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
哈爾濱的平房區，有座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遺址紀念館。它是公認的侵華日軍的罪證，也是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然而，這個紀念館的辦公樓的一層，目前已經變成了商品房的售樓處。（據2009年9月19日新華網）
日軍七三一部隊是幹什麼的？我想稍有曆史記憶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滅絕人性的、從細菌戰的特別部隊。現在哈爾濱平房的遺址，就是當年侵華期間他們的基地之一。這樣一座遺址紀念館，對於記住那段悲慘的曆史，向世界昭示侵略者的罪行，無疑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在日本政府並沒有就細菌戰問題有明確的表態，而且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依然否定曾經在華從事過細菌戰的情況下，這個遺址就顯得格外重要。
開發商有積極性不奇怪，如果能把樓都賣了，他們肯定也會賣的。但是，有關部門為何會準許他們這樣做？
也許，在開發商和有關部門眼裏，遺址辦公樓最適的用途，是為“經濟建設”服務，或者說，為開發商以及賣地的地方政府的錢袋子服務。不知道有關部門，此番可以將遺址辦公樓用作售樓處，以後是不是也可以臨時改作歌廳呢？比如說，為了某個部門臨時舉行聯歡會。
一個民族的尊嚴，是靠對自己曆史的尊重建立的。如果我們對自己在過去不久的那段被侵略、被屠殺、被侮辱的曆史，都采取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那麼，中國以外的人，將會怎麼看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去譴責日本的右翼？
畫圈為牢
都說中國人窩裏鬥，柏楊先生當年給國人頭上*J上“醜陋”兩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國人的這種特別能戰鬥的習性。其實，更早一點，在中國走向現代世界之初，我們的誌士仁人也經常為國人的這種習性而懊惱頹喪，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幾。
窩裏鬥多半是因為派係。孔夫子說，君子群而不黨。這裏所謂的黨是指阿黨，以私利結合的一夥。可惜，國人中君子太稀缺，所以偏要黨。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總是能找到一個個的小圈子，說話、做事，往往以小圈子為依據，想不鬥都難。
中國人祖袓輩輩活在鄉村世界，說是家庭或者家族本位也許並不十分合適，但畢竟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個洋蔥頭結構的圈圈裏，圈圈有核心有邊緣，每個人位置不同，說話的分量各異，多數人注定是要別人替他們說話的。不過，洋蔥頭裏的每個人有一點是絕對一樣的，那就是對圈子的依賴。當人們還生活在農村的時候，由於家庭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鄉村裏的公共生活，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但畢竟有人替他們說話，人們生活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裏。可是-旦離開了鄉村，脫離了原來的生活環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們的活動，原來公共生活的情景無法再現。城狐社鼠，沒了依托，難免無所措手足，未免按照原來的圈子模式，複製類似的圈子，力求再現過去的情景，江湖上的結拜、行會裏的師徒等等都屬此類。
進入現代之後，城裏的人似乎離中世紀很遠了，離農村也很遠了，但活動在潛意識裏的暗流，卻跟從前沒有什麼區別。人們不拜把子磕頭了，但不靠上個小圈子心裏就不塌實，沒有辦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沒法子給自己找樂。小圈子無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結構的替代品，難免在行動中以小圈子為依托，動機和衝動，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為準。如果說，對過去的中國人而言，家庭具有價值觀的意義，那麼，現在的小圈子，怎麼也有半個價值觀的分量。
古代中國的鄉村，雖然不能說沒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蔥頭的結構中，不可能人人都參與。每個洋蔥頭的核心人物才可以參與議事，而且說話的分量各有不同，往往隻有那些鄉紳和別類的精英才可以真正參與意見。其他人隻有漢娜?阿倫特所謂的labor(勞動）而沒有action(行動）的份，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而在那個時代，在鄉村以外的生活場景，是一種非穩態的情景，屬於無法用“禮”來約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難分彼此，相互滲透，從來沒有形成穩定的市民社會，在一般老百姓眼裏，商人已經不算是好人，而車、船、店、腳、牙，則跟黑社會沒有多少的差別了(俗諺：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因此，在農村社會以外，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