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我們的地方財政有困難，很多地方雖說政府大樓光鮮，政府官員也光鮮，但卻是吃飯財政，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做點事情，隻能靠違規半違規地弄點錢。大興土木雖說大家都樂意，但如果讓政府拿錢政府操辦，少慢差費不說，錢也未必有來處。所以，辦事必然要找商家，可是在某些事業上，商家和政府談判的結果，它們之間是雙贏了，但公共利益卻也因此而損失了。奇怪的是，在這些涉及公共產品的事業上，包括像唐山地震主題公園這樣嚴肅的事業，政府卻不樂意考慮非政府組織，顯然，地方政府對於市場經營有著太高的熱情，不大肯讓那樣一塊有價值的地皮，以不能生利的狀態存在著。
公與私是我們中國人一對古老的範疇。不過，我們的“公”的概念，在很多情況下，是跟44官方”的概念重合的，公就意味著官，而私則等於商家。當“公”與“私”在某種商業利益上一拍即合的時候，公眾肯定是要缺席的，其實也不算是缺席，因為原本就沒公眾什麼事兒。正像一位學者哀歎的那樣，盡管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有相當規模，所謂的中產階級也初具規模，但在中國，卻基本上沒有公共領域，“公”還是官的領地。像唐山大地震紀念主題公園這樣的所在，本是培養人們公共意識的最好場所，可惜，由於傳統意義上的公私結合，這樣的場所還沒建成就已經變質了。
在這個世界上，像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和美國越戰紀念碑那樣，保存或者鐫刻死難者名字的紀念地不知有多少，大概隻有在中國，有人會想到借此來生利。真的不能不佩服國人的精明，隻是，這種精明，往往用的不是地方。
貴族與農民
寫這樣一個題目，如讓學來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紀的歐洲，隻有在那個時候，貴族和農民這兩個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塊說事。然而，在當下中國的口頭語言中，貴族和農民，不僅兩個出現幾率相當高的詞彙，而且是困擾國人多年的夢魘。
追求賁族，是國人堅持多年的努力。書沾上“貴族”，無論氣質還是行為，就好賣；房打上“歐洲”“城堡”字樣，價錢就高I前一陣全民課子學鋼琴，眼下北京人又趕著讓小孩學高爾夫，說是打高爾夫有貴族氣質。
據說一代小貴族的培養，分為兩個路數，一個是本土路線，琴棋書畫再加讀經，一個是西化路線，鋼琴、網球、髙爾夫再加點涉外禮儀，比如怎麼吃西餐、打領帶之類。其中有些人聽說了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的傳言，還多少有點耐心，可相當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讓自己的孩子變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鴨式的培養，孩子課餘時間，學了外語學鋼琴，學了鋼琴學舞蹈，學了舞蹈學禮儀，弄得大人孩子都疲於奔命，苦不堪言。
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風靡一時，許多人迷的其實不是她的文筆和思想，而是那裏“貴族氣質”的描寫，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為的女兒占用兩百多盤子的一頓西餐。
在舉國若狂追求“貴族”的同時，“農民”這個詞恰如其分地倒了黴，成為貴族的反襯。在很多場合，“農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一個形容詞，無論人或事，隻要被人說成是“農民”或者“真農民”，被說的多少有點生不如死的感覺。很多人寧可讓人說他是流氓，也不願意讓人說他是農民。在城市流行的話語中，“農民”意味著落後、保守、小家子氣、沒見過世麵，以及種種讓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氣質，總之，若要貶低人，一句“農民”就足夠了。
不過，有意思的是，我們這些追捧貴族、貶低農民的國人，恰恰離貴族最遠。要說歐洲人捧捧貴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會相去不過三百餘年，當年貴族的城堡猶在，某些國家還有國王和爵士，可是中國，據錢穆說，宋代已經沒有了大門檻，整個社會變動不居，“陋室空床，當年笏滿堂，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反過來，朝為座上客，暮為階下囚，都是司空見慣尋常事。中國的社會，沒有貴族已經有上千年了，怎麼到如今，反倒全社會尋找起貴族來了？
其實，現在追捧貴族的國人，盡管身在城裏，有的已經住了很多代，但是如果叫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色——農民。
農民才是我們的本色，無論哪個家族，就算是姓愛新覺羅的滿族皇家的人（大多數人都姓金和趙了，近幾年才開始“複辟”），查到他們的袓宗努爾哈赤，其實也是半個農夫。對於那些號稱祖輩都在城裏居住的人來說，其實我們的城市，在百年前不過是集中居住的鄉村，也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況且，居住在城裏，跟貴族與否並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