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政治，魯迅先生有個猛人及其包圍術的說法很有意思。他說，中國政壇上，經常會出現廣東話所謂的猛人，即大人物。凡是
猛人，必有包圍者，一大群人圍上去，直到把這個猛人圍垮，然後再圍下一個。他說，中國政治若想有所突破，必須破除包圍術。其實，包圍猛人的人，未必直接包圍猛人本人，往往是連猛人的家族一起圍。就算猛人自己操守不錯，但一大家子人，總有意誌薄弱者，不愁包圍術不成功。直到今天，東方國度，隻要有杈而且權力比較大的人，其家人親屬都會被有心人精心搜索出來，然後以各種借口圍上去，明裏暗裏給很多好處，最後的目的，自然是打有杈者手中權力的主意，而且屢試不爽。
東方民族是家族本位，家人和親戚在親情倫理上似乎理所當然可以分享有杈者的權力，至少可以分享這個權力所帶來的好處。如果一個人出息了，當了官，卻不肯跟自己的家族分享好處，似乎倫理道德上就是有虧的。家族的概念，有時候會擴大，擴大到仆人和家丁，老師和幕僚。因此，古代的中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百姓日常的道理，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個人做官，實際上等一大家子人在做官，分享隻要不過分，皇帝也睜眼閉眼加以默許。反過來，隻要過了線，皇帝加以懲罰的時候，隻要你的家人，哪怕僅僅是管家仆人犯了法，當家人也會乖乖地認罰。實際上，很多情況下惡仆為非作歹，主人未必真的完全清楚。家族本位的政治，是包圍術得以施展的基本條件。當然，這種家族政治，跟儒家的修齊治平理想，還是有衝突的。中國比較有理想的士大夫，對付這種家族政治的辦法，是高度的道德自律，自覺地追求聖人之境，像海瑞那樣，自奉甚薄，連自己都不要一絲杈力帶來的好處，自然家人也就無從分潤了（我國台灣地區馬英九的不粘鍋作派近似之）。顯然，這樣一種包圍破解的辦法，不是誰都可以施用的，曆史上像海瑞這樣的人像白烏鴉一樣稀少，所以，包圍者和包圍術，始終都有用武之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後，東方多數國家都采用了民主政體。民主政體的本質是個體本位的，但是東方國家，無論政客還是選民，都不排斥家族網絡。政客會利用家族網絡給自己擴大勢力，而選民也會對特定的家族給予持續的支持。反過來，一旦政客當選，不僅要給自己的家族某些交代，而且包圍者也會找家族的空隙，乘虛而入，擋都擋不住。
事實上，隻有家族政治整體改觀，類似盧武鉉這樣的悲劇才能避免。但是，家族政治的削弱，卻並非簡單推行或者灌輸某種政治文化可以實現的。信息技術的普及，媒體和社會第四權的發育和成熟，從曆史上講，是剝開家族政治陰霾最有效的利器，媒體越發達越獨立，社會的自由度就越大，家族政治的黑幕就越容易被掲露。
這就意味著，東方國家要想擺脫家族政治的陰影，必須得持續地向前走，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前行。在這個過程中，讓社會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盯住權力的眼睛，越來越多越來越尖，到那個時候，盧武鉉們的權力有限了，而且被隨時監視，也許就用不著跳崖了。
聽話的專家
中國老百姓有點傻，凡事迷信專家。什麼是專家呢？自然有教授和研究員頭銜的便是。老百姓千百年來形成的習慣，對知書達禮之輩，總是懷有敬意，近代以來講科學，自然是有大頭銜的大知識分子才懂科學，於是迷信翻了番。有關部門以及有關產業當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在尊重知識和尊重專家的名義下，某些專家開始在台前露臉了。
隻是，走上台前的專家，無論在電視上，還是在報刊雜誌抑或講壇上，說的往往不是自己要說的話，說出來的，往往是給他們露臉機會的人的意思。比較柔和一點的“導演”，在講之前，大體告訴講者該怎樣講，讓專家把握大體方向就行，比較生硬的，幹脆寫好內容，打在背板上，讓專家照著念就是。如果有專家不識趣，非要說自己的話，那麼多半出不來聲音，而且下次絕對不會找你了。我曾經問過一個法製欄目的製作人員，為什麼你們總是找某一個大學的教授？對方回答說，人家聽話，讓怎麼說就怎麼說。
如果說，僅僅聽命於有關部門，那麼我們的專家還可以說自己是尊重國家意誌，但是，還有很多情況，專家往往是在為某些部門甚至某些利益集團說話，從專家之口，借助公開的媒體說出來的“專家意見”，不知怎麼總是和某些部門和大企業的利益高度一致，一致到了不用專業知識，僅憑常識就一清二楚的地步。更多的情況是，由誰召集專家開會論證某個事情，專家就不約而同地都向著召集會議的部門說話，全體一致，一丁點不同意見都沒有。不知道我們的專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是不是也經常如此的意見一致，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怎樣保持自己研究的獨創性？
這樣的專家露臉，是傳聲筒。當傳聲筒也有好處，一來可以提髙自己的知名度，即便說出的話往往對老百姓不利，還是有相當部分的人認為，隻有在電視上露臉的專家，才是真正的大專家；二來可以拿到具體而且直接的好處費，有多少，不知道，但肯定有，往往是說出的話越眛良心，好處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