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解決這種問題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員，下去當特務；二是定期輪換地方監察官，趁雙方還不熟悉，來不及達成協議，就換人了；三是利用地方鄉紳反製，為流動監察官提供信息。但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總是有效。每個王朝的官僚機構，到了一定時候就會鏽蝕失靈。
其實，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整個官僚機構，基本上是一個封閉體係，行政也好，監察也好，無非是這個封閉體係中的兩個部分。隻要這個體係是封閉的，那麼兩者可以互相製約，也可以互相勾結，而製約的成本，對彼此來說，要大於勾結，所以理性選擇的結果，自然是趨向於互相勾結。
因此，減少或者消除這種現象的唯一法門，就是係統開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務公開。其實，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中世紀的中國，現行的體製，本來就存在著足以製約這些肮髒現象的機製。如果無論行政官員還是監察機構，都能切實接受人大的監督，而人大也能真正啟動監督機製，人大和所有的政府機關，同時接受公眾的監督，接受媒體的監督，簡而言之，就是將政府各個機關的運作，包括紀檢、公安、監察、審計等部門的運作，統統放在眾多眼睛的注視之下，所有的運作過程，都需公開、程序化，隨時接受外界的質疑，那麼，杈力的分肥就將成為非常難的事情，極易走漏風聲，而且代價極髙。難到一定程度，也就沒有人敢做了。
借錢辦熱鬧
山東青州要辦花博會（花木博覽會），錢不夠，下撥任務，向全市教育係統員工強製借款。類似的事，據當地教師說，已經有多起，借款能不能還，誰也沒底。（見2008年10月22日《新京報》）
中國的官場喜歡熱鬧，沒事找事也要熱鬧。早先我記得是辦“節”，這個節那個節，花卉有節，糧食有節，蔬菜也有節，至於風景民俗之類，就更得辦節，舉國上下，無處無節，無物無節，大抵是本地有什麼就辦什麼節，從芝麻辦到西瓜，從二人轉辦到髙曉
辦節千篇一律，者P是請流行歌星上台獻藝，放幾首歌，對對口型，然後吃飯、喝酒、旅遊，完事。隻是來賓和歌星比較歡喜，拿了票子不說，土產也糟蹋了一堆。
後來，各種節又改成論壇了。原來的各種名目，把‘‘節”字去掉，換成“論壇”，加上“文化”或者“經濟”字樣隆重推出，這回不僅需要歌星影星5也用得著學者了。大家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先開會，次第發言，坐而論道，不管說什麼，反正沒人要聽，說完了，依舊是吃飯、喝酒、旅遊。
不知不覺中，熱鬧居然又有新花樣了，辦“會”。北京開奧運會，上海開世博會，青州為何不能辦花博會？輪到青州了，一個縣級市，為了辦這個會，萬人簽名，萬人長跑，還搞自己的聖火傳遞。一個財政年收入不足10億元的縣級市，為了辦花博會，已經開工的配套工程，就達32項，其中有主會場、展館和五星級賓館，需要資金超過150億元。錢不夠，就從老百姓手裏借，不借也得借，至於能不能還，拿什麼來還，誰也說不清。
就算花博會辦起來，會後青州會怎樣？一個內地小縣，幾十億元建的會場、展館和五星級賓館幹嗎用呢？難道說花博會開完之後，世界各地的富商就會雲集於此，各地的官員也紛至遝來，天天開會，天天住下消費？如果萬一沒人怎麼辦？偌大的場館賓館，每天的維持費用就是個天文數字，錢從哪兒來呢？以以往的經驗，這種小地方為特定目的建的豪華設施，一且熱鬧過後，不是閑在那裏空著，幹耗資金，就是幹脆廢掉，從此以後，當地的經濟不僅沒有發展起來，，反而被拖累得多少年都翻不過身來。
當然，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場熱鬧下來，當年的GDP肯定翻上去；有了熱鬧，上級領導肯定會光臨指導，對於長期靠不上領導的小地方官員來說，肯定是個機會；更妙的是，但凡大興土木，上上下下都有了可以撈好處的機會，規模越大，機會越多，這是傻子都知道的道理。
至於“借”老百姓的錢，能還嗎？懸。熱鬧過後，借款的人或者提拔，或者“雙規”，扔下一個爛攤子，後任就是有心，拿什麼還呢？
推諉的境界
在清朝和民國的檔案中，凡是有事，有大事，大到上頭要追查的時候，或者仗打敗了，最後總結的時候，所涉及的各個機構各方官員，各找各的借口，各說各的理由，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要把責任推出去，小頭推不掉，推掉大頭也是勝利，巧舌如簧的髙手，看他那奏章或者報告，不惟無罪，而且還有功。最有意思的是，有時候出了事故，死了人，但涉及到的幾個機構乃至官員都說自己沒責任，最後上級派人來查，查來查去，結論居然是誰也沒責任，賠點銀子給苦主了事。
那時候，一般官員都喜歡碰上點小災害，隻要攤上有點規模的小災，自己轄境內的所有毛病，就可以一筆勾銷，全賴到災害上去。自己的所有指標完不成，都沒有關係，稟告上司，都是災害鬧的一錢糧收不上來，官司斷得一塌糊塗，境內出了亂子，都可以說是因為有災或者救災。把責任推給別人，比較麻煩，你會說，別人也長著嘴，你能走關係，別人也不吃素。天降災害，把責任推給老天，天下哪裏有這樣合適的頂缸人？任你胡編亂造，老天都一聲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