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在賞罰製度上相當分明，始終堅持賞善罰惡的原則，不僅改革了五代以來的不少積弊，也為他開辟統一全國的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梁武帝本來是企圖通過放縱皇親國戚的辦法，來改變宋、齊兩朝骨肉相殘的醜惡現象，但賞罰混亂的結果，卻是使得自己成為了東晉以來最壞的統治者，賞罰失度，禍由此生。
十一喜怒
【原文】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間，必明其類（1）。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2），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眾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戰，則用眾必敗。怒不可以複悅，喜不可以複怒，故以文為先，以武為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眾奸塞（3）。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4），刑罰不中，則眾惡不理，其國亡。
【注釋】
（1）類：界限。
（2）可戮之士：指罪大惡極、可殺之人。
（3）眾奸塞：杜絕了一切奸偽罪惡。
（4）不中：不能產生作用。
【譯文】
喜悅和發怒之道，在於不該為不值得喜悅的事情而喜悅，不該為不值得發怒的事情而發怒。喜悅和發怒之間，它們的界限必須劃清。發怒時不累及無辜的人，高興時不放過有罪的人。喜悅或發怒的時候，應該清醒審慎。高興的時候不能縱容有罪的人，發怒的時候不能錯殺無辜的人。喜悅和發怒這兩種情緒，不能沒有原因。如果僅憑自己的情緒而任意行動，必然會毀掉事業。將帥不能因一己之怒而發動戰爭，必須使眾人的想法一致才能取勝。如果因為一個人的私憤而與敵交戰，則一定招致失敗。一個人憤怒時不能立即轉為喜悅，喜悅時也不能立即轉為憤怒。因此，必須以政治外交策略為先，以武力對抗為後。如果以武力為先，即使最初獲得勝利，最終也會失敗，而首先發怒的人，事後必定反悔，因為一時之忿，卻導致自己滅亡是不值得的。所以君子應該威嚴但不凶惡，雖然心中生氣卻不發怒，盡管心裏擔憂但不害怕，即使心中高興也不狂喜。令人生氣的事情發生之後，如果能用權威手段加以處置，便能有利於施加刑罰，進而使邪惡不再產生。如不采取權威手段，則刑罰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一切邪惡將無法杜絕，國家必會走向滅亡。
【心得】
諸葛亮在此指出，將帥的情緒往往能影響軍隊進退勝敗。將帥常能於一念之間，決定戰爭形勢的變化和軍隊士兵的命運。
公元前624年，楚國的屬國宋國瞞著楚國轉而依附晉國，引起楚國的強烈不滿。楚軍一怒之下，在次年的冬天，令尹子玉率軍攻宋，圍困宋國國都商丘。宋連忙求救於晉，晉國欲稱霸中原，遂迅速發兵救宋。
楚成王見宋都久攻不下，師勞士困，同時晉軍又逐漸逼近，大有前後夾擊楚軍之勢，於是想要撤回楚軍。而主將尹子玉見宋都遲遲不能攻破，卻被大大地激怒了，堅決不肯放過宋國，並堅信楚軍最終定能戰勝晉軍。楚成王見尹子玉信心十足，便答應與晉軍一戰。
晉國為了激怒尹子玉，故意將楚國的使者宛春扣留，尹子玉得知此事後，暴跳如雷，立即集中所有兵力，準備與晉軍決一死戰。晉文公見楚軍士氣正旺，於是下令先退避三舍（古時距離單位，一舍為三十裏），到達城濮，會合秦國和齊國的援軍。尹子玉見晉軍後退，不顧士卒久戰後的疲勞，下令緊追，進至城濮，兩軍在城濮展開了一場生死之戰。晉軍假裝退卻，並用樹枝揚起灰塵，以擋住楚軍的視線。尹子玉見此，誤以為晉軍已潰不成軍，於是奮力猛追。這時，兩翼的晉、秦、齊三國聯軍趁機夾擊楚軍，將它攔腰截斷，與此同時，宋軍又從後麵追來，斬殺楚軍無數，楚軍大敗。尹子玉“怒而致戰”，致使楚國大敗，損失嚴重。
古人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出，此不足為勇也。”隻有“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正確處理風雲變化的各種局勢。
俗話說：“小不忍，則亂大謀”，說明了失去理智的危害。理智地對待一切事物，是大智的表現。
《孫子兵法》指出：“主不可以怒以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認為國君不可以因一時的憤怒而興兵打仗，將帥不可憑一時的怨憤而與敵交戰，因為一個人憤怒過後可以轉變為高興，怨憤過後可以轉變為喜悅，但國家滅亡了就再也難以恢複了，人死了就再也無法變活了。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為轉移，合於利則動，不利則止，這才是理智的行為。
三國時期，蜀國名將關羽敗走麥城，被東吳擒殺。張飛聞訊，悲痛欲絕，嚴令三軍趕製孝衣，為關羽戴孝，逼得手下將官無奈，最後鋌而走險，將其刺殺。劉備為報東吳殺害關羽之仇，舉兵伐吳。諸葛亮、趙雲等人苦苦相諫，都無濟於事。這時的劉備已完全失去了理智。結果被吳將陸遜一把火燒得潰不成軍，數萬軍士喪生，劉備本人帶著殘兵敗將退歸白帝城，羞愧交加，一命嗚呼。蜀軍從此一蹶不振了。魏大臣司馬懿多謀善變，遇事極為冷靜，從不為自己的情緒左右。一次，諸葛亮出兵伐魏，進軍至五丈原。司馬懿率軍渡過渭水，築壘抵禦。當時，蜀國大軍出動，糧草有限，利在速戰，司馬懿則堅守不出，以待時機。為了激怒司馬懿出戰，諸葛亮心生一計，派人給他送去了婦女的服飾，以侮辱他。諷刺他膽小如女人。但他看到後隻是佯裝惱怒，卻始終按兵不動。諸葛亮也就沒有辦法了。最後，諸葛亮看同魏軍長期相持，難以取勝，心力交瘁，加之過度操勞，病死在了五丈原軍中，蜀軍隻好退走。
由此可見，是否理智地處理事情，有時就成為事情成敗的關鍵。大事是這樣，小事也是這樣。
春秋時期，鄭靈公在位期間，由公子宋和公子歸生輔政。有一天，有人從漢江帶回一個大龜，獻給靈公。靈公命屠夫燉肉湯招待朝中官員。這時，公子宋對靈公說：“我每次食指跳動，總要嚐到好吃東西。今天食指跳動了幾下，果然又有好東西品嚐了，你看靈驗不靈驗？”
靈公聽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的食指跳動靈驗不靈驗，這一次還得由我決定！”於是，他暗中吩咐屠夫，如此這般，屠夫心領神會，含笑而下。到了品嚐龜肉的時刻，鄭靈公命令諸臣按官職大小，依次坐定。公子宋位居第一，洋洋自得，等著品嚐。鄭靈公卻突然宣布，今天賞賜從最下席開始，公子宋變成了最後一個，他明知道這是靈公拿自己開心，又找不到反對的理由，隻好壓住火氣，耐心等待。大臣們一個個得到了賞賜的龜羹，紛紛稱讚，眼看隻剩下公子宋一人了，公子宋眼睜睜地等著屠夫呈上來龜羹。誰知，這時屠夫向鄭靈公報告說，龜羹沒有了。在眾臣麵前受到如此冷落和戲弄，公子宋真是怒火中燒。目睹公子宋的窘態，鄭靈公開心極了，哈哈大笑，指著他說：“我本來是命令遍賜君臣的，誰料想卻偏偏少了你一個人沒有。看來，這是命裏注定你不該吃龜肉啊。你看你的食指跳動要吃好東西的說法哪一點靈驗呢？”聽了此話，公子宋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都是靈公搗的鬼啊！為了挽回麵子，他這時已完全失去了理智，遂不顧君臣之禮，突然起身走到鄭靈公麵前，將手探入靈公麵前的鼎中，捏了一塊龜肉，放進口中，反唇相譏道：“我現在已經嚐到了龜肉，食指跳動哪一點又不靈驗呢？”說罷，不辭而別。公子宋的言行，深深激怒了鄭靈公，他當著眾臣的麵，憤憤地說：“宋也太無禮，他眼中還有我這個君主嗎？難道鄭國就沒有刀斧能砍掉他的腦袋不成？”眾臣嚇得紛紛跪倒在地，連連規勸，鄭靈公仍憤憤不已。
一場盛會就這樣不歡而散。從此，鄭靈公與公子宋結下了仇恨。公子宋因懼怕靈公找借口除掉自己，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先發製人，在這一年的秋天派人刺殺了鄭靈公。兩年之後，鄭靈公之弟追查公子宋指染君鼎之罪，將公子宋殺掉，暴屍於朝，盡誅其族。君臣二人因一件小事而反目成仇，最後雙方都死於非命，實在令人可惜。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因一時的矛盾，頭腦發熱，失去理智，釀成慘禍的事實，卻屢見不鮮。總而言之，恰當的理智，適宜的克製，合適的行動，是做事時智慧的表現。
十二治亂
【原文】
治亂之政，謂省官並職（1），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纖（2）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3）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未；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強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治國之道也。
【注釋】
（1）省官並職：裁減冗員、精簡機構。
（2）纖纖：微小的錯誤。
（3）三綱：指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
【譯文】
治理亂世的宗旨，是要減少冗員、精簡機構，除掉不必要的表麵形式而講求實質。如果遇事優柔寡斷，必然被事物所困；對微小的錯誤不改正，必然會釀成大禍。治理國家，如果不遵守三綱，不整頓六紀，那麼自然會導致更大的禍亂。
所以治理國家的人，就好比畫圓形不能不用規，畫方形不能不用矩，治理本業不能不治末業，從事政治不能放棄原則，若能如此，則各種事業都能成功，各種功業也能保持長久。軍隊裏的變故，紛紛擾擾，錯亂不堪，肯定有其原因。如果是傑出的君主整頓綱紀，其方法應當有主有次，先治理三綱，然後整頓六紀；先申明法令，然後付諸實施；先治理眼前緊要的，再治理將來的事；先安定內部，然後再應付外麵的事務；先治理根本，然後治理其他細枝末節；先對付強敵，然後殲滅次要對手；先處理大的方麵，然後再處理小的方麵；先要把自己的各方麵處理妥當，然後才去治理別人。所以三綱得到治理，六紀自然清明；法令得到了申明，處罰就可實施；眼前的問題得到了良好的解決，就為長遠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內部得到了治理，對外出必然順利；根本得到治理，其他細節處理起來就沒有阻力；強敵被打敗了，弱敵自然會歸順；大的方麵得到了整治，小的方麵治理起來自然順利；對上級官員的整治落實了，那麼下級官員就能作風正派；自身行為端正，別人就會敬重你，這就是治理國家的原則。
【心得】
治理國家，必須精兵簡政，解決問題要“去文就質”，不要隻顧追求形式和表麵的東西，而要加強法製，做到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要抓住問題的關鍵，標本兼治，分清主次，推己及人，唯有這樣國家才能強大，才能凝聚民眾和軍隊的戰鬥力。
宋朝建國時，宋太祖選練19．3萬人組成禁軍，成為作戰的精銳部隊。但到了太宗，不斷招募禁軍，使人數增加到35萬，真宗時增加到43．2萬人。仁宗時，對西夏用兵，還大量從各路郡縣招募兵士補充禁軍，使人數激增到82．6萬人，全國軍隊的人數總計達125．9萬人，變得空前的龐大，宋朝用來養兵的費用，高達全部賦稅收入的十之七八。
後來招募的士兵數量過於龐大，所以難以進行常規訓練，許多士兵從沒聽過戰鼓，不識戰陣。陝西沿路的騎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馬。從南方調來的禁軍，自稱不知如何作戰，見到敵人就心寒膽顫。據說，西夏聽說宋兵多為禁軍，就舉手相賀，認為必勝。最後，禁軍由於冗龐而虛弱，不堪一擊。宋朝不僅有一個龐大而虛弱的軍隊，官僚體係由於過分龐大而變得腐敗不堪。到宋朝統一後，舊官加上新官，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而真宗以後，由於官員不斷增多，機構日趨龐大。而科舉取士也越來越多，真宗下詔：“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考之際，謬濫居多。”但就在這一年，真宗親試舉人，進士、諸科共1800多人。仁宗一朝，共13次科舉，取進士4000多人，諸科5000多人。中舉者都陸陸續續加入各級官員的行列。科舉以外，還有“恩蔭”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甚至門客都可由“恩蔭”受官，數量極大。仁宗時，出生不滿周歲的嬰兒，有的還在繈褓之中，就有官做。在1047年，單是屬籍皇族授官的就有1000多人。皇後、皇太後、太皇太後家族也都授官。此外，朝廷還公然賣官，如出錢6000貫給予薄尉官，萬貫給殿直官，致使官員越來越多、越來越濫。真宗時，一次裁減各路官吏就高達19．58萬多人。沒有裁減的，當然數倍於此。真宗以後，官員又不斷增加，當時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中，朝政難以被有效的治理，因而使得官場異常腐朽。由於各地大批的官員沒有規定的俸祿，因此貪汙行賄成為合法的收入。官員們“以受賄為生，往往致富”。這些宋朝自上而下的大批官員，遇事因循苟且，賄賂成性，奢侈腐化，朝廷麵臨著巨大的危機，使得宋朝積弱不振，在麵對敵人來犯之際，無力抗衡，而屢受內憂外患之苦。如此看來，確實應該精兵簡政了。
在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八路軍便采用了精兵簡政這一策略。1940年百團大戰後各個部隊減員嚴重，官多兵少的現象十分突出，而戰鬥部隊的缺額卻因人員不足而得不到及時的補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補充人員了，因為根據地的經濟狀況很差，已經無力再承擔更多人員的生活負擔。現象十分明顯，一頭多一頭少。多的不能產生戰鬥力，少的又不能勝任日益艱苦的鬥爭要求。結論也十分明顯，要削多補少，要削腫治臃。
經過1941年和1942年這兩次大規模“肅正作戰”和一係列一般性掃蕩，岡村寧次在華北初步得手。
八路軍正規部隊被迫撤至更深遠的山區，有些主力部隊化整為零，以敵後武工隊的形式留下來堅持鬥爭。由於根據地麵積銳減，無法供應龐大的部隊和各類機關的給養，出於這個最基本的原因，我軍開始實行“精兵簡政”。
真正使各級領導認識到必須下大力氣抓精簡，還是1942年5月反“掃蕩”之後。這次“掃蕩”，八路軍總部因為機關龐大，行動遲緩，被日軍包圍。經過苦戰，雖擺脫了敵人，但左權卻在突圍過程中犧牲了，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129師在其後的反“掃蕩”作戰中，也因後勤梯隊龐大，致使在突圍過程中遭受了損失。
這次總結經驗教訓說：“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能否養活我們，能否維持抗日的積極性”，“我黨政軍均應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負擔過重而消極，而與我們脫離，那麼不管我們其他政策正確與否也無濟於事。”而精兵簡政，解決了機構龐大和受到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缺乏足夠承受能力之間的矛盾，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是使我各抗日根據地能夠渡過極端困難時期的一項重大措施。
十三教令
【原文】
教令之政，謂上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為，人之所瞻（1）也。夫釋己教人（2），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術；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五兵（3）之便，鬥戰之備；五曰，使足習周旋走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為五教。教令軍陳，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4）。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盾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陳乃理。正陳之法，旗鼓為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為直陳；二鼓，舉其赤旗，則為銳陳；三鼓，舉其黃旗，則為方陳；四鼓，舉其白旗，則為圓陳；五鼓，舉其黑旗，則為曲陳。直陳者，木陳也；銳陳者，火陳也；方陳者，土陳也；圓陳者，金陳也；曲陳者，水陳也。此五行之陳，輾轉相生，行對相勝，相生為救，相勝為戰，相生為助，相勝為敵。凡結五陳之法，五五（5）相保，五人為一長，五長為一師，五師為一枝，五枝為一火，五火為一撞，五撞為一軍，則軍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6），智者為謀主。鄉裏相比（7），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陳，三鼓起食（8），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注釋】
（1）瞻：關注。
（2）釋己教人：放縱自我約束而施政令於人。
（3）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種兵器。在此泛指各種武器。
（4）左教青龍……軒轅：皆為星宿名，為古代戰法的名稱。
（5）五五：隊伍與隊伍之間。
（6）糧牧：供應糧草。
（7）相比：互相支援。
（8）起食：開飯用餐。
【譯文】
教令的原則，在於上對下進行指導，與法規不符的就不談論，不合乎道義的事就不去做。上級的行為處事，是百姓所關注的。如果對自己放縱卻去教導別人，這是違逆施政；必須先規範自己的行為再去教育別人，這是順應施政。所以一國之君，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德行，然後才能向下級發號施令，如果自己不以身作則，則會有人不服從他的命令，而命令如果得不到服從，混亂的局麵一定會產生。因此身為一國之君，應該考慮教導在先，施行處罰在後，如果不經教練就讓部下參加戰爭，無異於拋棄他們。用兵打仗的方針，首先要對士兵進行訓練，其中有五項法則：第一，要讓士兵熟悉戰旗指揮的變化，縱橫穿插的方法；第二，要讓士兵熟悉各種鑼聲和鼓聲，知道聽到何種聲音應該采取何種行動，何種聲音應該停止；第三，要讓士兵清楚刑罰的威嚴、獎賞的好處；第四，要讓士兵熟練使用各種武器，充分做好戰鬥的各種準備；第五，要讓士兵熟悉轉身、回旋、快跑、慢走的各種行列，知道何時應該前行，何時應該後退。這些稱作五教。而教練軍隊布陣，也有各種方法。左軍教部隊布置青龍陣，右軍教部隊排列白虎陣，前軍教部隊布設朱雀陣，後軍教部隊擺列玄武陣，中軍教部隊布列軒轅陣。軍中主帥的位置也有講究，左邊排列持矛的士兵，右邊布置拿戟的兵，前麵布置拿盾的士兵，後麵布置拿弓弩的士兵，中央排列戰旗、擺設戰鼓。看到戰旗揮舞，全軍就立即開始行動；聽到戰鼓響起，全軍便向前衝鋒；聽到鑼聲響起，全軍就立即停止進攻，聽從將帥的調遣，五陣就能井然有序。布好軍陣的方法，要以旗鼓為主導。聽到第一陣鼓聲，舉起青旗，士兵就擺出直陣；聽到第二陣鼓聲，舉起紅旗，士兵就擺出銳陣；聽到第三陣鼓聲，舉起黃旗，士兵就擺出方陣；聽到第四陣鼓聲，舉起白旗，士兵就擺出圓陣；第五陣鼓聲響起，舉起黑旗，士兵就擺出曲陣。直陣就是木陣，銳陣就是火陣，方陣就是土陣，圓陣就是金陣，曲陣就是水陣，這就叫做五行陣法。它們相互轉化，互為依存，互相對應，互為勝負。互為依存的就叫做“救”、“助”；互為勝負的就稱作“戰”、“敵”。一般布置五陣的辦法，以五為一個單位，互相保護。五個人成為一個長，五長成為一師，五師成為一枝，五枝成為一火，五火成為一撞，五撞成為一軍，如此一來，軍隊的組織編製就完備了。行軍打仗要想充分發揮威力，必須善於指揮調度，個子矮的士兵使用矛戟之類的武器，個子高的士兵使用弓箭之類的短兵器，身強體壯的人護衛旌旗，勇敢的人敲擊鑼鼓，身體瘦弱的人從事糧草的給養，聰明的人出謀策劃，鄉裏互相支援，隊伍之間互相保護。一鼓敲過，整頓好隊伍；二鼓過後演習軍陣；三鼓響過之後吃飯用餐；四鼓敲後申明軍紀；五鼓敲後全軍出發。先聽鑼鼓聲，然後舉起各色旗幟。用兵出戰，依照順序行動。鼓聲響過三遍之後，旌旗飄揚，對於高舉武器向前進攻的士兵應該給予獎賞，對於後退逃跑的士兵應該立即處斬，這就是教令。
【心得】
君王教導群臣，將軍教導士卒，如果能夠親身躬行、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法令就容易施行，同時要教導士卒能熟悉軍隊作戰的各種號令，掌握好具體的排兵布戰的作戰技巧，這樣就能充分發揮軍隊的戰鬥力。關於以身作則，在《後漢書·第五倫傳》中說得相當好：“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如果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而去教導下屬，那麼法令就會有人不去遵從，混亂的產生也就源於此了。
在位24年之久的隋文帝，深知要使得群臣和百姓真心服從自己，首先就要端正自己的言行。在《隋書》中說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淩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20年間天下無事，區域之內宴如也”。雖然史家的這種褒辭難免有溢美之處，但也不會離事實太遠。正因為隋文帝注重節儉，並以身作則，所以他所推行的節儉政策很快就普遍實施了，豪強官吏都不敢過分做惡，這也是他改善政治和保全國家的一個根本條件。其後的隋煬帝雖然繼承了隋文帝積累的巨量民力和財富，卻忘記“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的道理，開始荒淫奢侈的生活和殘虐的暴政統治，終於喪失了隋朝的江山。
而1626年，努爾哈赤率領30萬大軍西渡遼河，兵臨寧遠城下。當時守城的明朝大將袁崇煥手下隻有1萬多人馬，其中還有一部分人受到高第撤軍的影響而士氣低落。袁崇煥希望能在寧遠和後金的大軍決一死戰，於是他把全城的將士集合起來，當眾刺破手指寫了血書，立誓自己要和寧遠城共存亡，將士們深受感動，都表示要和他一樣奮戰到底。1月24日，努爾哈赤命令部隊開始向寧遠城進攻。袁崇煥親自站在城頭上指揮作戰，命令士兵們用弓箭和石頭打擊敵人。當努爾哈赤的士卒強攻到城牆下，企圖挖掘出缺口攻城時，袁崇煥又下令用西洋大炮炮轟對方。經過兩天兩夜的激戰，後金軍死傷無數，努爾哈赤本人也中箭受傷，眼看大勢已去，後金隻得撤軍而逃。袁崇煥又率領將士們殺出城去，乘勝追擊，再次殲滅後金士卒1萬餘人。身經百戰的努爾哈赤在兵敗寧遠之後歎息道：“我從25歲帶兵作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沒想到這個寧遠卻攻不下來。”半年之後，心情憂鬱的努爾哈赤患病而死。
上梁不正下梁歪，隋煬帝本身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君主，怎麼能夠教導臣子們以清廉來輔佐朝政呢？袁崇煥身先士卒，誓與寧遠城共存亡，士卒們自然聽從號令、堅守疆土，也才能創造出以一萬兵馬擊敗努爾哈赤30萬大軍的奇跡。
《論語·子路》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六韜·龍韜·奇兵第二十七》：“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諸葛亮《將苑·勵土》：“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可見，將帥應以身作則，率身勵士，上行下效，這樣，才能做到強將手下無弱兵。這個謀略不僅應用於軍隊，而且對治國興邦、富國強民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十四斬斷
【原文】
斬斷（1）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
期會（2）不到，聞鼓不行，悉寬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後遠，喚名不應，車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為輕軍，輕軍者斬。受令不傳，傳令不審，迷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睹，此謂慢軍，慢軍者斬。食不廩糧（3），軍不省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4），以獲其功，此謂盜軍，盜軍者斬。變改姓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杖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法令不行，此為欺軍，欺軍者斬。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鬥，宜左或右，扶傷舉死，自托而歸，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呼喚喧嘩，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屯營所止，問其鄉裏，親近相隨，共食相保，不得越次（5），強入他伍，幹誤次第，不可嗬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啟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斬斷之後，此萬事乃理也。
【注釋】
（1）斬斷：堅決予以懲處。
（2）期會：約期集合。
（3）食不廩糧：對軍糧的多寡不加管製。
（4）奪人頭首：古代以獲敵頭首多少獎勵戰功，此句意為冒名領功。
（5）越次：超出範圍。
【譯文】
處罰的原則，在於對不服從教令的人實行製裁。違背軍紀的行為主要有七種：第一為輕，第二為慢，第三為盜，第四為欺，第五為背，第六為亂，第七為誤，這些都是行軍打仗時必須禁止的。應當機立斷的事不立做決斷，必然會帶來禍害。所以軍隊中設有斧鉞等刑具以示軍紀的威嚴，用來處置那些不服從命令的士兵，凡有違令者立即誅殺。軍中的法令有不同的等級，有罪的士兵罪過雖輕也要從重處罰。軍令不可違抗，違抗的就要處斬。
約定期限集合卻不能按時到達，聽到戰鼓之聲響卻按兵不動，趁鬆緩之際自行滯留，為逃避戰鬥自行停止，先略微脫隊而後越離越遠，喊其名置之不理，戰車、鎧甲及各種武器不準備好，這叫蔑視軍令，蔑視軍令者處斬；接受了命令卻不往下轉達，或傳令模糊使將士產生疑惑，不聽鑼鼓的號令，不看旌旗的指向，這叫做輕怠軍令，輕怠軍令者處斬；吃飯不節儉糧食，將軍不愛惜士兵，授賞賜不公正，偏愛自己親近的人，占有別人的東西，借別人的東西不歸還，搶走別人在戰場上取得的敵人首級，冒充自己的功勞，這叫偷盜軍隊，偷盜軍隊者處斬；任意更改自己的姓名，衣著不整齊鮮明，旌旗損壞，鑼鼓不齊備，武器的鋒刀不磨銳利，器械不堅固，箭杆上沒有羽毛，弓弩上沒有弦，不執行軍法法令，這叫做欺騙軍隊，欺騙軍隊者斬首；聽到進軍的鼓聲響起卻不進攻，聽到後退的鑼聲又不停止，令旗下指不臥倒，令旗上揚不起身，不聽從指揮，躲在隊伍後麵畏縮不前，橫行亂竄，損壞弓弩使它失去作用，後退脫逃沒有鬥誌，不執行軍隊號令，假托救死扶傷而逃回，這叫做背叛軍隊，背叛軍隊者斬首；出征打仗，士兵爭先恐後，戰車、戰馬推擠成一團，道路為之阻塞，使得後麵的隊伍無法前進，而呼喚聲嘈雜喧鬧，什麼也聽不清楚，隊伍次序雜亂無章，兵刃相互碰撞，長短參差不齊、縱橫交錯，這叫做擾亂軍陣，擾亂軍陣者斬首；部隊停止前進駐屯紮營，在探訪鄉裏情況的時候，大家互助相倚靠，供給飯食，相互擔保不能超過範圍。若強行進入其他隊伍擾亂秩序，對其嗬斥仍不停止。或出入軍營，不經過寨門，又不自動坦白。而禍亂產生之後，知情不報與犯案者同罪。此外聚眾酗酒，偏袒賄賂的人，假傳消息，使將士心中迷惑，這叫做貽誤軍心，貽誤軍心者處斬。斬斷的政策如得以執行，則各種事情都能治理得有條不紊了。
【心得】
國家刑律製度的權威性是不容輕視的，士兵不服從軍令，官吏不服從法令，都必須進行嚴厲的懲罰。在戰場上，軍令一出如山倒，對於那些危害嚴重、怯敵怯戰的士卒一定要給予嚴厲的製裁，以達到殺一儆百、嚴整軍紀的效果。
1947年，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剛到新區時，生活非常艱苦，老百姓聽信敵人的反動宣傳而不敢接近解放軍，所以一些幹部戰士產生了急躁怕苦情緒和破壞革命紀律的現象，時而罵人、拿東西、嚇唬群眾等。這嚴重地影響了軍民關係。部隊剛開進村，老百姓和商販們便鎖上門，跑到山裏躲起來。劉鄧便在小薑灣村前草坪上召開整頓紀律的幹部會議，向全軍頒布了整頓紀律的命令。然而，不久司令部機關裏就發生了一起嚴重破壞群眾紀律的事件：機關一位管理員，為了解決辦公和生活困難，竟趁主人逃走之機，私自撬開了一家鋪子的門，拿了一刀光紙、幾支毛筆、幾斤粉條和白糖。劉鄧獲悉，終於忍痛下決心：堅決按軍法執行槍斃！同時召開大會以此教育整個部隊，以儆效尤。以這次大會為轉機，大軍全麵展開了整頓紀律工作，並積極主動開展群眾工作，為群眾做好事，逐漸消除了部隊與群眾之間的隔閡，造成了軍民團結、軍政團結、全軍團結的大好局麵，為戰勝敵人打下堅實基礎。
諸葛亮在本篇中雖然主要列舉違犯軍令當受處罰的種種情形，但從諸葛亮在治國、治軍的政治思路上來看，違犯法令的官吏同樣也不可輕饒。“犯令者斬”，本來就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政策，同時也是順利實施其他統治政策的保障。
齊景公時期，燕晉兩國同時侵犯齊國，齊軍潰敗。得到晏嬰的推薦後，齊景公又任命穰苴為大將，率軍抵抗敵軍。穰苴又請齊景公派一名有威望的大臣監軍，於是齊景公派了自己的親信大臣莊賈，雙方約定第二天正午時分在軍門集合。然而莊賈仰仗著自己是齊景公的親信，驕橫放縱，根本就不把穰苴放在眼裏，到了集合的時間，他卻還與為他送行的朋友飲酒作樂，直到傍晚才趕到軍門。穰苴見莊賈來了之後，便問執法官吏：“依照軍法，遲到者該當何罪？”“當斬！”執法官吏回答。莊賈聞書感到害怕，立刻叫人去找齊景公求情，可是還沒等到報信的人回來，莊賈的人頭已然落地。而且，在齊景公的使者驅車趕來時，穰苴還依軍法追究了他馳車軍營的罪責。三軍將士，無不振奮，“病者皆求行”，爭先恐後地為之赴戰。燕晉之師聞風而去，齊軍大捷，收複了全部失地。
在我國曆史上還有一位婦孺皆知的人物，他28歲中進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之職，他的一生剛正不阿、鐵麵無私、不畏權勢、執法如山，他就是被人們稱做“包青天”的包拯。當時曹國舅倚仗著自己是皇親國戚，魚肉百姓、違法亂紀、橫行鄉裏、強搶民女、草菅人命，作惡多端，罄竹難書。包拯在突破各種阻礙並查明其罪行之後，執法如山，依法定罪，斬了不可一世的曹國舅，威震四海，深得百姓愛戴。後來二國舅龐玉又利用陳州災荒，置百姓的死活不顧，貪贓枉法大發橫財，他不僅貪汙、投機盜賣朝廷用於賑災的糧食，而且乘機收買土地、霸占民女，使得陳州餓殍遍地，民眾怨聲載道。當受朝廷任命到陳州主持賑災的包拯離京之前，龐玉的父親龐太師要送給他一對精巧玲瓏的鑲金寶長馬駒，希望包拯到了陳州後多多關照龐玉，但包拯堅決不接受，並對他說：“當獎則獎，當罰則罰。”龐玉的姊姊也仗著自己是皇妃而兩次在包拯去陳州的路途上擋住他，一方麵請求包拯到陳州後“謹慎處置”、“手下留情”，另一方麵又用權勢威脅包拯。然而包拯甘冒死罪地指出：“娘娘無理取鬧，貽誤公務，情實難容。”並命令隨從“把鑾駕打了，清除道路，人馬向前。”包拯到陳州後，毫不留情地按刑律對龐玉進行了處置。
文臣包拯、武將穰苴，對待違犯法令者的態度都同樣明確，“執法嚴、違法究”。包拯不顧妻子的苦苦哀求，對自己殘害百姓的親姪子也依法下了斬令，然後讓妻子回家侍候從小撫養自己長大的嫂子。雖然民間流傳關於包拯的故事真真假假，但包拯的確是封建社會中難得的一位清官，正是因為身處要職的他對那些違反刑律的人毫不留情、堅決處置，當時朝廷的某些弊政才得以有所改善。
十五思慮
【原文】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1）。思者，正謀（2）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3）之台，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4）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壁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夫隨覆陳（5）之軌，追陷溺（6）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7），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注釋】
（1）不出其位：不超出自己的權力範圍。
（2）正謀：正確的謀略。
（3）九重：九層。
（4）二子：指百裏奚、蹇叔二人。
（5）覆陳：敗軍。軌，足跡。
（6）陷溺：覆沒危險的軍隊。
（7）著：大的問題。
【譯文】
思慮的原則，在於不僅要想到眼前，還要考慮到將來。一個人如果沒有長遠的打算，一定會有近期的憂慮，所以君子思考問題，從來不超過他的職權範圍。所謂“思”，是尋求正確的策謀，而“慮”，是思考一件事成功的計謀。不在這個職位就不去幹預其政事，不是自己份內的事就不去考慮其計策。做大事起初都比較困難，而做小事則比較容易。所以，如果想獲得好處，一定要想到它的害處；想獲得成功，一定要考慮到失敗的可能性。九層的樓台再高，也必定有倒塌的時候。所以仰頭看高處時不能不留意腳下，注視前方時不能不留意身後。因此，秦穆公討伐鄭國，百裏奚和蹇叔兩人早已預知一定會失敗；吳王夫差接受越王勾踐送來的西施，伍子胥就斷言吳王必會因此而滅亡；虞君收下晉王送的玉馬，宮之奇即知道這樣做的危害；宋襄公訓練軍隊，目夷也預言他的失敗。能如此明智，都是慎密思考的結果，也都稱得上高明。重蹈敗軍的覆轍，陷入覆沒危險的軍隊的後塵，而仍向前衝者，怎麼來得及避免失敗呢？所以，秦朝繼承霸業，比不上堯舜的治國之道。危險總是產生於安全之中，死亡起始於生存的時候，而禍亂孕育於和平治理之下。君子如果能從微小的事情中看出大問題，且在事情發生之初就能推測結果，則禍患便無從產生，這就是思慮的道理。
【心得】
千裏之堤潰於蟻穴，某些讓人並不在意的事情，往往埋伏著極大的禍患。所以，諸葛亮強調在做任何事情時，要以小見大、見微知著，都應從很細微的地方考慮到大的問題，從事情一開始就要充分預料其結局，不能隻單看事物美好的那一方麵，應從長遠的眼光考慮其是否會帶來危害，這樣才能盡量避免禍害的產生。
公元前499年，吳王夫差命大將伍子胥率軍征伐越國，最後把越王勾踐和其5000殘兵圍困在會稽山。勾踐很後悔和吳王交戰，於是派文仲去求和，表示願意獻上財寶，並俯首稱臣、妻女為奴。但伍子胥對吳王說：“不能這麼做！吳、越乃是世仇之國，現在老天把越賜給吳，就必須把越滅掉。”夫差覺得他的話言之有理，便拒絕了勾踐的請求。勾踐知道吳王拒絕求和後，準備殺妻焚寶，與吳軍決一死戰。此時文仲又獻計，建議讓他透過吳國那位貪財好色的權臣伯嚭向吳王說情。於是勾踐又讓文仲去見伯嚭，並送他很多奇珍異寶和八名美女：“如果能夠幫助赦免敝國之罪，一定還會有更豐厚的禮物奉獻給你。”伯嚭看見送來這麼多禮物，就帶文仲去見夫差，並竭力勸說吳王饒恕勾踐。這次伍子胥依然一再反對，但夫差終究赦免了勾踐，隻是要求勾踐夫婦必須在吳國住上幾年。
勾踐夫婦在吳國居住的這段時間裏，想盡一切辦法取得吳國君臣的信任，他們衣衫襤褸、粗茶淡飯、安分守己、毫無怨言，三年之後，終於使吳王徹底放心了，夫差不顧伍子胥再三提出“放虎歸山、後患無窮”的警告，把勾踐放回越國去了。
回國後的勾踐為了使夫差相信自己的忠心，年年進貢不斷。還重金購買了兩位絕世美女西施和鄭旦，苦心教習她們三年，在她們能歌善舞、善於諂媚之後，就把她們送給吳王夫差，想讓吳王沉湎於酒色而不思進取、放鬆對越國的戒心。伍子胥早就看出了勾踐的用心，一再向夫差進言：“夏因妹喜而亡，殷因妲己而亡，周因褒姒而亡。美女乃亡國之物，大王萬萬不可收下！”但此時的夫差哪裏聽得進伍子胥的忠言呢？還是留西施和鄭旦在宮中，終日聲色犬馬，不理朝政，完全放鬆了對日益強大起來之越國的警覺性。
又過了兩年，夫差想興兵伐齊，伍子胥表示反對，他認為勾踐臥薪嚐膽、圖謀報複，這才是吳國的心腹大患。但是吳王根本就不聽伍子胥的中肯之言，認為越國對自己已經毫無威脅了。果然，在伍子胥死後不久，勾踐率軍攻打吳國，最後吳王夫差含恨自盡，他在臨死前很後悔不聽伍子胥的忠告，感歎自己沒有臉去見伍子胥。從當初吳王赦免勾踐、放勾踐回越國，直到勾踐進獻美女西施和鄭旦，伍子胥都看清楚了其中蘊含的禍根，並且一次次地提醒夫差，可是吳王卻隻貪圖眼前的安逸，終日享樂，卻不能從勾踐的這些作為中，思慮到將來的危害性，終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結局。
與吳王夫差“放虎歸山”有著相同惡果的另一個悲劇性人物就是楚霸王項羽。公元前206年，因為傳言攻取鹹陽後的劉邦準備在關中稱王，項羽十分惱怒，在謀士範增的建議下，決定在鴻門宴上尋機刺殺劉邦。可是劉邦在酒席中對項羽說：“我和將軍合力攻秦，將軍你轉戰於黃河之北，我作戰於黃河之南，但沒有預料到我先攻進函穀關，打敗了秦軍。現在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四處散布謠言，使將軍和我之間發生了誤會，希望將軍能三思而後行。”項羽在聽罷這番話後心就軟了，動搖了殺劉邦的決心。由於看不清將來劉邦可能帶給自己的威脅，結果讓劉邦從酒席中設法脫身離去。當範增知道劉邦逃脫後，憤怒地說：“將來奪取項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劉邦，我們今後都會成為他的俘虜！”為將為臣的伍子胥、範增都能夠“思近慮遠”、“見始知終”，為君為王的夫差、項羽反而做不到，其後失掉天下也就隻能埋怨自己了。
十六陰察
【原文】
陰察（1）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誌，貧者失時，甚愛（2）太費，多藏厚亡，竭財相買，無功自專（3），憂事眾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襄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牆壞屋傾，堤決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淺（4），履冰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楫者不濟，失侶者遠顧，賞罰者省功，不誠者失信。唇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勝，惡謀者分（5），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麒麟易乘，駑駘（6）難習。不視者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補，帶短者績。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總之，有五德：一曰禁暴（7）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8）和眾，四曰保大定功（9），五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注釋】
（1）陰察：暗中訪察。
（2）甚愛：過分吝惜錢財。
（3）自專：自主支配。
（4）淺：恐懼。
（5）分：失敗。
（6）駑駘：劣馬，喻才能平庸之輩。
（7）禁暴：禁絕非正義戰爭。
（8）安仁：施行仁政。
（9）保大定功：確保江山穩固，不受外敵侵擾。
【譯文】
所謂暗中察訪，就是要透過比較各種事物來悟出一些道理。外表悲戚則內心一定孤苦，上位者迷惑則下位者必然徬徨，心中有疑慮則忠誠之人得不到任用。心中有疑慮就不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秋毫就會擾亂謀略，謀略被擾亂了，國家就會出現危險，國家出現危險，社會就不安定。所以思考問題要從長計議，才能使社會安定，如不深思遠慮，必會遭致危險。富有的人能實現誌向，貧困的人往往容易錯失良機；過分吝嗇錢財反而會造成更大的浪費，而過分積累財物反而會失去；用盡錢財購得物品反而無力自主支配，擔憂的事情太多就會產生煩惱，而煩惱產生就會懈怠。船底有了破洞，水就會湧進船中；口袋有了破洞，裏麵的物品就會漏空；山太小動物無法生活，水太淺魚兒無法生存，樹枝太細鳥兒無法在上麵築巢，牆壁不結實房屋會倒塌，河堤一決口洪水會泛濫，跑得太快容易摔跤，穩步行走速度會變慢，站在危險的地方或冰麵上心中會害怕，涉足深澗的人容易被淹死，遇到江流就會無法渡江。沒有船隻難以渡江，失去伴侶總會苦苦思念，賞罰必須明察功過，不誠實的人總是不講信用。失去了嘴唇，牙齒就會寒冷；毛發脫落，皮膚就會單薄。偏聽偏信、心存私心的人就會產生禍患。有謀略的人能夠成功，不善謀劃的人會失敗。用善行規勸邪惡，如同春雨滋潤大地。良馬易於駕馭，劣馬難以控製。有眼不能看的是瞎子，有耳卻聽不到聲音的是聾子。樹根枯死，樹葉就會凋落；樹葉凋落，花朵就會凋零；花朵凋零，就結不出果實。梁柱太細，房屋容易垮塌；樹幹太細，樹梢就會扭曲；不能辨別黑白，就會棄沃土留石頭，而把老虎和綿羊視為同類。衣服破了要縫補，帶短了要接長。玩弄刀子容易傷手，蹦蹦跳跳容易傷腳。洗刷東西不一定要在江河，隻要除掉汙垢即可；馬匹不一定非要駿馬，隻要跑得快就行了；賢人不一定非和聖人一樣，隻要有才能就行。總之，要有五種德行：一是禁止不合乎正義的戰爭；二是獎勵賢才、懲治罪惡；三是施行仁政、團結民眾；四是確保江山穩固，不受外敵侵擾；五是防止聽信讒言，這些都是所說的五種德行。
【心得】
“陰察”所強調的就是要透過事物的表象來考察、分析事物隱藏的本質，居安思危，勵精圖治，任用人才要用其所長，不要千篇一律。君主、人臣要努力加強自身修養，增進自己的辨別能力，少犯錯誤。
據《百戰奇法·忘戰》記載：“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禦。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者，教民不離乎習兵也。”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有外敵侵略之時，一般都能充分認識武裝力量的重要，全力以赴投入抗擊侵略者的鬥爭。而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又往往忘記武備，不思外患，因而導致國家受難甚至滅亡的例子並不鮮見。唐朝柳宗元《敵戒》雲：“敵存滅禍，敵去召過”，就是這個道理。安不忘危作為一種謀略，其意義已經超出了關於戰爭勝負的含義，它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這一謀略，被古往今來的謀略家、政治家所重視，特別被具有戰略眼光的國家最高統治者所重視。戰爭是曆史發展中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和消亡都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隻有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加強武裝力量建設，才能在突然事變麵前立於不敗之地。
公元前221年，齊國滅亡，齊王田建被俘，秦始皇把他遷徙到共（古國名，今河南輝縣），不久就死在那裏。齊國滅亡的主觀原因，是與齊王長期不修武備，安於現狀，苟且偷安分不開的。齊王田建在位40餘年，年少時，國事決於君王後（齊襄王後）。對中原的兼並戰爭置若罔聞，且滿足於“事秦謹，與諸侯信”，以為這樣就可全國。君王後死後，齊王田建仍渾渾噩噩地過日子。齊國朝中有人勸諫齊王，為了社稷，應抓緊武備，弘揚國威。齊王也不采納，在秦大軍壓境之時，束手就擒，作為亡國之君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忘戰必危”是齊王田建留給後人的沉痛教訓。
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唐統治者長期忽視武備的結果。玄宗即位初期，任用賢臣，實行利國利民之方略，出現了“開元之治”的和平穩定局麵，把唐王朝推向了鼎盛時期。但在他統治後期，卻“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複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窮奢極欲，“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軍備廢弛，為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亂造成可乘之隙。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祿山等在範陽（今北京西南）起兵，不到半年，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相繼失陷，平定叛亂的戰爭7年之久，唐王朝元氣大傷，走向衰落。
商湯所建立的商王朝，經曆了由興到衰的幾個階段，直到商紂王即位，又步入危機四起的深淵。這是因為紂王統治下的殷商王朝政治腐敗、刑罰酷虐，接連地對外征戰用兵，使民眾負擔沉重，痛苦不堪，而導致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麵。
與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的西方屬國——周，其國勢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在公劉、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治理下，周迅速地強盛起來，其勢力漸漸伸入江、漢流域。在文王姬昌即位後，任用熟悉商朝內部情況的賢士呂尚，其“陰謀修德以傾商政”，並積極從事伐紂滅商的宏偉計劃。
文王從長遠著手，為成就周朝“翦商”大業，文王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在政治上，他積極修德行善，裕民富國，廣羅人才，發展生產，形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麵。他的“篤信、敬老、慈少、禮下賢”政策，贏得了民眾的支援和擁戴，也鞏固了內部的團結。在外交上，他請求商紂“去炮烙之刑”，並爭取興國，竭力孤立商紂。同時，文王還曾公平地處理了虞、芮兩國的領土糾紛，還頒布“有亡荒閱”（搜索逃亡奴隸）的法令，保護奴隸主仆們的既得利益。通過這些措施，文王擴大了政治影響，瓦解了商朝的附庸。
當時的商紂王已感覺到周人對自己已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決定興兵伐周。然而這一擬定中的軍事行動，卻因東夷族的反叛而化為泡影。於是，紂王忽視了周人的咄咄之勢，為平息叛亂，調動部隊傾盡全力進攻東夷，結果造成西線兵力的極大空虛。與此同時，商朝內部的矛盾呈現白熾化，商紂飾過拒諫，恣意妄為，殘殺王族重臣比幹，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呂尚等人遂把握這個有利戰機，乘虛蹈隙，大舉伐紂，一戰而勝，終結了殷商王朝600年的統治。
商紂王之所以迅速敗亡，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一來對東方進行長期的掠奪戰爭，削弱了力量，且造成軍事部署的失衡；再者對周人的戰略意圖缺乏警惕，放鬆戒備，自食惡果；另外還有作戰消極被動、無所作為等等，都注定了商紂王覆亡的命運。但究其根本，原因卻在於商紂王不思國危、橫行暴斂、嚴刑酷法，導致民心盡失、眾叛親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