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廢除肉刑，那是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事，當時，一位著名的醫生，齊國太倉縣的縣令淳於意，因治病死了人，犯了法，被判處肉刑。那時候的肉刑有三種：在臉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一隻腳。因為淳於意是縣令，是現任官吏，要到首都長安，由朝廷的司法機關來執行肉刑。
淳於意的小女兒緹縈跟隨父親去長安。緹縈到了長安，便托人寫了一封奏章，到宮門口遞給了守門人。漢文帝接到奏章，倒很重視。那奏章上寫著：“我叫緹縈，是太倉縣令淳於意的小女兒。我父親為官清廉，齊地人都稱他是清官。他犯罪，受到刑罰是應該的。可是，肉刑是一種可怕的刑罰，刺了字，就終生難以抹掉；割掉鼻子，就不能再安上；以後就是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願給官府當奴婢，替父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漢文帝看了信，覺得小姑娘說得也很有道理，便召集製訂法律的官員，要他們用別的刑罰來代替肉刑，後來就改為以打板子來代替肉刑。
有一天，漢文帝出行。浩浩蕩蕩的車駕隊伍剛走到中渭橋，還沒出長安城，忽然從橋下躥出一個人來，這人一見是皇帝的車駕，嚇得暈頭轉向，不但不知躲避，反而向皇帝的乘輿跑去，差一點撞到駕轅的馬身上。這馬嚇得長嘶一聲，撒開四蹄奔跑起來。這一下，車錯了轍，人喊馬叫，中渭橋上亂作一團。費了好大勁，衛士們才治服了那受驚的轅馬。漢文帝又驚又氣，命令衛隊將領將驚駕的人迅速逮捕，交廷尉去治罪。
廷尉張釋之經認真審理，便到皇宮向漢文帝奏報。漢文帝見了張釋之，便急切地問：“那個人審得怎麼樣？”張釋之不緊不慢地奏道：“臣已經審過了，那人是一時恐慌，犯了驚動皇上車駕的罪，按照條律，應處以罰金四兩。”漢文帝一聽，氣得大聲說：“這個人使我的馬受了驚，幸虧這馬性子柔和。否則，我不死也得受傷。你這個廷尉卻隻處他罰金四兩。”
張釋之連忙磕頭，連聲說：“聖上息怒，聖上息怒，臣以為，法律是天下通用的，百姓共守的。處以四兩罰金是法律規定的。如果當時您讓人把他當場殺了，也就殺了。現在交給廷尉處理，就應按法處理。陛下聖明，請您體察是不是這麼個道理？”漢文帝思忖半天，點頭說：“看來你是對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起兵，侵犯上郡和雲中一帶。漢文帝連忙派將領率兵馬去抵抗；另外，又派了三位將軍帶兵保衛長安。將軍劉禮駐紮在灞上，徐厲駐紮在棘門，周亞夫駐紮在細柳。
有一天，漢文帝親自到這些地方去慰勞軍隊，也順便視察一下。他先到灞上，劉禮和他部下將領一聽皇帝駕到，都紛紛騎著馬出營迎接。護送漢文帝的車駕闖進軍營，毫無阻攔。接著，他又到了棘門，也同樣受到了隆重的歡送。
漢文帝慰問的第三站是細柳軍。衛士們來到細柳營軍門，見守門的將士們披盔帶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大敵當前的樣子。衛隊的將領對守門的都尉威嚴地吆喝道：“皇上就要駕到，趕快開門迎接！”
都尉目不側視，朗聲答道：“將軍有令，軍中隻聽將令，不受天子詔。”衛隊的官員正要同都尉爭執，文帝的車駕已經到了。沒想到守營的都尉照樣攔住。漢文帝隻好命令侍從拿出皇帝的符節，派人給周亞夫傳話：“皇上要進營勞軍。”
周亞夫下令打開營門，讓漢文帝的車駕進來。護送文帝的人馬一進營門，守門的都尉又鄭重地告訴他們：“我們軍中有規定：軍營內不許車馬奔馳。”侍從的官員都很生氣，但文帝卻吩咐大家放鬆韁繩，緩緩地前進。到了營前，隻見周亞夫全身披掛，威風凜凜地站在漢文帝麵前，拱拱手作個揖，說：“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請允許我按軍禮相見。”漢文帝站起來，扶著車前的橫木，向周亞夫表示答禮。
漢文帝派人向全軍將士傳達了他的慰問，賜下了美酒牛羊，完成慰問儀式後，緩緩離營而去。
在回長安的路上，侍從們議論紛紛，認為周亞夫對皇帝的車駕太沒有禮貌。但是，漢文帝卻讚不絕口，認為灞上和棘門，就跟小孩鬧著玩一樣，如有敵人偷襲，不做俘虜才怪呢。像周亞夫這樣治軍，才是真正的將軍，敵人怎敢侵犯他啊！
不久，便提升周亞夫為都尉，負責京城的軍事。
漢文帝劉恒是中國曆史上一位賢明皇帝，漢朝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繁榮局麵，與他善於用人、擇善而從是分不開的。
曹操在創立魏國後，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采取了一係列發展農業的措施，使農民能夠勤於耕作，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社會逐漸穩定。
在具體的政策上，曹操首先廢除了兩漢時期苛刻的租賦製度，改以每戶出絹兩匹、棉二斤，不再額外收取。同時嚴禁豪強兼並，大為減輕農民的負擔。曹操還推行屯田製，招募無地和無牛畜的農民，在各級典農官的統率下耕種官田，租稅就按六四或五五分穀。曹操根據屯田製，使農民有田可種，生活大為好轉。
除屯田之外，曹操還督促開荒種田，按照各州郡戶口數目比對墾田之多少，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曹操在一次行軍中，經過麥田。下令說：損壞田麥者處死。但後來自己的馬卻躍入麥田，曹操自請部屬議罪。但由於主帥不可自殺，曹操於是割發置地代替斬首。
除了重視農業以外，曹操還提倡節儉，嚴禁厚葬，實行法家政治，建立國家的法紀。總之，他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一方麵保障了農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麵也使魏國從動蕩逐漸走向穩定。
而宋朝建立後，卻對農民進行瘋狂壓榨，使農民在遭受地主和高利貸的剝削之餘，還要負擔宋王朝的各種賦稅，被迫從事無償的勞役。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治理黃河水害工程，這項工程調發役夫達10餘萬人。來自數百裏以外至千裏以外的役夫，應役一至兩個月，不僅農事荒廢，而且往往家敗破產，甚至死於役所。由於民眾的生活非常艱苦，所以農民的反抗此起彼伏，貫穿了宋王朝的始終。
由此可見，愛護百姓，愛惜民力，是每一個當朝者都應該做到的。須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啊！
七舉措
【原文】
舉措（1）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故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2），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弟，鄉裏不舉；或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堯舉逸人（3），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縣賞當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4）庶官。辟四門（5）以興治務，玄纁（6）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貧陋為下，財色為上，讒邪得誌，忠直遠放，玄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家之女出財產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注釋】
（1）舉措：任用和廢置官員。
（2）懷寶迷邦：懷才不遇。
（3）逸人：遁世隱居之人
（4）曠：冷落。
（5）四門：學官名，始於北魏太和二十年，設立“四門博士”。
（6）玄纁：玄、纁是兩種染料，引申為聘請賢士的讚禮。
【譯文】
擢用和廢置官員，重在任用正直賢良，摒棄奸佞邪惡。治理國家就好比修身，其關鍵在於修身養性；治國的關鍵，則在於選拔任用賢能。修身養性是為求身體安康，舉賢任能則為國家的安定。所以，國家有賢良之士輔助，就如同房屋之有柱子，柱子不能太小太細，輔佐國家者也不能懦弱無能。如果棟梁細，房屋必會倒塌；如果輔佐的人懦弱，國家也會衰亡。由此可知，要治理好國家，就必須重用正直的賢良之士，而摒棄奸佞小人，唯有如此國家才能安定興盛。房屋的棟梁必須使用圓直堅實的木頭，而國家的輔佐也必須由耿直的賢能充任。堅實圓直的木材通常生長在森林之中，而耿直的賢才往往出身於平民百姓。所以，君主若想起用賢能，一定要到卑微的隱居處去尋訪。有些人懷才不遇，使他們隻能與一般普通百姓一起生活；有些人高超卓絕、賢能孝順，卻得不到起用或不被鄉裏舉用；而有些人忠心耿耿，卻受到奸黨的誣陷。帝堯重用避世隱居之人，商湯招用有莘氏，周公從地位卑微的人中求賢，他們都找到了曠世奇才，終能實現太平社會。所以君主應該公開宣布獎賞來對待有功之巨，設置高的職位來禮遇賢士，同時不冷落一般的官員。若能廣開門路來振興國家政治，用玄纁來聘用隱士奇才，普天之下同心一意，則沒有仁德之心的人就會遠避；若輕視地位卑微的人，推崇財色，重用奸佞小人，而忠誠耿直的賢良之士卻被流放，玄纁不施行，又怎能獲得賢能的輔佐呢？一個國家混亂不穩定，百姓就不能安居樂業，這是沒有任用賢能的過錯所造成。自古以來，從來都沒有不用賢能而國家卻沒有危險，任用賢能而國家卻不安全的先例。如果官職因人而設，國家必會混亂，反之擇才任官，則必能治理好國家。所以聘用賢良和婚嫁的道理一樣，從來都沒有過主動出嫁，還拿出錢財去當人家媳婦的女子。因此，女子是因為得到聘禮而獻出自己的貞節，賢能的人是因為喜愛玄纁而去實現自己的聲名。用禮儀去聘用賢士，國家才能安寧興盛。
【心得】
《尚書·鹹有一德》中記載：“任官惟賢才”；《宋書·江夏王義恭傳》中又記：“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諸葛亮同樣指出了舉薦的原則，要以官擇人，不要以人擇官。在任用官員上要以品行、才幹為標準，重用正直賢良的人才，而且要尊敬並善待賢能之士，這樣才會不斷有能人來輔佐君王，國家才能安定興盛。王安石《興賢》雲：“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古今中外，凡是大有作為的統帥其周圍都是賢士如雲，形成一個強大的人才集團；他能禮賢下士，知人善任，使士盡其賢，人盡其能，因而功業顯赫。“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這句話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春秋時期，齊桓公勵精圖治，為了達到自己成為中原霸主的目的，決定廣招賢才。他在自己的庭院裏外都點亮了燭火，並且對大家宣布：隻要是有才能的人上門，不分晝夜，都會隨時接見。但是就這樣過了一年，竟然沒有一個人來登門拜訪，齊桓公感到很不解。這時，有一個隻懂得九九算術的鄉下人前來求見，齊桓公便開玩笑地說：“難道隻知道九九算術就算是才能，可以來見我嗎？”鄉下人回答道：“我並非是因為自己懂得九九算術就來拜見大王的，而是聽說大王點燭求賢一年多，卻沒有人上門，大王您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這是因為大王您是一位賢能的國君，大家都認為自己的才能品德比不上您，害怕來了之後受到您的輕視和怠慢，所以沒有人敢來。如果大王對我這個隻懂得九九算術這種小技能的鄉下人都能夠以禮相待，更何況對那些有更大才能的人呢？”齊桓公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很禮貌地款待了他。一個月後，各地的賢能才智之士，就像潮水般地湧向齊國。
唐朝之所以能夠興盛，也和唐太宗能選拔和任用賢才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在位時，就對群臣申明了自己選拔起用賢能的觀點：“君主必須至公無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們每天的吃穿，都是取之於百姓，所以設立官職，就是要為民眾做事。那麼在選用賢才方麵，就絕不能按照關係的親疏、資格的新舊來決定官職的大小。”他曾經和魏征討論過用人的問題，他說：“為事擇官，切不可輕率。任用了一個好人，別的好人就會一起來；但如果任用了一個壞人，那麼別的壞人也會跟進來。”魏征說：“這是對的，現在天下已定，必須選擇德才兼備的人。”唐太宗此後一直遵守著這個選拔和任用官員的原則。
唐太宗還要求德彝舉薦人才，德彝說：“不是我不留心，隻是現在已經沒有賢才可推薦了。”唐太宗立刻反駁：“用人就好像用器，應該各取所長。以前同樣有過太平盛世，難道說那時的人才是從別的朝代借過去的嗎？你自己不能發掘人才，就不要推說是現在沒有人才了。”唐太宗相信當世有很多賢能之士，隻要隨時留心，就能夠發現許多文武奇才。公元643年，唐太宗還在淩煙閣畫了二十四功臣像，從這些功臣的背景看來，唐太宗在舉賢用能方麵的確是不拘一格的。
但是到了唐朝的中宗年間，卻不再任人唯賢了，而是開始信任並重用宦官。在3000多宦官中，楊思勖、高力士尤受重用。在唐朝的舊製中，宦官品級最高不得登三品，但楊思勖竟然被封為一品的驃騎大將軍，後來甚至被封為虢國公。高力士比楊思勖更得寵信，開元末年，臣子們的奏章都得先經過高力士，小事他就直接處理了，大事才告訴唐中宗。當時很多居相為將的人，比如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等，都是透過賄賂高力士才謀得官職。唐中宗先後任命李林甫和楊國忠為宰相，這二人是善於“迎合上意”的佞臣，不僅完全不指出唐中宗在朝政上的得失，反而在摸清了唐中宗的驕侈心理後，一切順從他的意願，讓他放心縱欲，得到無止境的滿足。此外，他們還四處搜刮民脂民膏，廣收賄賂，而對於真正有才能的人卻“妒賢嫉能，排抑勝己；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就這樣，唐中宗在用人方麵的重大失誤，不僅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禍亂，也使得原本統一和平的王朝逐步分裂並充滿戰亂。
《詩經》中說過，即使是卑賤的牧人和樵夫也應該向他請教。齊桓公對一個隻懂九九算術的鄉下人都能夠以禮相待，真正有定國安邦才能的人才又有什麼理由不來輔佐他呢？而唐太宗和唐中宗兩位國君在選拔任用官吏的不同準繩，也帶來了不同的後果，前者使國興，後者使國亂。劉備在無立足之地時請來了諸葛亮，才能三分天下而得其一；劉邦被困漢中時拜韓信為大將，才有滅楚而一統天下的結局。從古至今，國家的興衰都是和舉措是否得當有著密切的聯係。
八考黜
【原文】
考黜（1）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2），企及國理，眾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3）。故考黜之政，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為私，乘權作奸，左手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強抑弱，加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吏數易守宰，兼佐為政，阿私所親，枉克所恨，逼切為行，偏頗不承法製，更因賦斂，傍課采利（4），送故待新，夤緣（5）征發，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賣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6），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雲：“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注釋】
（1）考黜：考核罷黜。
（2）明良上下：官員皆不逾越職權。
（3）休咎：美善和過失。
（4）傍課采利：中飽私囊。
（5）夤緣：拉攏關係，向上巴結。
（6）專其價數：抬高物價以壟斷。
【譯文】
君主要政治清明就必須考核官員，升遷那些治績良好的官吏，罷免那些治績不佳、品行惡劣的官吏。一個英明的君主，心胸光明上天可鑒，其能夠觀察知曉是非善惡，遍及四海之內，連地方上的小吏和平民百姓，也都不會遺漏。並招用賢良之才，斥退那些貪財好利、懦弱怕事的人，使上下官員皆不逾越職權，國家得到治理，眾才雲集。而施行獎、善、黜、惡的政策，必須陳述美、善，或過失之處，以消除隱患。所以推行“考黜”的政策，務必先了解人民的疾苦。通常人民的疾苦主要是由五個原因所造成：一是有些貪官汙吏借職權之便胡作非為、假公濟私，他們瞞上欺下，壓榨百姓，百姓敢怒不敢言；二是有些官吏執法不公，有人罪行深重，受到的懲處卻很輕；有人沒有犯罪卻蒙受冤枉，甚至殺身喪命；有人犯了罪卻得以寬免，這是官吏恃強淩弱，使無辜的人蒙受不白之冤；三是有些官吏包庇罪犯，陷害告發奸情的人，為隱瞞實情，不借湮滅證據，甚至殺人滅口；四是有些官吏偏袒親信，打壓自己忌恨的人，威逼利誘，執法有所偏頗，還利用征收賦稅的機會，獲取私利。或者利用舊官去職、新官上任的機會，極力攀附巴結新到任的長官。更有假借微賦之名，謊報儲備的數目，將其中的部分據為已有，擴增私產；五是有些縣官貪功好利，利用行賞處罰的機會，從中獲取利益，或者介入經商活動，為一己私利壟斷物價，與民爭利，使百姓蒙受損失。這是禍害百姓的五種情況。對於有上述行為的官吏，不能不罷免，而沒有這五種惡行的官吏一定要升遷。所以《尚書》上說：“經過三年時間的考核，那些沒有治績的官吏必須罷免，那些治績顯著的官吏應給予提升。”
【心得】
任何一位官員治理地方的政績，能說明其是否是一個稱職的父母官。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就必須對臣下們的政績進行考察，做到任人唯賢、任人唯德、任人唯能，如果貪官汙吏得不到罷免和懲罰，政績顯著的官員又得不到升遷和獎賞，必會造成人人離心，士無鬥誌，最終釀成國家禍患。所以，諸葛亮在此明確指出考核在任官員的原則，對治理地方政績良好的官員一定要升遷，對政績不佳、品行惡劣的官員要堅決罷免。
《晉記·總論》中記載：司馬氏建立晉朝以後，當時世風日下，是非顛倒。士人學的是老莊，談的是虛無，做人形同禽獸為通達，仕進以無恥苟得為才能，當官以照例署名為高尚。凡是放棄職事毫不用心的人，都能享受盛名。如果有人真心做事，反而會被嘲笑輕視。朝廷在用人方麵，是看什麼人給什麼官，而不是看什麼官該用什麼樣的人；求官的人，也是隻選擇有利可圖的官職，沒有好處的官職就不做。有的大官身兼十幾個職務，實際上卻是什麼事也不管，或者在處理政務上十件事有八、九件都是錯誤的。而朝廷根本不去考核官員，各級官員的升降完全不依據政績好壞來決定。直到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後，楊駿、楊皇後奪權，混亂的朝綱終於引發了大亂。
和司馬氏的晉朝相比，武則天在統治天下時雖然是以高官厚祿來籠絡人心，但她卻很看重對官員們政績的考察。在《通鑒》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便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凡是真正忠心而且政績優秀的官員，她甚至能從當時酷吏的陷害中把他們保出來，所以始終有一批願意為她效力的能臣，輔佐她成為曆史上成功的皇帝之一。
唐朝的另外一位皇帝唐宣宗，自認為明察秋毫，覺得自己的見解一定是正確的。隻要是他喜歡的人，也不管其能否勝任，都會下令起用。有一次，兵部侍郎蔣伸因為說了幾句使唐宣宗很高興的話，就被任用為宰相。其實蔣伸隻是一個平庸的官員，在任兵部侍郎一職期間，根本沒有做出什麼明顯的政績，唐宣宗隻覺得他的幾句話中聽，就晉升他為相當重要的宰相職位。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朝廷吏治已然大壞，因此宣宗年間朋黨之爭的混亂也就不足為奇了。可見，政治不清明，官府自然腐敗，政局自然動蕩，治國者應當深思。
任人唯賢，語出《尚書：鹹有一德》：“任官惟賢才”。是指任用人才不論親疏，隻選擇有才德的。漢高祖劉邦本人雖然沒有多大才能，卻能起張良、韓信等一大批文武賢才，靠他們的輔佐成就了千秋偉業。而項羽雖有雄才大略，卻隻容得江東子弟，以至於不得不上演霸王別姬的千古絕唱。
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白居易把賢才比做國寶，他說：“古稱國之寶，穀米與賢才”。在農業社會裏糧食是最重要的物質，古人把人才與穀米等量齊觀，足見人才的重要性。任人唯賢是千年政治文明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更是我們現在提高領導幹部隊伍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任人唯賢是一種領導責任。人才的發現、培養、使用是領導工作、管理藝術的一項重要內容，任人唯賢是領導幹部義不容辭的責任。任人唯賢是領導作風的體現。用人上的不正之風是危害最大的不正之風，用人是否公正是檢驗領導作風的直接標尺。領導幹部要自覺加強黨性鍛煉，堅決抵製跑官要官、權錢交易等不良風氣，真正做到選賢任能，對那些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幹部進行重點培養和推薦，形成良好的用人導向。對那些不顧大局、不守紀律、鬧不團結、德才平庸的人，那些不講原則、回避矛盾、吹捧逢迎、見風使舵的人，那些爭名奪利，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那些投機鑽營、拉拉扯扯、跑官要官的人，不僅不能推薦，還要認真批評教育。任人唯賢是領導能力的體現。個人的能力再大也有局限，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必定是知人善任，善於發揮其他人的長處，共同圍繞組織目標開展工作的人。
任人唯賢離不開社會推動。任人唯賢不僅僅是組織和領導的責任，還要靠全社會來推動。由於幾千年封建社會“禮儀尊卑”觀念的影響，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仍然存在崇拜權勢、畏懼權勢的陰影，尤其是在對待幹部選任的問題上，部分人總覺得這是上級組織的事、上級領導的事，自己說了白說。任人唯賢的核心是選人用人的民主問題，隻有真正變“少數人選人”為“多數人選人”才能保證公正用人、科學選人。
任人唯賢要靠製度保障。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他起用賢才，納諫如流，開啟了輝煌的大唐盛世。但由於後來的唐朝當政者任用了楊國忠、安祿山等一批奸臣，唐朝逐漸走向衰落，最後哀帝李祝被迫讓位於自己的重臣朱溫，唐朝滅亡。這說明任人唯賢僅靠領導者的堅持並不可靠，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製度來推進、來保障。用科學的選人用人製度保證把人選準用準，是確保選賢任能、防止和糾正用人上不正之風的治本之策。要圍繞如何按照公平、公開、公正和擇優的原則，搞好對選拔領導幹部人選的定性與定量考察，進一步建立健全幹部考察、考核體係；圍繞強化領導責任，加強對選人用人的監督，進一步完善用人失察責任追究製度；圍繞能上能下、加大“下”的力度等重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暢通幹部進退流轉渠道；圍繞擴大民主、擴大幹部選任的民意基礎，加大公開選拔、競爭上崗力度，健全群眾監督、群眾參與幹部選任工作的機製，使任人唯賢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
九治軍
【原文】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貪血之螙（1），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
故治國以文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理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2）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強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禽敵之勢，此為軍之大略也。
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之張，動如機關之發，所向者破，而勍（3）敵自滅。
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矣。非仇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班之目，無以見其工巧；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
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暗者（4）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行（5）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
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
故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6），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
故軍以糧食為本，兵以奇正為始，器械為用，委積為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
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為強。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陣，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眾，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強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
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
故兵從生擊死（7），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
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8），勞於煩擾，佚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強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暗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計。
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偽。晝戰不相聞，旌旗為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為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為之使。
不知九地（9）之便，則不知九變（10）之道。天之陰陽，地之形名（11），人之腹心（12），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
五間（13）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鬥，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眾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14）之以害，此治軍之道全矣。
【注釋】
（1）螙：蠹蟲。
（2）五帝三王：五帝，古代傳說中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位帝王。三王，傳說中遠古部落燧人、羲義、神農三位酋長。
（3）勍：強。
（4）暗者：愚昧的人。
（5）斜行：尋求捷徑。
（6）三光：日、月、星辰三光。
（7）從生擊死：能保全自己並擊斃敵人。
（8）躬井：親自打井。
（9）九地：各種地形。
（10）九變，各種隨機應變的道理。
（11）形名：各種具體情況。
（12）腹心：指心理活動。
（13）間：間諜。
（14）柔：轉化。
【譯文】
治軍的政策，就是治理邊疆、鞏固國防、挽救國家動亂局麵的方法。其以威嚴武力為宗旨，消滅暴亂、討伐叛逆，是維護國家安定的大計。所以，統治國家要有文治也要有武備，就像蛀蟲，必須有爪、牙作為自己的工具，高興時用來遊戲，憤怒時用它來互相殘害；人沒有爪牙這樣的工具，所以設置軍隊作為自己的輔助力量。國家靠軍隊來保衛，國君以臣子為輔佐，輔助力量強大國家就安全，輔助力量弱小國家就有危險，其關鍵在於國君任命的將領。不是替百姓考慮的將領，就不是國家的良臣，也不是軍隊的主帥。
所以，治理國家以文治為原則，治理軍隊則依據武功為根本；治理國家必須從外部考慮，治理軍隊則必須考慮內部。所謂“內”就是華夏諸族，而所謂“外”是指戎、狄等少數民族。戎和狄這些少數民族，很難用道理教化他們，用武力征服反而比較容易。總之，有的能以禮感化，有的則必須以武力征服。因此，黃帝在涿鹿附近的原野與蚩尤開戰，唐堯與丹朱戰於丹水之濱，舜討伐有苗氏，禹討伐有扈氏。從三皇五帝這些最聖明的君主來看，他們的道德感化如此，還不免要使用武力，所以說軍隊是凶器，迫不得已時才使用它。
至於用兵打仗的原則，首先須製定策略，然後才能依計行事。出兵時，必須了解天時、地理等各方麵的自然狀況，觀察士兵作戰的心理狀態，訓練士兵熟練地使用各種武器裝備，明確地指出獎勵和處罰的有關規定，鼓勵士兵英勇作戰，觀察敵人的戰術策略，弄清楚道路的險阻平坦，分辨出安全和危險的地方，分析敵我力量，充分利用進攻和退守的時機，做好防禦敵人進攻的準備，加強出征討伐的力量和聲勢，激發士兵的士氣，認真謀劃取勝避敗的策略，反複考慮軍隊可能的傷亡，然後才能任命將帥領兵出戰，擺開進攻的陣勢，這些都是指揮軍隊作戰的大致方略。
將帥，是軍隊的主宰、國家的銳利武器，必須先製定計劃，然後才展開行動。下達命令時就像洪水暴發，攻擊敵人則像鷹隼撲擊獵物般迅疾；靜止的時候，就像弓弩拉開那樣地沉穩不動；行動時，就像機關發動那樣快捷，所向披靡，強敵不攻自破。
將帥沒有周密的策略，士卒沒有必勝的氣勢，軍隊上下就不能同心協力，即使有百萬大軍，敵人也不會害怕。不是仇人不痛恨，不是敵人不攻擊。工匠如果沒有魯班那樣的眼力，就無法做出技藝精湛的製品；將帥若沒有孫武那般的謀略，就不能周密地籌劃戰爭的進程。所以計謀周密，就能迅速殲敵，而擒獲敵人就像雄鷹撲擊獵物，作戰就像河水決堤一瀉千裏，那麼我們的士卒還未勞頓，敵人早已四處逃散，這就是指揮作戰的用兵之勢。
所以，能征善戰的將帥即使遇到任何問題都能鎮定自若；善於取勝的將帥即使遇到強敵也毫不畏懼。明智的將帥是先有必勝的把握才開戰，而愚昧的將領則是先與敵方交戰再求獲勝的方法。善於克敵製勝的人會順著進軍的道路進行修補，失敗者則為了尋求捷徑而迷失方向，這就是順應和違背事物的本來規律而導致的不同結果。
將帥應為軍隊樹立威嚴，士兵們全力為軍隊效力，兵勢不輕易動用，一旦動用則勢不可擋，就像巨大的圓石從高處墜落，所有遇到的東西都被擊得粉碎，無法挽救和阻止。因此前麵沒有敵人敢阻擋，後麵沒有敵人敢追擊，這就是動用兵勢的結果。
因此出兵打仗應以出人意料的計策為謀略，以非凡的智慧為主導，有剛有柔，能弱能強。能奪取勝利並且不怕犧牲，迅速時如疾風暴雨，舒展時如江海廣闊無邊，穩固時像泰山般巍然不動，神祕莫測如陰陽運行，遼闊如廣袤的大地，充實像無邊的天空，滔滔不絕如江河奔流，周而複始像日、月、星辰的運轉，生與死如春夏秋冬四季之變換，衰落興旺像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無窮無盡。
將帥用兵以糧草為本，用兵開始就奇正相合，使用各種器械，積聚各種作戰的物資。國家會因此物價上漲而貧困，這是因為軍隊遠途運輸軍需品，因此進攻敵人不宜連續作戰，而要根據自己的實力作戰，如果沒有計劃必將消耗國力。避免無益處的征戰，國家必會安定；而避免失敗的戰爭，國家必會獲得利益。
善於進攻的軍隊會讓敵人無從防守，而善於防守的軍隊必會讓敵人無從進攻。換言之，善於進攻的軍隊不用武器也能降服敵人，善於防守的軍隊不倚靠堅固的城池，敵人也無法攻破。所以，有高牆深河的防護不能算是堅固，有穿著鎧甲、手持銳利武器的士兵不能算是強大。敵人如果長期堅守，就攻擊其毫無防備的地方；敵軍要與我軍交戰，就趁其不備時出擊；與敵交戰，應該慎選安寨紮營的地方；敵人按兵不動，我軍就從兩翼攻打他；預料到敵人要聚合兵力，就攻打其關鍵部位。在不清楚地理優勢和交戰日期的情況之下，要先多製定幾套作戰的方案，但專為特殊作戰而備的方案要少。並周密考慮以做好準備，而強弱相結合，勇猛和怯懦相助，前後照應，左右偕行，就像常山的蛇一樣首尾相連，攻其中段，首尾都來救助，這是救兵的辦法。
因此，善於打勝仗的將帥要保持自己的威嚴，胸懷韜略，能夠憑借不同的地形隨機應戰，並且不事先告訴別人。能夠分析戰局，比較敵我雙方的優勢與劣勢。引誘對方出兵，以觀察敵軍兵力部署的危險性與安全性。並運用各種計謀，判斷對方兵力有多少。而采取行動之前，會先了解敵人戰鬥力的強弱，偵察思考敵方將士的戰鬥情緒，同時用計試探，以了解敵人的防守情況。
所以行軍打仗要從保全自己、擊斃敵人為出發點，必須避開敵人防守堅固的地方而攻打敵人防守空虛的地方。在高山丘陵地區作戰，不要去仰攻駐紮在高處的敵人；在水上與敵作戰，不應逆著水流；在草地荒原中作戰，不要進入雜草叢生的地方；在開闊的地方作戰，不要放過勢單力薄的敵人；在道路上與敵人相遇，不要放過孤軍深入的敵人。這五個方麵，就是用兵打仗中借著有利地形為輔，以取得作戰勝利的有利因素。
行軍作戰，要取得成功，在於善加運用各種有利的優勢，而招致失敗在於泄露作戰部署。饑餓是因為運輸給養道路遙遠，士兵自己汲井打水是幹渴的表現，勞頓了就會產生煩擾，閑逸了是由於生活平靜，長時間不作戰士兵就會心生疑惑，貪圖小便宜就會產生混亂，後退是由於士兵被處以刑罰，英勇作戰是由於給予獎賞，被迫作戰的軍隊必定是弱軍，軍隊強大是由於用勢，陷於困境是由於被敵人包圍，恐懼是由於首先到達陣地，夜間呼叫是由於驚恐，軍隊混亂是由於將帥無能，迷失方向是由於找不到道路，窮困是由於陷入絕地，失去軍心是由於對待士卒過於殘暴，而成功在於事先預謀。
因此，揮舞戰旗是為了使全軍井然有序，鳴金擊鼓是為了形成一種宏大的氣勢，設立斧鉞、嚴正軍紀是為了讓全軍上下齊心，申明教令是為了統一全軍的思想，實施獎賞是為了激發將士戰鬥的勇氣，實施刑罰是為了避免奸偽。白天作戰聽不到號令，就利用旌旗來指揮部隊行動；夜晚戰鬥看不見信號，就用火光和鼓聲來指揮戰鬥；如果不聽命行事，就用軍紀迫使他們服從。
不了解各種地形的利弊，就不清楚各種隨機應變的道理。如果能了解大自然的變化、地理形勢的各種狀況和士兵的所思所想，就能夠獲得成功。了解敵軍的情況必知如何製服敵人，不了解敵人的情況將不知道如何戰勝敵人，一旦不了解敵軍情況，必然屢戰屢敗。所以軍隊在進攻之前，必須先探知敵軍主將的作戰方針。
擔任間諜的人，必須是部隊的親信、主帥所器重的人。沒有聰明智慧的人不能任用，不是仁義賢能的人不能驅使。善用間諜，便能探知敵方的各種情況，則人民無憂，國家可長保太平。所以，如果想使軍隊在作戰中獲勝，必須預先做好準備，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武力。部隊駐紮時要井井有條，才能確保安全；行軍打仗時要紀律嚴明，才能保持軍容威武。不要存著僥幸之心以為敵人不會前來冒犯，而應倚仗我軍準備充分，使敵人不敢進犯。作戰時，要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眾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齊的戰旗，威武的鼓聲，一方麵與敵人正麵刀槍相接，另一方麵揮兵從敵後拚殺，並嚴守險阻，紮好營寨，彙集各種有利條件，轉化各種不利因素，這就是治軍的所有道理了。
【心得】
本章論述治軍的原則，治理國家以文為本，治理軍隊則以武為根。軍隊行軍打仗，策略相當重要。將帥的優劣，關係著軍隊和國家的安危。優秀的將帥勝不驕，敗不餒，恩威並濟，出奇製勝。他們往往善於分析戰爭的利弊，因地製宜，依時就勢，揚長避短，治理軍隊井井有條，知己知彼，針對來犯之敵巧用各種計謀，因勢利導，創造勝利的條件，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1643年，張獻忠據守的軍事重鎮嶽州被明軍攻占，張獻忠急於奪回，但嶽州城溝深牆高，易守難攻，起義軍又一時難以調集優勢兵力。該怎麼辦呢？他思前想後，最後決定用計奪取。
一天，嶽州城牆上守望的明軍發現一艘起義軍的大船正順風而來，船上裝滿了軍械糧草。守將立即調派3000兵，登上艦船前去攔截。起義軍一見明軍追來，趕緊轉舵逃跑。明軍緊追不舍，很快便追上這艘大船。駕船的起義軍士兵見狀，毀掉船舵，紛紛跳水逃逸。明軍登上大船，見到滿船軍械糧草，十分高興，但大船船舵已壞，無法行駛，遂將船上物資搬上小船，得意洋洋地回城了。
行不多時，突然從蘆葦叢中衝出無數小船，直撲明軍船隊。裝滿軍械糧草的明軍船艦不易駕駛，亂成一團，傷亡十分慘重。剩下的明軍士兵隻好棄船上岸，企圖走陸路回城。豈料岸上也有伏兵，明軍再次遭到圍攻，隻有少數殘兵敗將逃回城中。經此一役，守衛嶽州的明軍主力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剩下的少數明軍無力再戰，隻好趁夜逃走。起義軍不發一矢，大搖大擺地進駐嶽州城。
古時作戰，如果敵人城高池深，必增加攻城難度，往往得不償失。最好的辦法就是引蛇出洞，將敵人引誘到城外聚殲。張獻忠正是運用這方法，以滿載物資的大船將嶽州城中的明軍主力引至埋伏圈裏，予以聚殲，而嶽州城守軍遭削弱後，就再也沒有信心堅守了。起義軍不用一刀一矢便輕鬆地占領全城，這與傷亡萬千、圍攻數月的效果相比，不是天壤之別嗎？
孔子說：“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功也”。一般而言，在敵對鬥爭中，克敵製勝的方式無非分為強攻和智取兩種。如果強攻硬拚，勢必造成人員傷亡，資財損耗，實力削弱。若能以敵人的薄弱之處進行突破，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益，甚至不發一槍一彈，不費一兵一卒，施謀用計智勝於敵，才是用兵作戰的最佳策略。
《孫子兵法》說：“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諸葛亮在“治軍”中也強調此原理。所謂“不守”，包括軍事和心理兩方麵。善戰者“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漢代有一位頗具盛名的守邊大將，名叫李廣，他不僅武藝出眾，而且善用計謀。侵擾邊境的匈奴人都很怕他。一天，幾十名漢軍騎兵在邊界上巡邏，突然與三個匈奴騎士相遇，對方搭弓放箭，眨眼之間漢軍騎兵紛紛中箭落馬，隻有一名軍官負傷逃了回來。李廣聽罷負傷軍官的報告，沉吟良久後說：“這些人一定是匈奴中的射雕人。他們箭法精良，留下來必生後患。”說罷隨即上馬，帶了百餘名騎兵直撲出事地點。那幾個匈奴兵正悠然回營，聽到行人追來，大驚，撥馬就要逃走。李廣箭無虛發，“嗖——嗖——”兩箭，就射倒兩人，又一箭再射中剩下那人的坐騎，將其生擒活捉。就在李廣完成任務，準備回營時，遠方地平線上揚起一片煙塵，幾千名匈奴騎兵趕了過來。李廣深知這時策馬狂奔也難以逃脫，索性下令全部騎兵直向匈奴大軍逼近，在離匈奴人僅有二裏遠的地方，李廣下令士卒解鞍下馬，若無其事地休息起來。
匈奴人本來就對漢軍小股人馬敢於遠離大營表示懷疑，此時見漢軍竟敢逼近，更加惶恐不安，於是列好陣勢，卻不敢發動攻擊，生怕中了埋伏。兩軍相持了半天，匈奴軍中衝出一名騎白馬的將領，想來一探虛實。李廣翻身上馬，領著十幾名騎兵迎上前去一齊放箭，那白馬將領頓時喪命馬下。李廣射殺白馬將領後，仍從容地撥馬轉回陣中，又解下馬鞍，讓戰馬自由吃草，自己卻躺倒在草地上。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匈奴看著李廣這些人的奇怪舉動，始終不敢輕舉妄動。半夜，匈奴以為漢軍主力會趁夜包抄過來，便悄悄地撤退走了。
《孫子兵法》裏有一句話：“敵雖眾，可使無鬥。”有的注釋家解釋為：敵軍雖然眾多，但不了解我軍軍情，戒備還來下及，怎麼敢與我搏鬥呢？李廣巧退匈奴兵，用的就是這個計策。可見，戰爭之事往往不能以常理測度，若能出奇大膽的行動，反而能帶來人們意想不到的結果，李廣退匈奴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十賞罰
【原文】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謂。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1）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子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
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為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教令不從。必殺可生，眾奸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2）；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為公，人有二心。故眾奸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眾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強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3）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4）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廄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有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仇，則齊恒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書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注釋】
（1）勞臣：有功之人。
（2）勸功：努力殺敵立功。
（3）救奢：杜絕奢侈浪費。
（4）廉平：廉潔公正的人。
【譯文】
賞和罰的道理，在於獎善懲惡。獎賞的目的是為了鼓勵臣民建功立業，處罰是為了杜絕邪惡。獎賞必須公平，處罰必須公正。明了受到賞賜的原因，臣民就能明白死的價值。而清楚受到處罰的原因，奸邪的人就會畏懼而不敢胡亂行事。因此，獎勵不能沒有憑據，處罰不能任意施行。如果把獎賞給予無功之人，則有功的人就會心懷不滿；刑罰任意使用，正直的人就會內心不平。所以，有國君因羊肉羹分配不公而亡國（《戰國策》記載：戰國時代中山國國君設宴賞賜國內名士，以羊肉羹款待眾人，名士司馬子期因未受賞而懷恨在心，便遊說楚國攻打中山國）。而楚王因偏聽讒言，最後導致滅國。
將帥操縱著全軍的生殺大權，如果濫用使忠良蒙冤、無辜受死，而犯死罪的惡人卻存活，或喜怒無常、好惡隨性、賞罰不公正嚴明、朝令夕改、假公濟私，這是危害國家的五種禍患。賞罰不公正嚴明，則會有人不服從朝廷的法令；處死未犯死罪的人，則奸偽並起而無法禁止；姑息犯死罪的人，則士兵逃散；喜怒無常，則威信不得樹立；獎罰不嚴明，部屬則不奮力殺敵立功；教育失當，則士兵不遵法令；假公濟私，則士卒心生叛變。所以奸邪不能杜絕，國家就不能長保太平；士卒逃散，軍隊力量就會越來越薄弱；威信不能樹立，士兵殺敵就不會拚命；部下不奮力殺敵立功，將帥就失去了強有力的輔佐；法令不得施行，那麼混亂的局麵就無法治理；士兵有叛變之心，國家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杜絕奸邪需要有清明的政治，防止奢侈浪費就要提倡節約，忠誠正直的人可以讓他處治獄訟，廉潔公正的人可以讓他處理賞罰。在進行賞罰時公平無偏，那麼人們就會心甘情願地聽從。大街上有饑餓的人，而馬棚裏卻養著肥馬，這可以說是不顧及他人的生命隻求自存，苛刻別人而善待自己。所以國君要先募集財物而後實行獎賞，先公布法令而後施行誅罰。那麼人人都願意歸順、尊敬和愛戴他，即使不用命令，眾人也會聽命於他。如果賞罰不公正，忠臣就會無辜而被誅殺，奸臣就會無功而被重用。賞賜不回避怨仇，所以齊桓公才得到了管仲的鼎力輔助；誅罰不回避親戚，所以周公才有大公無私、殺死親兄弟的好名聲。《尚書》上說：“無偏無私，王道就會開闊坦蕩；無私無偏，王道就會平整修遠！”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心得】
任何一個統治者要想取得豐功偉業，做到賞罰分明是相當重要的。君主賞罰不明，就可能失去江山社稷；戰場上的將帥賞罰不明，就可能失掉戰爭的勝利。獎賞無功之人，懲罰無罪之人，就會造成外佞當道、忠臣蒙冤的混亂局麵，導致可怕的後果。因此無論君主將帥，善必賞、惡必罰，這才應該是正確的賞罰原則。
董祀是曹操一直很器重和信任的人，但有次曹操錯誤地聽信了周近對董祀的誹謗，輕率地下令讓董祀“服罪自裁”。當他很快地查清事情的真相後，知道自己輕信讒言，冤枉了董祀，於是立刻當眾承認錯誤，收回舊令，並晉升嘉獎董祀，同時嚴厲地處分周近。曹操有這樣賞罰分明的磊落胸襟，才能夠使他的謀臣將士忠心為其效命。
周朝的太祖皇帝曾經過度縱容手下王峻、王殷二人，後來他們因為驕橫而被殺。周世宗汲取了這個教訓，從此群臣有功，不吝厚賞；如有過失，則當麵責問，若還不知改過，一定嚴懲。周世宗在用法上相當嚴厲，群臣一旦失職誤事，往往被處以死刑，即使是極富才幹之人，也很少受到寬恕。有次翰林學士竇儀失職，周世宗大怒欲殺之，幸而宰相範質苦諫，說其罪不當死，周世宗才赦免他。公元954年，周世宗發現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私下多收稅賦，就下令其自盡。有朝官上奏說量刑太重，周世宗則說，自己也明白用刑過重，但一定要借此懲戒並向其他大臣宣示：絕不允許擾民。公元957年，周世宗在永福殿的工地上看見有些工役把建殿的木片削來當勺子，而瓦當碗用，他立刻下令斬了負責監工的宦官孫延希。
在梁朝以前的宋、齊兩朝，就已經廢除了監督諸王的製度，諸王犯了大罪，也隻不過進行家教，訓誨一下也就算了。梁武帝的六弟臨川王蕭宏，是個奢侈放縱、貪財無度的人，他利用盤剝，巧取豪奪了很多房屋財產，後來有人告發他謀反，梁武帝親自到蕭宏的住宅逐屋檢查。結果看見其30多間庫房中，每間都藏有1千萬錢，共計3億錢以上，其他的房間裏還堆滿了不計其數的布、絹、絲、棉等等雜貨。梁武帝一看並沒有兵器之類的謀反物品，反而很高興，從此對蕭宏更加信任。蕭宏本來很害怕被梁武帝查出贓物而受到懲處，沒想到貪贓不僅沒有遭到處罰，還得到了加倍的信任。除此之外，梁武帝在對待一般的親屬族人，也一概不用法律，這些人犯了罪，全都能夠得到寬恕。但梁武帝在對待平民百姓時卻完全相反，百姓一旦違犯了刑法，就會受到極為嚴厲的懲辦，如果該連坐，無論男女老幼都不得幸免，若有一人逃跑，他的全家都會被囚禁充任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