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妙的是，這樣的借，一旦被人發現，就像阿榮旗這位檢察長一樣，馬上就可以滋溜一下開溜，把車還了，把自己擇得幹幹淨淨。任你怎麼查，反正不能說我貪汙腐敗。官員也是人，怎麼說也不能不讓我借東西吧。
當然這樣的借，背後肯定有名堂。總之，企業不傻，沒有讓官員白占便宜的道理。如果企業如此樂於助人，怎麼不把這車借給福利機構，
借給普通老百姓？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方式，無非是一些聰明的官員可以借此逃避法律的追究。
不信去查一查跟企業發生關係的部門，不用細查，就會發現，這樣借來的車，實在是太多了。不僅車可以這樣長期地借，而且人也可以借，東西、房屋設備都可以借。杈力機關種種開支，在自己這裏報銷不了，就到企業去報，等於變相把錢都借了。不僅一些民企跟權力機關有這樣的出借關係，很多機關跟國企也有這樣的關係。有一階段官員用車，豪華程度有級別的限製，但是官員又特別喜歡豪車，於是，就紛紛從企業借，借了就不還。不僅官員私人這樣借，機關作為集體也這樣借。
這些年，“借”像傳染病一樣在官場流行。也許，在開始的時候，出借豪車的企業，還是一種隱性的賄賂，但是走到今天，已經成了不言而喩的慣例。凡是在某地的企業，都得這樣孝敬某地的權力機關，不這樣做，反而會被視為怪誕。
當年“狗肉將軍”張宗昌統治山東的時候，手下的軍官看上了商家的東西，或者馬車什麼的，也說是借，看上人家的錢，也說是借。在這種環境下，好東西被人看上了，不借也得借。隻是，借了就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借的背後，是吳思所說的權力機關的“合法傷害杈”。漫說給你小鞋，就是緊緊鞋帶，也夠你喝一壺的。
問責與起複
官員犯錯誤，丟了烏紗帽，再次被起用，這是個古已有之的現象。
清朝的時候，管這叫起複或者開複。在那個時候，哪怕位至一品，一輩子不出錯的官兒非常稀罕，在仕途上混，總是免不了在罷免、起複之間折騰，隻要錯誤犯得不至於一下子丟了吃飯的家夥，即使被發配充軍，也有翻身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經常會見到某位官員的處分上寫明：永不敘用。但是，過了若幹年，人家還是被敘用了。官家的話，即使皇帝說的，隻要用在官員身上，大抵當不得真。
那個時候，開複兩字的前麵，要加一個“謀”字，凡是官員被免職，稍微歇歇，就得謀開複，怎麼個謀法？無非找關係，遞包袱，包袱裏的“貨色”充足，開複的希望就大些。
幵複必須得有個時間段，不能太快。在清朝的時候，是等皇帝情緒涼下來，或者幹脆把這事給忘了，能在皇帝身邊說上話的人，有機會的時候遞個話上去，皇帝一含糊，另一頂官帽子就落到免職者的頭上了；如果皇帝氣還沒消，無論誰，這話也遞不上去，遞上去，事辦不成不說，給自己找不自在。有時候，是等輿論涼下來。犯事的官員所犯的事，往往是會激起民憤的，輿論不涼下來，一開複，說不定禦史要說話，所以開複的事，急不得0
到了民國時候，官員的開複，因為有了媒體，最需要畏懼的是輿論，官員免職，人稱避風頭，風頭過了，換個地方照舊做官，風頭不過，天下大亂0所以，那時候被免職的大官，一般都出國轉一圈，幾個月甚至幾年在國內銷聲匿跡，輿論自然會把他忘了，然後再回來戴官帽子。
1949年以來，對於官員的問責，時緊時鬆。眼下似乎屬於鬆的時代。官員犯事，隻要不被關進監獄，再次做官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甲地犯事，轉個身，到乙地接著做官。某些惹出大婁子、鬧出世界名氣的官員，風頭還沒過，或者沒有完全過去，就複出了。理由有一個是“人才難得”。
當然，即使不是人才，我們也沒有理由把犯過事的官員一棒子打死，讓他們永不敘用。但是，當今之世，犯錯誤，尤其犯得挺大挺有知名度的官員，開複的過程最好讓公眾看得清楚一點，為什麼開複，改正了沒有，得拿出點證據來。
總而言之，這個過程不能像個灰箱。
即使躲風頭，丨以乎也應該躲得時間長一點，像過去那樣，少則兩三年，多則三五年。不能這邊人們記憶猶新，那邊就粉墨登場，也太不給公眾麵子了吧？
國學與幹部考核
成都溫江區提倡官員學國學，把國學學習情況納入幹部考核。到目前為止，國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事實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誰也說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