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萬民傘背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輩無法深究。但是據古代的記載，如果真的發自百姓內心，送的時候哭天搶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較激動，不像我們在照片上看的，若幹人非常冷靜地站在那裏似乎在擺姿勢。不過，就算現在的萬民傘貨真價實，百姓發自內心，這種中世紀的戲也別演了為好。因為我們現在的幹部據說已經是人民公仆了，為人民服務，做點好事，當地人民說聲好，本是做幹部的應有之意，畢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們的幹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助理是個啥官?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官場上出現了“助理”這個頭銜。部長有助理，省長有助理，廳長有助理，大學的校長也有助理，甚至我們小小的學院，院長也有幾個助理。發生倒褸事件的上海梅跪鎮，開發商居然是鎮長助理。前段時間，陝西神木縣也聘了若幹煤老板做縣長助理。
助理是個啥官？不好說。很多助理，實際上正式的官員編製上是沒有的。縱使中央編製辦的人，恐怕也說不清助理到底屬於什麼性質的官員，因此在設置官銜的時候，也沒有給這種官職定編，更不用說設置級別了。
但是，別看沒有編製，也沒有明確的級別（甚至有了風吹草動，像梅隴鎮這樣，鎮政府方麵可以說，別看是鎮長助理，其實連公務員都不是。因此此人不算政府宮員——味溜一下，就溜走了），助理的杈力還是蠻大的。
隻要當了校長助理，就等於是準副校長，甚至可能比副校長杈力更大，因為校長助理就是校長的延伸，可以理直氣壯地分管某攤事務——代表校長來管。同樣，當了縣長助理或者鎮長助理也是一樣，他們是縣長和鎮長的“手”和“腳”。至少，可以參加所有鎮長縣長才能參加的會議，有發言權。
一般來說，助理的誕生，是主要領導自我擴權的產物。大領導安幾個自己的助理，盡管製度上沒有依據，但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侵蝕副職的權限，讓自己的手伸得更長。
但是，如果某些地方的主要負責人找商人做自己的助理，事情也許就不那麼簡單。應該說，這是這些年來官商合一的一種很奇妙的形式。
房地產開發商或者煤老板成了鎮長和縣長助理，在個人身份上，也許連公務員都不是，也不屑是。其實他們的主業，還是商人，靠賣樓盤和賣煤牟利。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們也是實際上的政府官員，很多政府的會議，甚至機要會議，他們都能參加；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分管某些政府公務。別的不說，單就這種亦官亦商的身份，僅僅就政府方麵的信息而言，他們就占了先機。更別說這種身份給他們帶來的雙向優勢，事實上變成了新時代的紅頂商人，可以憑借官員的這張皮，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當然，如果真的出事了，就像上海梅隴鎮鎮政府一樣，可以立馬推得千淨——他不算我們鎮政府官員！
這對於市場，對於市場上正經的商人，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但是，迄今為止，這樣的事情，仍然在發展中。很多地方政府，將授予某些商人助理頭銜作為一種獎勵，堂而皇之地公開聘任，視之為一種招商引資的良方。也許，這種做法，對幹暫時吸引招商，有點好處，但這種把政府資源化為招商優惠的方法，從長遠看，既損害了政府威信，還製造了人為的不公平，對當地市場經濟發展為害甚巨。
製約的成本大於勾結
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前副檢察長、反貪局前局長穆新成倒掉，據消息人士透露，穆的財產大概有2億元。繁峙是個煤礦大縣，縣裏眾多礦老板和涉礦的各級政府官員，多被這位反貪局長“辦”過。凡礦主，如果不“進貢”的話，就要遭到“以辦案為名的敲詐”^(據2009年6月25日《每日經濟新聞》)
類似的情形，還有一個靠“雙規”斂財的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後者斂財的數目要稍遜一籌。
反貪變成了貪，監察辦案權變成了詐財權，看似吊詭，實際上，這屬於監察權對掌握資源的行政權的一種“分肥”行為，由於有監察機構的存在，受其監察的官員把所掌控的資源吐出一部分來，跟監察者分潤，從而確保安全。這種事，自古以來就存在，屬於古代官僚製的一個無法根本解決的難題。地方上，凡是負責監察的官員，無論是地方原來設置的，還是中央派下來的，時間一長，就會實際分享地方長官的權力，讓監督變得有名無實。
這種現象，其實在今天也絕非一兩個特例，在我們的紀檢、監察和審計部門都有過。隻是，過去分肥詐財往往限於國家機關，而且往往限於查出事情之後，現在則被曾錦春和穆新成們擴大到了企業家頭上，國企也就罷了，事實上連民企老板也逃不脫，有事沒事都得交保護費，或者叫免傷害費。
這種監察杈分肥的現象，是古代政治權力製衡的一個難題。不找人看著吧，地方官難免胡作非為，找人看著吧，聰明人之間很快會達成妥協，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與其費力看著，不如利用這權力分享好處。一個得到安全，一個得到好處，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