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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安寧清明的政治環境，則這個國家注定沒有戰鬥力。《便宜十六策》主要是針對這個情況，講述治軍治國的道理。《便宜十六策》全文分治國、君臣、視聽、納言、察疑、治人、舉措、考黜、治軍、賞軍、喜怒、治亂、教令、斬斷、思慮、明察共十六部分，故稱“十六策”，共約六千言。諸葛亮認為，治軍治國的關鍵在於提綱務本，綱舉自然目張。作為一國之君，施政的關鍵是處理好君臣、臣民、君民之間的關係。“和”是天地間事物存在的準則，是萬物生存發展的原動力，對國家而言，和諧關係是其繁榮強大的有力後盾。因此，為人君主，務須心胸寬大、愛民如子、開張聖聽、察納雅言、擇善而從之，致力於國家的發展及創建一個和諧的環境。
“親賢臣，遠小人”，對內修明法度、選賢任能；“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使上下有序、尊卑有別，如此國家秩序自然井井有條。所謂兼聽則明，人君亦須廣納各方意見，使各項有益的建議得以落實。
“治國以文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軍方麵，要識人、知人、用人，獎懲嚴明，做到功必賞，過必罰。亦須做好一切戰前準備工作：靜以理安、動以理威、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眾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如此一來，就可以使軍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一治國
【原文】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1）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2）為之主，台輔（3）為之臣佐，列宿（4）為之官屬，眾星為之人民也。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5）以觀天文，郊祀（6）、逆氣（7）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8）之禮，八佾（9）之樂，明堂（10）辟雍（11），高牆宗廟（12），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以方枘，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引之謂也。
【注釋】
（1）倡始：開始、開端。
（2）北辰：北極星。
（3）台輔：宰相。
（4）列宿：眾星宿，即二十八星宿。
（5）台榭：高台。
（6）郊祀：古時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而在郊外舉行祭祀皇天與後土的儀式，即為郊祀。
（7）逆氣：避免不祥的氣象。
（8）庠序：古代地方所設的學校。
（9）八佾：古代天子專用的舞樂。
（10）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11）辟雍：周王專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大學。
（12）宗廟：祭祀祖先所設的祖宗廟。
【譯文】
治理國家的原則，就像管理家庭一樣。治家務必確立好最根本的原則，隻要根本確立了，其他枝末細節自會順利發展。“本”是事物的起源，“末”則是與本相互呼應的事物。萬物的起始，就是天地；與之相呼應的，就是萬物。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天就不會產生，沒有地就不會生長，沒有人就不會取得成功。因此君主的舉措應順應天理，就好像天空是以北極星為中心一樣，大臣輔佐君主就像三個輔星排列在北極星旁，一般官吏就像天空中其他的星辰，而繁星就像百姓。所以北極星的位置不能變動，三個輔星的排列也不能沒有法度，眾星在天宇的位置也不能雜亂無章，這是天象。因此，建造高台以觀天象的征兆，在郊外舉行祭祀神靈的儀式以達到和神靈相遇，這就是致力於上天的根本事業。耕田種地，祭祀地穀之神，在山林、川澤建立祠廟以祈求福祚，這是致力於大地的根本事業。在庠序中學習禮儀，建立八佾樂舞，開設明堂講授治國的理論，修造宮牆宗廟，祭祀列祖列宗，這是致力於人的根本事業。故所謂“本”，就是永遠不變的法度。法度的要旨在於切合所需，一如圓鑿不能用方枘來相配，鉛刀不能砍伐樹木，所以使用不適當的工具或不正確的方法就無法成就大業。天的規律一反常態，就會產生不祥的征兆；大地的規律出現紊亂，萬物就會枯敗；人倫失去常理，就必然產生禍亂。因此，經書雲：“如果不是古代賢王的禮法道統，我不能妄加遵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心得】
對國家而言，所謂“本”就是清明的政治、嚴明的法度、完整的禮儀，重視並加強這些方麵的工作，百姓自然就能安居樂業，而民富國強。與此同時，諸葛亮還要求國家的各個部門要各行其職、有序有法。諸葛亮一生為恢複漢室江山鞠躬盡瘁，在他精心治理下的蜀漢，是三國中最有條理的一國，為後人留下了光輝典範。
諸葛亮為振興漢室，主要從幾個方麵入手：
和吳——公元223年，派使官到吳國，勸孫權斷絕與魏的關係，與漢修好。
和夷——劉備死後，益州的豪強雍闔舉兵反叛，企圖奪取永昌，一些夷族也乘機叛亂。為平定叛亂，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兵南征，漢軍還未到，雍闔即被殺死。諸葛亮進軍南中，與雍闔的餘部孟獲作戰。他用“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策略，七擒孟獲，終於使孟獲心服，歎道“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隨後，諸葛亮進軍滇池，分益州、永昌為四個郡，起用本地夷人和漢人作官，使夷漢關係大為改善，漢國內部也得以穩定。
明法——諸葛亮製定漢科，作為一國之法度。陳壽在《三國誌》中曾如此評價：“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又說“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治軍——諸葛亮特別重視軍隊的訓練有素。由於漢是小國，不能動用過多的民力，為彌補國小兵少的不足，諸葛亮主張減兵省將，為此他創造了有名的八陣圖。西晉馬隆曾用八陣圖收複涼州，北魏刁雍也曾經采用諸葛亮的八陣圖抵禦柔然，李靖的六花陣法也來源於八陣圖，西晉李興也說：“推子（諸葛亮）八陣，不在孫吳。”就連他的敵手司馬懿也稱他是“天下奇才”。
正身——諸葛亮一直以很高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效忠漢室。他集漢朝權力於一身，而漢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也不覺得他越權，因而使得國內一直保持著和諧的狀態。他虛心納諫，董和曾因不同意他的意見，與之反複爭論十多次，諸葛亮為此表揚董和，要求同僚學習他的忠誠。第一次出兵攻魏，由於錯用馬謖而招致失敗，諸葛亮認為是自己的責任，而“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要求同僚“勤攻吾之缺”。而且他從不增置私產，嚐雲：臣死之後，如查出有多餘財產，那就對不起先帝。正是因為他不貪不驕，所以為人所信服。
正是由於諸葛亮立足於正本清源，采取一切良好的措施，所以在他的治理下，漢國內部一直非常穩定。
二君臣
【原文】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1）。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2）；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3）也。君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麵（4）向陽，著其聲響，臣北麵向陰，見其形景。聲響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5）六紀（6）有上中下。上者為君臣，中者為父子，下者為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足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錄之位，陳璿璣（7）之政，建台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幹正，引治國之道具矣。
【注釋】
（1）君臣之政，其猶大地之象：政、象，關係也。
（2）易使：易於統治。
（3）勸功：盡力建功立業。
（4）南麵：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故天子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南麵而坐。
（5）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
（6）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是儒家用以確定上下尊卑倫理關係的教條。
（7）璿璣：古代測天文的儀器，在此指糾正政務。
【譯文】
君臣相處的原則，就好像天和地的關係。君臣之間的關係如果像天地之間的關係那樣明晰，那麼正確的君臣關係也就具備了，也就更完美。人君應施仁政，而臣子應盡忠奉主。臣子事君不可有二心，人君亦不可將有違正道的政事交付臣下；上下守禮，則百姓易於統治；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備。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君王可專心為政，而人臣克盡本分為其效忠。所謂“政”，就是好的名聲；所謂“事”，就是盡力建功立業。君主勤於朝政，人臣勤於佐政，則霸業可成。君主向南對著太陽，使他的聲威影響更加顯著，而臣下向北對著陰麵，是為了讓君主看清他們的形態和身影。所謂聲音就是君主的教導和命令，所謂形影，也就是臣下的功業。教導和命令適當，則臣下的功業就能夠建立，而國家也就能從中受惠。
因此“三綱”、“六紀”分成上、中、下各種等級。其中以君臣關係最為重要，其次是父子關係，最後則是夫妻關係。君臣、父子、夫婦都各守其道，則福祚必臨。君主與臣子之間，必以禮為根本；父母與子女之間，必講究親恩；夫妻之間，必以和為貴。處在上位者行為不可不端正，而處下位者行為不可不正直；如果上位者行為不端，則下位者便會起來作亂。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整頓政事，人臣要盡心事奉。如果君主政治修明，則忠臣功業可成。求學的人想從學於賢師，入仕的人也想跟隨英明的君主，因此必須設立各級官職，排列爵位和俸祿的位次，設置糾正政務的諫官機構，並建立三公九卿作為輔佐，使私情不能擾亂公事，奸邪不能幹預公正，如此就具備了治理國家的方法。
【心得】
君臣、百姓之間的關係是否和睦是一個國家治理好壞與否的標誌。君臣之間各行其職，鞠躬盡瘁，上下以禮相待，使國家的教化深入人心，國家自然就太平強盛。諸葛亮強調以禮、以恩、以和來規範君臣、父子、夫妻間的關係，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
諸葛亮作為一代忠臣、輔佐之臣，他與劉禪之間可稱“上下順和”，堪為君臣關係的典範。曆代王朝，往往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諸葛亮能“兩朝開濟老臣心”，而且至死不渝，的確難能可貴。劉備死前於白帝城托孤，要劉禪“父事丞相”，劉禪在位期間，一直都遵循劉備的囑托，把諸葛亮當作父親一樣。而諸葛亮在前後《出師表》中，則對劉禪表現出慈父教子的意味。實際上，以諸葛亮的能力和其在蜀國的威望完全可以稱帝。劉備在托孤時也曾對諸葛亮說過：“你的才能勝過曹丕十倍，定能安邦定國，成就大業，若是嗣子（劉禪）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可取而代之。”後來李嚴就勸諸葛亮受九錫，進爵稱王。但諸葛亮不為所動，自始至終忠於蜀漢，為蜀國的興衰鞠躬盡瘁，為後世廣為傳誦。劉禪作為一國之君，雖然天資平庸，沒有治國安邦之才，但他對諸葛亮一直非常信任，放手讓諸葛亮獨攬大權。李邈曾上書進讒，劉禪不但不聽，還為此殺了李邈。一個忠心耿耿，一個大膽放手，這樣的天子和朝臣真可謂一對值得稱頌的典範。
與蜀國和諧的君臣關係相反，吳國的君臣關係卻一直比較緊張。孫權對文武大臣都存著戒心，因此用刑特別嚴峻。在吳國的軍隊中，除去斬頭，幾乎沒有什麼較輕的刑罰。不少武將因畏罪，不得不逃離吳國而投降魏國，這更加深了孫權對文武大臣的不信任感。雖然他曾下令：諸將重罪三次才議罪，但這並安撫不了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帶兵守邊境的督軍機將軍交出妻子作保質，如有叛逃，便殺戮保質甚至誅滅三族。同時，孫權又養了一批校事、察戰，讓他們專門監視文武官吏。太子孫登屢次勸諫，他都不聽納言，大臣們更是畏罪而不敢說話。陳壽說他性多嫌忌，殺人過多，愈到晚年愈盛。孫權死後，孫皓即位，更加殘暴，大臣及宗族幾乎被他殺光。這樣一個相互猜忌的團體，使吳國一直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後來，晉武帝司馬炎六路出兵攻吳，吳軍不戰而潰，孫皓投降，吳亡。
魏文侯與大臣的關係也極為和諧，因為他用人誠信不疑。樂羊是魏國一位能幹的大將。魏文侯令樂羊為將攻伐中山國，攻了兩年多居然未下，引得朝中官員議論紛起。有的說樂羊的兒子樂舒是中山國的寵臣，樂羊哪裏會破國毀子呢？有的甚至說樂羊與中山國暗中一定有勾結，不然以樂羊的本領哪裏會連一個小小的中山國也久攻不下呢？可魏文侯對樂羊的信任始終不動搖。不久，樂羊置自己的兒子的請求於不顧，攻破了中山國。原來，樂羊久圍而不攻，為的是孤立無道的中山國國君姬窟，不忍城中百姓遭難。當樂羊凱旋回國之時，“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被魏文侯信己不疑的誠心所感動，“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正因為魏文侯尊賢任能，才使魏國的經濟得以繁榮迅速發展，國力逐漸強大，成為戰國初年一個強盛的封建國家。
三視聽
【原文】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1），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2），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采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3），則萬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故《經》雲：“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目為心視，口為心言，耳為心聽，身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為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為聽，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夫五音（4）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5）不見，無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有籲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注釋】
（1）視微形：察看微小的事物。
（2）幾：預兆。
（3）庶士：普通百姓。
（4）五音：即宮、商、角、征、羽五種聲音。
（5）五色：即青、赤、黃、黑、白五種顏色。
【譯文】
為政之道在於能察看細節，傾聽不為人知的聲音。形體微小就不容易被看見，聲音微弱就不容易被聽到。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夠從細微處看到事情的預兆，能夠從聽到的小言論發現大問題，上下溝通，內外應和。所以，君王處理國家政務的原則，關鍵在於廣泛聽取並采納下屬的意見，與百姓一起商量計策，如此必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所以《書經》上說：“聖賢人沒有固定的意見，完全以天下百姓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人的意誌主宰著身體，因此一國有聖明之君就如同人有意誌一樣，如果內外相應，則一片祥和。君主如果隻看到日月的光明，（而看不見平民百姓的痛苦）就稱不上目明；如果隻聽到雷霆轟鳴的巨響，（卻聽不到平民百姓的聲音）就算不上耳聰。所以，君主要廣泛了解各種情況，才是聖明之君。聽不出五音，就無法區別宮音和商音；看不出五色，就無法分辨黑色和黃色。大凡英明的君主，處事都有原則，就像白天、黑夜有規律地互相交替一樣，白天處理國家大事，晚上才考慮私事。有時百姓的怨聲不能聽到，進諫良言的忠良得不到信任。聽不到怨聲，蒙冤的人便得不到申訴；若不采信忠臣的諫言，作奸犯科之徒就將會受到縱容。所以《尚書》上說：“上天以百姓的眼睛為眼睛，以百姓的聽覺為聽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心得】
諸葛亮在這裏明確指出一國之君應廣聞博見、從諫如流，“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能夠廣泛地傾聽民眾的心聲，仔細觀察百姓的疾苦，在處理國家政務時才能采取“對”的措施，這是成為一個明君的先決條件。如果國君隻願意聽取奸臣阿諛奉承、歌功頌德的言辭，而塞忠諫之言，隻看得到歌舞升平的華麗表象，又怎能期待國富民強呢？
周朝的世宗皇帝就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君主，他誌氣高遠，在內政和軍事方麵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有一次，他和臣子們在大殿上會餐，當時已經是寒冬季節，他對臣子們說：“這兩天很冷，但我在宮殿裏麵吃飯，一點兒也不覺得冷，我無功於百姓卻坐享其成，實在是慚愧啊！”周世宗不僅能真心了解百姓的疾苦，並常常勉勵自己的大臣。另外，他還十分留心農事，在周世宗的大殿上，有一對用木頭雕刻成的農夫蠶婦，他希望能借此時刻提醒自己和大臣們心中要有百姓，要時常傾聽百姓的聲音，多想辦法為民眾減輕痛苦和負擔。
周世宗在其統治期間，雖然大權獨攬，但他並不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隻要是國家事務，他都廣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了解百姓的需求。譬如，他要求群臣極言得失，而且對他們說：“你們說了而我不聽，是我的錯誤；請你們說但你們不說，那就是你們的責任！”
正因為周世宗是一位注重視聽的君主，他才深知百姓的疾苦。公元956年，他廢除沿襲多年征收穀帛的不合理製度，而改成等待民間10月收獲且紡織完畢後開征。公元958年，周世宗又依據元稹《均田表》中所說的均平田租辦法，製成《均田圖》，徹底進行均田賦的改革，使農民的負擔大為減輕。綜言之，周世宗在位期間，為完成統一大業而連年征戰，如此雖然加重民眾的負擔，但他依照民眾的意願對政治有所改善，加之統一也符合民眾的心願，所以民眾勞而不怨，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
公元207年，曹操打敗袁紹之後，準備北征烏桓。決策之時，有些將領認為孤軍深入，極端不利，持反對的意見，但曹操不顧勸諫，還是率軍出征了。北伐途中，曆盡艱險，差點不戰而潰。當到了距烏桓軍駐地還有200餘裏的地方時，曹軍與烏桓軍隊突然遭遇，眾寡懸殊，十分危急。曹操不得不親到陣前指揮督戰，令張遼當前鋒，展開攻擊。這才化險為夷，一戰而勝。凱旋之後，曹操下令調查最初反對攻打烏桓的人，這些人因為反對錯了，無不惴惴不安。但曹操卻依照調查的名單，一一發給獎賞。他誠懇地說：“我征討烏桓，實在是危險萬分，全靠僥幸，雖然成功，但不是正常行動，各位的意見，才是萬全智謀，所以獎勵，以後不要閉口不言！”受到獎賞的將領感歎不已。
明朝的朱元璋是一個注意聽取下屬意見的君主。在陳友諒攻占朱元璋的領地，殺死其養子朱文遜，建立國號“漢”並自稱皇帝後，又率領大批水軍直撲朱元璋所在的應天。當時朱元璋手下的將領們大都懾於陳友諒來勢洶洶，有的主張死守城池，有的主張退守鍾山，還有的幹脆主張獻城投降，總之都認為不能和陳友諒決戰。此時，劉基對朱元璋說：“驕兵必敗，陳友諒現在剛打了幾場勝仗，自認為天下無敵，根本就不把我軍放在眼裏，我們應該誘其深入，然後以一路伏兵截擊之，另以一路兵斷其後路，一定能夠擊敗陳友諒。”朱元璋沉思半晌，決定采用劉基的建議。於是命令康茂才詐降，借以引誘陳友諒深入；命常遇春、馮勝國、徐達在險要之地埋伏；又命胡大海率軍直奔信州，以截斷陳友諒的後路。陳友諒果然中計，長驅直入，結果被朱元璋的大軍前後夾擊，丟棄戰船數百艘，士卒傷亡不計其數。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無論是治國還是領兵作戰，廣泛地聽取下屬和民眾的意見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四納言
【原文】
納言之政，謂為諫諍（1），所以采納眾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2）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卑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3）；無道之國，危行言孫（4），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為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注釋】
（1）諫諍：直言規勸。
（2）匡救：糾正。
（3）危言危行：謹言慎行。
（4）危行言孫：孫，通“遜”，恭順也。此句謂行為謙恭，言語諂媚。
【譯文】
人君應廣納眾議，接受直言規勸。身為國君應有直言進諫的大臣，為人父者要有直言不諱的子女，每當他們的行為不合道德規範時就直言規勸，以使美德得到宣揚，而不好的行為得到補救。惡行不能放任自流，美德則不能抑製詆毀。放任惡行而詆毀美德，國家必然會遭遇危險。君主拒絕接受直言規勸，正直的大臣就不敢向君主進獻治國良策，於是奸臣專擅朝政，橫行霸道，這是治理國家的一大禍害。所以政治清明的國家，臣下能夠行為端正，言語坦直；政治昏暗的國家，臣下則行為謙恭，言語諂媚，君主聽不到臣下的意見，而臣下也不敢對君主直言規勸。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所以他們能夠名聲顯赫，被後世尊崇為聖人。就好像房屋漏雨，要止住下麵之漏雨，就得把屋頂的漏洞堵住，若屋頂上的漏洞不補好，屋內就不能居住。
【心得】
廣泛聽取並采納眾人的直言規諫，謂之納諫。納諫的意思是善於傾聽不同的意見，然後判斷是非，擇善而從之，如果擇非而從之，那就不能叫納諫了。納諫的目的在於采眾之長以補己之短，從而更妥善地治理國家。然而自古以來的帝王將相，能夠真正做到像諸葛亮所最推崇的聖人孔子、周公那樣，始終堅持不恥下問而且正確對待下屬直言規諫的，可謂鳳毛鱗角。
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中的所有帝王裏，最善於納諫的應該算是唐太宗了。李世民經過“玄武門之變”而登上皇帝寶座之後，罷免了一批保守官僚，起用了魏征等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同時鼓勵大臣們直言進諫。他曾經對自己的大臣說：“我少年時就很喜歡弓箭，藏有十多張非常好的弓，自認為再也不會有更好的弓了。近來我把它們拿給做弓箭的工匠們看，結果工匠們說它們都不是好弓。我問其中的緣故，工匠們說，做弓的材料木心不直，自然脈理就邪，弓雖然硬，但射出的箭就不能直。此時我才知道自己過去的鑒別不夠完全精確。我是用弓箭定天下的，都還不能完全懂得弓箭的奧妙，更何況天下的事務，我怎麼可能都懂得呢？”
唐太宗很清楚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鼓勵群臣犯顏直諫。他曾問魏征，君主怎樣才能明，怎麼才是暗？魏征回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太宗很讚成魏征的意見，因此他時常告誡大臣們，凡是自己下的命令中有不便實施的，都要提出異議。在所有的大臣裏，魏征最敢據理力爭，甚至有時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繼續直諫講理。有一次，因為魏征當眾和唐太宗理論，唐太宗退朝回到後宮還怒氣衝天：“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下人！”幸好長孫皇後勸道：“魏征這樣忠直，正說明陛下是一位明主啊！”這麼一來，唐太宗才算平息了怒火。
太宗曾虛心地問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樣才能區分開？魏征鄭重地答道，國君之所以聖明，是因為他能廣泛地聽取不同的意見；國君之所以昏庸，是因為他偏聽偏信。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又舉了曆史上正反兩方麵的例子加以論證。他說，古代堯、舜是聖君，就是因為他們能廣開言路，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這些昏君，住在深宮之中，隔離朝臣，疏遠百姓，聽不到百姓的真正聲音。直到天下崩潰、百姓背叛了，他們還冥蒙不知。采納臣下的建議，百姓的呼聲就能夠上達了。魏征的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銘刻在唐太宗的心裏。從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虛心納諫。他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你提意見的態度如何，隻要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他都能虛心接受。
當時，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陽破敗了的乾元殿修飾一番，以備作為到外地巡視的行宮。對於皇帝來說，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宮，本來是小事一樁。可是，有一個小官張玄素，卻上了一道奏折，痛陳此舉不妥。他說，修了阿房宮，秦朝倒了；修了章華台，楚國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這都是曆史的教訓。現在，我們唐朝百廢待興，國力哪裏比得上當年的隋朝？陛下在國家的破爛攤子上，繼續役使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耗費億萬錢財，大興土木。陛下沒有繼承前代帝王的長處，繼承的卻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從這一點看，陛下的過失遠遠超過了隋煬帝。這是一道筆鋒犀利、擊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張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聵的暴君隋煬帝，冒犯天威。這不是拿雞蛋往石頭上撞麼？滿朝文武都為他捏一把汗。人們都在觀察唐太宗的反應。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別的皇帝，看到這一大不敬的奏折，當即會雷霆震怒，不僅張玄素人頭落地，而且會株連九族。但是，唐太宗不僅沒有怪罪張玄素，反而下令召見他。此時的唐太宗想進一步地試一試張玄素的膽量，就直問道，你說我不如隋煬帝，那麼，我和夏桀、商紂相比，怎麼樣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紂王，都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這樣問，自有深意。不承想，這個張玄素卻直截了當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紂一樣昏亂。聽到這句答語，唐太宗不僅沒有發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動了。他想，一個小官，敢於冒死直諫，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諭旨，停止重修乾元殿。並且表揚了張玄素，同時賞給他500匹絹。
對此事一直關注的魏征，聽到了這個完滿的結局，頗為感觸地歎道，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這都是因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說的話呀！這個故事，充分地說明了唐太宗的虛心納諫。
唐太宗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知錯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隻精美絕倫的鷂鷹。他一時忘記了魏征平時說的國君不可玩物喪誌的話，就興味十足地把鷂鷹放在臂上，逗著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時情急，趕忙把鷂鷹藏在懷裏。其實，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裏，卻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講起古代帝王追求逸樂之事，旁敲側擊帝王不可玩物喪誌。唐太宗擔心時間長了，鷂鷹悶死。但是，魏征說得沒完沒了，唐太宗自知理虧，不敢打斷。結果，鷂鷹還是悶死在懷中。
唐太宗是出生於貴族的馬上皇帝，他在戰場上是一員性格剛猛的勇將，但他最懼怕的就是亡國，而魏征正是一位幫助他避免亡國之禍的忠臣，其諫諍越激烈，越足以證明其忠愛朝廷之心的真切，所以，唐太宗再怎麼生氣也會聽取魏征的意見。公元643年，魏征病故，唐太宗大哭著說：“人用銅做鏡子，可以正衣冠；用曆史做鏡子，可以預見興亡；用人做鏡子，可以知道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一麵鏡子了。”直諫難，納諫更難，魏征等大臣之所以敢於直諫，正因為他們知道唐太宗是一位能夠納諫的明君。
公元382年，前秦帝苻堅和大臣們開會討論討伐東晉的事宜。文武百宮中除佞臣朱彤首先發言附和外，其餘的都不同意。苻堅很生氣，讓大家都退下，隻留下苻融一人商量，但他也不讚同，力諫討伐東晉的危險在於民眾都不願意和東晉作戰，並且說凡是不同意和東晉交戰的人都是忠臣。當時，就連太子苻宏、幼子苻詵、苻堅的愛妾張夫人都諫符堅不可伐東晉，因此苻堅相當生氣。後來，慕容垂、姚萇兩人私下鼓動苻堅伐晉，請他“聖心獨斷”，苻堅誤以為可以和他們共定天下，心中大喜。公元383年，苻堅不顧群臣的反對，大舉出兵百萬餘討伐東晉，結果秦軍大敗於肥水，苻堅逃回長安時隻剩下十多萬殘兵敗將。苻堅不能判斷是非、不能擇善而從，結果導致慘敗。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豐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史記·留侯世家》中又記載：“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能夠納諫的明君深知忠言之“利於行”，而不能納諫的昏君隻因“逆耳”就不顧亡國的惡果。
五察疑
【原文】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疑正樂（1）。亂生於速，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畜之；枯蔞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為馬，秦王不以為疑；範蠡貢越美女，吳王不以為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為明（2），必信夫卜，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及庶人。故孔子雲：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馬為策己者馳，神為通己者明。故人君決獄（3）行刑，患其不明。或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強者專辭（4），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下逆氣，災暴之患，禍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若不慮不匿，不枉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開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籲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5），見怯退還，喘息卻聽，沉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6），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7）哉！人焉瘦哉！”
【注釋】
（1）淫聲疑正樂：正樂，正統雅音。句意為靡靡之音擾亂了正統雅音。
（2）意說為明：依臆測的結果行事。
（3）決獄：判決訴訟。
（4）專辭：強辭奪理。
（5）盜視：偷偷摸摸地看。
（6）所以：所作所為的動機。
（7）瘦：隱藏。
【譯文】
為政者應明察秋毫，就像看清楚朱、紫等顏色，分辨出宮、商等音律一樣。因為粉紅、紫兩種顏色會混淆朱色，而靡靡之音會惑亂正統雅音。變亂首先發生在政令不及的邊遠地區，謠言總是因眾心困惑而產生。盡管事物的形體與色彩可能相似，但在本質上卻千差萬別。白色的石頭看上去像玉，愚昧無知的人拿它當做寶；魚類的眼睛看上去就像珠，愚蠢的人就收藏它；狐貉很像狗，愚昧的人就畜養它；枯蔞看上去像瓜，愚蠢的人拿它當食物來充饑。所以趙高指著鹿說是馬，秦二世深信不疑；範蠡貢獻越國的美女西施，吳王夫差沒有疑惑。計劃如有疑點，就無法成事；行事過程中如有疑惑，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聖人不會憑主觀臆測來彰顯自己的英明，而是求諸於天意，用占卜來預測人和事物的吉凶。《尚書》中說：“三個人預測一件事，一定聽從其中多數的意見。”如果再有疑惑，就必須征詢百姓的意見。所以孔子說：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擔憂臣民不了解自己為政的苦心，而擔心自己不了解民意；不擔憂外人不了解自己內部的情況，隻是擔心自己不了解外麵的情況；不擔憂下位者不了解上位者，隻擔心地位崇高的人不了解地位低下的人。所以上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馬為鞭策自己的主人奔跑，神為通曉自己的人顯靈。君主在判決訴訟時，最擔心的是不能明察真相，而累及無辜或縱容罪人，使強者不招供、弱者蒙冤、剛直者被誣陷、有冤屈者不得伸張，而誠信之人被懷疑、忠良之士被陷害，這些都是敗德之事，必會招致各種禍亂變故。所以英明的君主在斷訴訟、處理刑罰時，若毫無破綻可循，就要觀察罪犯的言行舉止。如果犯人有敬畏之色，且言辭哀怨，上堂行色匆匆，而遲遲不肯離開庭堂，還不時左顧右盼，反複歎息，這人必是蒙冤不得申訴；如果低頭下語，膽怯退縮，喘息不定，豎耳傾聽，沉吟作態，語無倫次，上堂姍姍來遲，離時匆匆忙忙，不敢回顧庭堂，這人必是急欲脫罪。孔子說：“觀察一個人所做所為的動機，和他做事的原由，以及是否心安理得，則一切都將無所遁形了！”
【心得】
“察疑”就是強調明君要善於明辨是非，知曉條件情況。作為領導者，對於各種情況要深入並實際地予以了解，不要隻立足於個人的狹小天地，要知人、知外、知下、知賤，從而積極地去調整各方麵。否則上混下亂，自然朝綱失紀，法度失明，群臣各懷狡詐利己之心，相互懷疑，必然招致禍患。在戰爭中，作為一軍之將，洞察敵方一切行動意圖，更是顯得十分重要。沒有明察秋毫的能力，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無異於緣木求魚。
公元208年，曹操占領荊州後，準備一舉殲滅東吳。曹操在赤壁和東吳形成對峙狀態，曹軍沿江建立24座水門水寨，大船像城牆一樣在外麵排成一排，而曹操手下的水軍都督蔡瑁、張允又是深諳水戰的驍將。當周瑜正在苦思對敵良策時，曹操派來勸降的說客蔣幹前來拜訪。周瑜察覺了蔣幹此來的目的，於是故意向蔣幹展現東吳軍隊的嚴整和糧草的充足，並且在酒宴上並假裝喝醉，讓蔣幹和自己同榻而眠，故意讓蔣幹在書桌上看見一封蔡瑁、張允寫給周瑜的信。蔣幹不知是計，連夜跑回曹營，把信交給曹操。曹操看罷大怒，立刻把蔡瑁、張允叫來：“我準備讓你們立即出戰。”蔡瑁回答說：“不行啊，水兵還沒有訓練好，不能輕易出戰。”曹操拍案而起：“恐怕等你們把兵訓練好，我的人頭早也獻給周瑜了吧！”不由分說，立即把蔡瑁、張允斬首。正是由於周瑜明察秋毫，洞察了蔣幹的動機後，將計就計，引誘曹操上當，因而取得了赤壁之戰的重大勝利。而曹操卻由於失察，沒能“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兵敗也就不足為奇。
古語說：“有國之主，不可輕易下結論說：舉國上下，竟無一個深謀之臣；滿朝文武，沒有一個智能之士。關鍵在於國君了解考察得是否精細，是否確切。”
漢高祖說過：“在軍帳中出謀劃策，就能決定千裏之外戰場的勝利。這方麵我不如張良；穩定國家安撫百姓，保障部隊糧餉源源不斷地供應於糧道，這方麵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兵馬，戰必勝，攻必克，這方麵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傑，我卻能了解他們任用他們，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漢高祖劉邦對人才考察精細，知人善用，最終奪得天下。
六治人
【原文】
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1），陳示所以也。故經雲：“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眾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2）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3），小國之臣。故曰，皂服無所不克，莫知其極，克食於民（4），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5）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6）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下奢侈，不遂禮製。周、秦之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譬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繡篡組，綺羅綾縠，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軿（7）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塚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經雲：“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製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儲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注釋】
（1）風化：教化引導。
（2）諸夏：諸侯。
（3）皂服之吏：地位卑下的小官。
（4）克食於民：對人民苛刻無度。
（5）豫：預防。
（6）末作：指工商業。
（7）輜軿：豪華的車子。
【譯文】
治理國家的方法，就是用仁德來教化民眾，並明確地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此經書上說：“用道德仁義來教育百姓，那麼百姓就會跟著推行禮儀；明確地告訴百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那麼百姓就知道哪些行為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為日月光明，所以天下民眾才仰望它；因為天地廣闊，所以萬物才能依附它。因此，隻有像堯、舜那樣賢明的君主，才能使遙遠的少數民族都臣服；像桀、紂那樣的暴君，連自己身邊的諸侯也會背叛。這並不是上天改變了民眾的心誌，而是君主教導民眾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因此，統治民眾要像培育幼苗一樣，首先應剪除可能的平枝，除掉缺點。而國家的興盛，寄望於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國家的衰敗，則植基於平民百姓。所以說，平民百姓的破壞力最大，假如不以此前提出發，對人民苛刻殘暴，使老百姓饑餓困乏，必然會發生混亂。隻有勉勵農民耕種，不誤農時；隻有少征收賦稅，才不會耗盡民眾的財物。如此一來，國家富裕，民眾安樂，這不是很好嗎？那些擁有國家或家庭的人，不擔憂貧困而去憂慮不安定。所以，堯、虞、舜之為政，是使人皆獲利，其合理地利用天時地利，用來防備災荒之年，而秋季收獲的餘糧，用來救濟貧困的人，所以普天之下財源亨通、路不拾遺、百姓安居樂業。春秋五霸的時候，衣食不能滿足的地區，可從財物有餘的地區得到補充。而今各地諸侯都貪財好利，好利之風盛行，造成百姓之間相互爭奪，各種災難接連不斷，蠻橫的人欺負弱者，真正能夠安心從事農業耕種的人越來越少，透過各種手段不勞而獲的人越來越多，百姓像浮雲一樣遊移四方，民心不穩，生活動蕩不安。經書上說：“不抬高稀有貨物的物價，百姓就不會成為盜賊；不讓無用的東西價格攀升，人心就不會混亂。”因此，讓每一部門盡職盡責，是聖明君主的政治。從前齊景公在世之時，社會風氣異常奢侈，不按照禮法行事。而周秦則法律簡約，推崇質樸，教導百姓勤於耕作，從事對百姓有益的事。那些精心製成卻沒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斂沒有任何益處的財貨，像金銀璧玉、珠璣翡翠等奇珍異寶，都是出自遠方，不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東西。錦繡纂組、綺羅綾縠等彩色絢麗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夠穿著的。此外，講求手工巧妙的金石木器之雕刻，往往妨害農業生產。出入都乘坐華麗的車子，身穿昂貴的衣衫，也都不是平民百姓所需。而裝飾豪華的大門，修建高聳的圍牆，或過度奢侈的墳墓，莫不竭盡財力來炫耀，這也不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經書上說：“平民百姓喜好的，隻有辛勤勞作，對自身要求嚴格，節儉樸素，以便供養父母。”因此，使用財物有所節製，按照禮節來開支，豐收之年不浪費，饑荒之年就不會艱難，平常積累儲蓄，以備來年用度。這種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正像四季氣候變化那樣自然嗎？
【心得】
諸葛亮強調，治理國家要重視教化民眾，讓各個部門各司其職，做對百姓有益的事，並要建立各種製度安定民心，鼓勵百姓勤於工作。總之，各個部門要嚴於自律、要節用，否則舍本逐末，損不足以奉有餘，自然失民心，導致國家衰弱，禍起蕭牆。
漢文帝劉恒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8歲的時候，被封為代王，24歲做了皇帝。他的母親是漢高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為害怕呂後，長期和兒子住在封地，不管朝中的事情，他們母子倆沒有引起呂後的重視，所以，沒有受到呂氏的陷害。
劉恒正式稱帝以後，看到老百姓因為受戰爭殘害都很窮，政府收不上來捐稅。他想到首先要恢複農業生產。春耕開始的時候，他親自帶領文武百官到首都郊外去耕地、下種。他還叫皇後、皇妃在皇宮的園地裏種桑養蠶，為廣大農民做出榜樣。
漢文帝知道老年人生產經驗比較豐富，應當鼓勵人們敬老扶幼。於是，他便下了一道命令：政府要關心無兒無女的老年人，關心沒有父母的孤兒。政府借錢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還從政府的倉庫裏撥出一部分麻布和絲綿，發給他們做衣服。漢文帝實行的各項政策中，最受人歡迎的是減輕刑罰。他首先廢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罪的法律，後來又規定了罰錢贖罪的法律，並且還廢除了肉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