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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一生，戎馬倥傯，統軍征戰，運籌帷幄，神機妙算，為蜀漢政權的建立和穩固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他深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豐富的戰爭經驗，編著過多種兵書，可惜這些兵書大多都已亡佚。《將苑》和《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數作品中最重要的兩部。
《將苑》，也稱《新書》或《心書》，是中國古代論將用兵的專著。全書共五十篇，分兵權、逐惡、知人性、將材、將器、將弊、將誌、將善、將剛、將驕吝、將強、出師、擇材、智用、不陳、將誡、戒備、習練、軍蠹、腹心、謹候、機形、重刑、善將、審因、兵勢、勝敗、假權、哀死、三賓、後應、便利、應機、揣能、輕戰、地勢、情勢、擊勢、整師、厲士、自勉、戰道、和人、察情、將情、威令、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約五千言。
《將苑》一書，《三國誌》、《隋書》、《唐書》中都無收錄，及至南宋《遂初堂書目》始有記載，因此曆史上對其真偽眾說紛壇。清人張氵豆寸認為，《將苑》實為諸葛亮所著，但是另一位清代學者姚際恒則持不同看法，他所著的《古今偽書考》中就把《將苑》列為偽書。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此問題仍無定論。
關於《將苑》的流傳，從《遂初堂書目》中始見，明王士騏所編《諸葛亮集》收入此策，明清時期有多種刊本留世。其版本大致有三個係統：
一是《諸葛亮集》係統；二是類書、叢書係統，較有代表性的有：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子書百家本，增訂漢魏六朝別解本、唐樣叢書本、學海類編本、說郛本等；三是單行本係統，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韓襲芳銅活字印本，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書林鄭小齋刻本、明黃邦彥刻本、民國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主要論述治國治軍之道，全文分治國、君臣、視聽、納言、察疑、治人、舉措、考黜、治軍、賞罰、喜怒、治亂、教令、斬斷、思慮、陰察共十六個部分，故稱“十六策”，共約六千言。
《便宜十六策》是關於軍隊等問題的理性認識。《便宜十六策》，舊題諸葛亮撰。《三國誌·諸葛亮傳》所列諸葛氏集目錄不載此書，北宋《崇文總目》著錄有《武侯十六策》。今本部分內容為《太平禦覽》引作《武侯兵法》，當係真偽雜糅。清張澍輯入《諸葛忠武侯文集》。全書1卷16篇，主要論述治國治軍的策略，其中《治軍》、《賞罰》、《教令》、《斬斷》等篇以論兵為主。該書認為國以軍為輔，“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所以必須把軍隊治理好。治軍如同治國，要分清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綱理則紀張，本立則末正。要以法治軍，教令頒布之後，即要嚴格執行，“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提出對不從教令之法，犯有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種“治軍之禁”的人，要嚴加懲處。強調治軍必須防止和克服感情用事，“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便宜十六策》在繼承前人治軍思想的基礎上，亦有所發揮，受到後人的重視。
《三國誌》作者陳壽在收錄諸葛亮兵書時不見此書，因此後代許多學者對《便宜十六策》的真偽提出質疑，而認為此書很可能是南北朝時期有人假依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陳壽在收集《諸葛亮集》時有這樣的話：“輒刪除複查，隨類相從”，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陳壽所選的諸葛亮兵法三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書·經籍誌》始有收錄，唐以後的許多兵法類書都收有此策，尤以明清時期為多。
二軍事思想和治軍風格
諸葛亮兵法博采《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等古代兵家軍事理論之長，融入自己的戰爭經驗，總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軍事理論。《將苑》和《便宜十六策》比較全麵地反映了他的軍事思想和治軍風格。
1、治國先治軍的國防思想
諸葛亮認為，治理一個國家就象治理家庭一樣，必須先樹立根本。“夫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將苑·戒備》），一個國家“有文治必有武備”（《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國防是國家的頭等大事。而軍隊是“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是一國之根本。“國以軍為輔”，“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同上），因此治國必須先治軍。
諸葛亮采取以法治軍，賞罰嚴明。
諸葛亮治軍，十分重視賞罰、教令的作用，強調教者要“正己”，被教者要“從令”。如此，則軍治，軍治則可勝；反之，則軍亂，軍亂戰必敗。因此，必須“以法治軍”，“教令為先”。
諸葛亮指出，不從教令之法者有七種情況：輕、慢、盜、欺、背、亂、誤，這些都是“治軍之禁也”。軍隊設立教令之法，就是要建立威嚴，做到令行禁止，提高戰鬥力。有這七種情況就是亂軍，亂軍則不戰自潰，所以必須以法治軍，對這些不服從教令者要嚴加處理、懲罰。
以法治軍，賞功罰罪，賞罰必須分明、公正。如此，雖死也服，人無二心，見敵則戰；賞罰不明，教令不從，威武不行，下不勸功，見敵不起，人有二心，戰之必敗。所以諸葛亮不僅強調賞罰嚴明，而且強調賞罰公正，不論親疏貴賤，都要平平正正，坦坦蕩蕩，這樣才可以建立威武、仁義之師。
諸葛亮在其主持的軍國大事中，處處遵行賞信罪必，賞罰嚴明的原則。不僅如此，而且身體力行，言行一致，說到做到，以身作則。他在馬謖失街亭之後，深責自己用人不當，舉措失宜，除了斬馬謖外，還上疏自貶三等。
2、治軍先治將的治軍思想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係也，祝福之所依也。”（《將苑·假權》）將帥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安危，因此，治軍的關鍵又在將帥，治將是治軍的首要任務。《將苑》，實質就是一部“將才學”。
諸葛亮把將帥依情性分為九類：仁將、義將、禮將、智將、信將、步將、騎將、猛將、大將，又按才力器度歸而為六：即十夫之半、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之將、天下之將。他強調，選拔將帥，必須量才而選，量力而用。有以下八弊之人，不得為將：“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亻妄，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將苑·將弊》）隻有那些“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將苑·將誌》）之人，那些“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將苑·將善》）之輩，那些“剛不可折”，“柔不可卷”，能“以弱製強，以柔製剛”（《將苑·將剛》）之士，方可以為三軍之將。三軍之將還應該力爭五強，禁絕八惡。五強即“高節可以曆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眾，力行可以建功。”（《將苑·將強》）八惡即“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智不能備末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同上）將帥還要特別注意自身的修養和品德，做到身先士卒，作士卒之表率，這樣就能上下同仇，團結一心。“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將苑·將情》）“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將苑·哀死》）相反，“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那麼“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將苑·和人》）因此，將士之間的“和”是軍隊戰鬥力的源泉。
3、先謀後戰的戰略思想
早在春秋末期，孫武就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其後的曆代兵家都把這一戰略思想奉為聖典，諸葛亮則把它進一步發展。
諸葛亮說：“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這裏所說的“謀”，不單是指作戰的智謀，而是“為軍之大略”，即所謂“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強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也就是說，行軍作戰之前，必須審天時，明地利，求人和，作好一切之準備，以待應對任何突然之變化。
諸葛亮認為，“謀”必先從內，先治理好自身。一個國家、一支軍隊，首先要謀求內部的“人和”，如果上下不和順，將士不齊心，則“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要達到上下和順，第一得明確群臣之間、將士之間的綱紀，各得其位，各謀其政。為上者以禮使下屬，處下位以忠事其主。為上者應廣采眾議，采納微言，明辯是非，親賢臣，遠小人。隻有這樣，屬下才能對其忠心不二。不然，部下則會產生疑惑，以致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必生變亂。未戰而自生變亂，則不戰自敗。其次，為上者要善於發現賢士，舉拔能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便宜十六策·舉措第七》）選擢人才時，要到卑微的隱處去尋找，因為這些地方往往有懷才不遇的人。一國一軍，“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同上）“謀內”還有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嚴明教令，公正賞罰。所謂“教令”，即上行下效，使軍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夫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將苑·習練》）如果不教而戰，無異於拋棄他們。教不僅要教以行軍布陣的基本軍事技術，更重要的是培養將士為國殉職的犧牲精神。諸葛亮認為，軍隊的凝聚力還來自於公正的賞罰。“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便宜十六策·賞罰第十》）“賞不可虛施”，要讓士兵知道為什麼受賞；“罰不可妄加”，必使部下明白哪些是不能做的。“賞賜不避怨仇”，“誅罰不避親戚”。（同上）功無論大小，都應受到獎賞；過不管輕重，必須予以懲治。如此，則“王道蕩蕩”。反之，若賞罰不平，法令不信，則教令不從，士無鬥誌，雖師百萬，無益於用。如果自身作好了一切準備，就為勝利奠定了基礎。所以諸葛亮說：“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足以為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為強。”（《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
“謀內”的同時還要“謀外”，“謀外”就是“知彼”。諸葛亮說：“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便宜十六策·察疑第五》）“謀外”要通過多種渠道，要了解敵人的諸多方麵。這就需要用間，“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因為用間是“謀外”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用間必須使用自己的親信，而且非聖智不用，非仁賢不使。隻有這樣，才可能保證獲取敵方準確的情報，作出正確的謀略決策，才可能百戰不殆，戰無不勝。
三諸葛亮兵法的社會指導價值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競爭已不隻限於硝煙彌漫的戰場，而滲透到了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諸如商業、企業經營、公關、科學技術、體育競技等等。文明越是發達，競爭也就越激烈，越複雜。而且這種競爭已不單是力的角逐，而是智和謀的較量，智謀成為最終勝利的關鍵之關鍵。在科學技術和商業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研究古人的兵法，也不單純出於軍事目的，更多的是著眼於把古人的智慧運用於現代社會生活之中。
諸葛亮這位中國古代謀略家，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早已不隻是一位軍事家，而是智慧的化身。在日本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中，人們也非常敬仰他。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在日本、韓國等國家，興起了一股“三國熱”，有關研究三國謀略尤其是研究諸葛亮智謀的書成為廣受讀者喜歡的暢銷書，人們把他的智慧和謀略靈活運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麵。
1、諸葛亮兵法與現代軍事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軍事技術的進步也同樣呈現這一規律。就武器發展而言，冷兵器與今日的武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從戰爭的規模、破壞性而論，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但是就基本軍事原則來說，古代和現代都是一致的。諸葛亮兵法雖然產生於1700多年前，而其所包含的軍事思想至今仍然光輝閃耀。
諸葛亮兵法的核心思想是“謀略致勝”。許多現代軍事家認為，核武器發展到今天，一旦爆發核戰爭，戰場上將不會有贏家，隻能共同毀滅。核武器已使戰爭不再成為解決大國之間衝突的手段，核戰爭將導致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因此核戰爭必須避免。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和原蘇聯處在激烈的對抗中，而美國的戰略核力量對原蘇聯仍具有一定的優勢。美國的戰略家們提出了“核威懾”理論，企圖通過“核威懾”戰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所謂“核威懾”，其實質就是把核武器的毀滅性，通過各種謀略手段，向對方顯示，讓對方感覺到核威脅的可信性，從而使對方因懾於這種威脅可能給自己帶來難以承受的後果而不敢貿然行動，最後迫使對手屈服。“核威懾”理論的出發點在於“不戰而勝”，這種“威懾”必須通過謀略手段。諸葛亮兵法的謀略致勝原則正是現代軍事的基點。
諸葛亮兵法非常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戰爭勝負之關鍵在於人，尤其是將帥，因為將帥是軍事智謀的主體。諸葛亮兵法，特別是《將苑》和《便宜十六策》，很少論述具體戰術的運用，而是專論治國用兵之大略，是將才學的經典。許多人認為，現代戰爭由於武器殺傷力的空前，使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無足輕重。有人以海灣戰爭中多國部隊不費吹灰之力擊敗伊拉克為例來證明這一點。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不可否認，現代戰爭武器的先進與落後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下，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人依然是決定性的，尤其是將帥的作用。可以這樣說，現代戰爭中人的作用更加集中於將帥身上。拿海灣戰爭作例，雙方的武器裝備都很先進，多國部隊更勝一籌，從謀略運用來看，雙方也都有上佳表演。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全球範圍內，從政治、經濟、外交、輿論各個方麵對伊拉克實行謀略攻勢，宣傳他們是世界秩序的維護者。薩達姆也把自己裝扮成反霸權的勇士，以喚起世人對他的同情和支持。戰爭開始後，伊拉克設置假陣地，假坦克，並用導彈襲擊阿拉伯國家的敵人以色列，不能不說用心良苦。而多國部隊在地麵戰中采用了大迂回戰略。但是伊拉克的謀略先後都被挫敗，而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的大迂回戰略卻出奇製勝，薩達姆很快成了失敗者，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卻成為全球風雲人物。由此可見，現代軍事中人的作用，越來越取決於將帥的才智和運籌。如果薩達姆後下有一班精明強幹能料敵如神的傑出將軍，而多國部隊的交領們卻平庸無能的話，那麼伊拉克決不會敗得如此迅速，多國部隊的勝利也不可能如此輝煌。
當然，諸葛亮兵法的現代軍事價值難以估量，限於篇幅，這裏不一一詳述。總之，他的許多軍事思想如“居安思危”、“先謀後戰”等等，都是千古不破的。
2、諸葛亮兵法與公關謀略
公關一詞，聽起來十分現代化，與諸葛亮兵法這門古老學問似乎難以扯在一起。這僅是一種表麵現象，究其實質，不難發現，現代公關謀略的許多原則和策略都是諸葛亮早在千年之前就已言明了的。盡管諸葛亮兵法的出發點是軍事目的，而它的謀略原則是普遍性的。
軍事謀略以擊敗敵人為目的，以謀求利益為根本。公關謀略也以樹立形象，爭取公眾，占有市場，戰勝對手為目標，兩者是一致的。
諸葛亮說：“智者先勝而後求戰，暗者先戰而後求勝”，“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便宜十六策·治軍第九》）意思是說，戰前要謀己謀人，知己知彼，善謀者勝。知己知彼，善謀者勝是公關的重要原則。在公關競爭中，一方麵要樹立自己良好的公眾形象，必須充分了解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估計己方的實力，選擇最佳的光點亮相。另一方麵，還要掌握對手的虛實長短，以使避實擊虛，攻其不備。“先發製人”是公關謀略的又一重要原則。無論是競選、演說還是談判，第一形象至關重要。如果以給人留下較完善的第一形象，使自己在競爭中一開始就壓過對手，處於有利地位。這樣，在以後的競爭中，其在公眾中的形象可能會越來越美好，這就是心理學上的“光環效應”。相反，如果第一形象不佳，在以後的競爭中就很難改變人們的成見，很難重新樹立形象。
3、諸葛亮兵法與企業經營
鬆下幸之助，日本鬆下電器公司的創始人。這位全球著名的企業巨子，據說深通諸葛亮兵法，在經營中善於運用諸葛亮謀略，從而使鬆下電器行銷全世界。
諸葛亮認為，治國治軍要在選能選將。企業的領導，也象軍隊的將帥，強則軍勝，將弱則軍危，因此企業的領導者也必須具備將帥一樣的才能。大凡優秀的企業家或商人，他們經營的成功，都依賴於各種各樣的謀略和手段，概括起來，不外於智、仁、信、勇幾個方麵。
“智”，就是足智多謀，善於妙算。鬆下幸之助曾說：“生意是一場真槍實彈的決戰。”在“真槍實彈”的決戰中，爾虞我詐，你死我活，沒有周密的妙算難以取勝。既要估算利益，也要考慮虧損。妙算就是“思慮”。諸葛亮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便宜十六策·思慮第十五》）“思考是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善於“思慮”，則有“先見之明”。無論是三軍之帥，還是企業之領導，沒有先見之明，就難勝任其職，不配做領導。因為環境是瞬息萬變的，昨天似乎先進的事，到今日恐怕就已落伍。所以，領導者必須認清事物變化的情況，把握變化的方向，隨時作出正確的決策，隻有這樣，國家才能安泰，企業才能昌盛。
“仁”，就是知人善任，以禮待人。諸葛亮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便宜十六策·舉措第七》）鬆下幸之助也說：“王以德立國，下有賢相，萬事便於以德推行。企業經營亦然。”一個企業的興旺，單靠經理一人無法實現，要依靠助手和職員的齊心協力，有賴於眾下的才智，廣納部屬的進言。個人的才智是有限的，不論總經理或董事長如何卓越，也不可能一人獨行天下。不願聽取別人的意見，獨斷專行，那麼職員誰也不會去關心企業，企業就會失去凝聚力。這是企業災禍的根源。“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孫；上無所聞，下無所說”，“其國必危”，（《便宜十六策·納言第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另外，作為一個領導人，要給部下以充分的關心，以禮相待。諸葛亮說：“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將苑·哀死》）企業的領導者也需要這種“先人後己，先憂後樂”的精神。
“信”，就是信守承諾，賞罰嚴明。常言道：“言必信，行必果”，為人處世以“信”為先，方可頂天立地。“信”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對於企業來說，“信”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領導者對下屬和職員的誠心和公正，其中的關鍵是“賞罰嚴明”。“賞以興功，罰以禁奸”，（《便宜十六策·賞罰第十》）隻要有功，就要行賞；如果有罪，必須懲罰。賞罰一定要公正，如果處理不當，善行難以光大，惡行便會猖撅，那樣人心必然渙散，企業就不能正常運轉。另外，企業的領導者，還不能因私情而喜怒無常。諸葛亮說：“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眾心，苟合以私仇而合戰，則用眾必敗。”（《便宜十六策·喜怒第十一》）當然，對那些不可原諒之事，必須曉之以“怒”。鬆下幸之助也曾說：“身為一國首相，要有首相之怒；身為公司的董事長，要有董事長之怒，否則無法進行強有力的經營。”“所有的領導者都不該為私情所動，而要有文王一怒安天下的氣概。”這就是所謂管理中的“公憤”。
“勇”，就是當機立斷，敢於創新。商業活動，企業經營，都是以利為本的激烈競爭，一個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必然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和傑出的決策才能，在紛亂的局麵下，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準確判斷形勢，作出應付的對策。諸葛亮說：“當斷不斷，必受其亂。”（《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這在商業競爭和企業經營中非常重要。商業活動，抓住機會是關鍵，因為機會稍縱即逝。如果當為不斷，良機很可能被坐失，一旦錯失良機，損失很難挽回。而最好的機會，往往是最具冒險性的，所以決斷就需要判斷力和勇氣，這隻有那些英明果敢的人才能做到。
諸葛亮論兵法、講戰法，極為重視“勢”的作用。
“勢”，就是用兵貴勢。所謂“勢”，就是突然爆發的打擊力量，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擋。如鷹擊獲物，江河決堤，高山滾圓石，不可阻擋，高屋建瓴，所向無敵。因此，用兵要審因、因勢，因勢利導，乘勢取勝。
諸葛亮說：“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欺，此用兵之勢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便宜十六策·治軍》）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結論，諸葛亮兵法在企業經營和商業競爭中的指導價值是無限的。事實上，在我國，運用兵謀於商業之中，早已有之。春秋末年，越王勾踐有個大臣叫範蠡，他足智多謀，是勾踐的最主要謀臣。吳越戰爭，勾踐兵敗之後，範蠡督促越王忍辱負重，臥薪嚐膽，圖謀東山再起。在範蠡的經營下，越國逐漸恢複元氣，最後終於滅亡吳國，報仇雪恨，勾踐也成為五霸之一。功成之後，範蠡卻遊於齊國，後來到陶（今山東定陶西北）經商做起了生意。他以謀經營，不久竟成一代富賈，號稱“陶朱公”。範蠡的成功給我們深刻的啟示：無論是戰爭還是經營，其謀略原則都是一致的。諸葛亮兵法是一門精深的謀略學，我相信，那些聰明的經營者們永遠也不會放棄對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