安全投入、購買設備、完善規章製度、加強職工培訓，都不僅要花大筆的銀子，還要有得力的幹部主持，
花大精力投入。現在，為官一任，少則兩三年，多則四五載，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調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在整治期間，自己的轄區就不出事，有時候由於正在調整，秩序反而更亂，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資金白搭，跟那些什麼事都不做者一樣，接受處分。
相對而言，采用不正當的欺瞞，固然會冒一旦露餡遭到懲罰的風險，但是，一來反正都是個“死”，冒險一下，說不定就瞞過去了。
控製住，就八九不離十。前一階段網上盛傳江蘇一個縣，化工廠出事之
後，全縣上下立體動員，最終使所有媒體記者铩羽而歸。
壓力之下，不能對官員的道德覺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讓他們選擇的話，我想多半是會傾向於選擇不作為，出了事再設法處置，能瞞則瞞，實在瞞不了，則自認倒黴就是。也許更糟的是，真正老實作為的官員，在事故處理中，未必會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場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實人吃虧，是現階段官場的嚴酷現實，很多時候，耍滑者作的惡，最後卻是老實人頂雷，這種現狀，無疑起了鼓勵人們作偽的反向激勵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現在的問責製，能否最大限度地遏製重大事故的發生，是不是會導致事故還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隱瞞上麵，一麵人為地“減少”死亡人數，一麵暗中安撫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問責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風險越高，官員們趨利避害的動機也就越強烈。
在曆史上，一種製度的設計，最後達到的效果跟設計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後，設置監軍，原本是為了防止軍隊叛逃，但監軍來了之後，不僅叛逃問題沒有解決，將領反而對宦官的指手劃腳更加反感，即使不叛變，也導致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廢相，朱元璋是為了防止大臣專權，大杈旁落，但結果卻造成了太監專杈，而且專權得非常離譜，比大臣專杈還要糟上一萬倍。
因此，現在的重大事故問責製，大有完善的必要。
首先，不僅應該有行政係統垂直的問責，更應該有同級人大的平行問責。在理論上，地方官員都是人大選舉出來的，理應由人大出麵問責6隻是目前人大製度還沒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個儀式作用，事實上，隻要人大製度被激活，賦予這個製度憲法上應有的權力，人大代表切實負起責任來，這種問責就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於人大代表是當地人，對當地的建設，包括安全建設的關切度要高得多，會鼓勵官員向這方麵努力，而官員要想隱瞞事故，在當地人眾目陵睽之下，也要難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這種問責，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員隱瞞，促使他們向加強安全方麵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問責，應該事實求是，把責任細化、科學化，該是誰就是誰，該負責多少，就懲罰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數，隻要出了事，就全體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數可能差不多，但性質完全不一樣，比如歌廳因為消防設施不達標，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導致大量人命傷亡，跟礦難同樣的人命傷亡，根本就不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有些行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屬於髙危行業，盡管可以通過加強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減少事故，但完全杜絕事故，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樣是礦難，原因各有不同，失職失責者有之，屬於天災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問責，應該有所區分，把責任算到細處，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葉，籠而統之。更不能因為民意群情激憤，需要有人負責，就擴大處罰的尺度。這樣，才能做到讓受責者口服心服，真正達到遏製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應該為媒體監督大開方便之門。現在的確出現過一些假媒體借機敲詐，以及某些不良媒體借機牟利的問題，但是，畢竟作偽的官員真正害怕的還是讓事件見光，如果媒體監督的渠道暢通，不僅官員的正向努力會得到鼓勵，不良媒體的行為也會受到遏製。媒體監督，實際上就是一種社會監督，這種監督，無論製度設計多麼嚴密，都是必須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