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諸葛亮的智慧
諸葛亮有經天緯地之才，知識淵博，才華出眾，精通軍事、政治，通曉天文、地理，是一個智慧的化身，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舌戰群儒，祭東風，草船借箭，三氣周瑜，智算華容，七擒孟獲，火燒藤甲兵，乘雪破羌兵，巧擺八陣圖，識魏延反骨，智取成都，罵死王朗，氣死曹真，空城計，七星燈，死了還以木偶退兵，錦囊殺魏延一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他又是“忠貞的代表”，在劉備三顧茅廬下慨然出山，挽狂瀾於既倒，鞠躬盡瘁，始終如一，他艱難不改，處驚不變，生死不易，忠於劉備，事必親躬，食少事煩，兩篇《出師表》，勤勤懇懇之態如現，耿耿忠心盡顯，死後卻內無餘帛，外無贏財，他的“忠貞”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但諸葛亮卻是一個悲劇性人物，究其原因，是諸葛亮的人生理想與所處環境極不相容，更由於作者在諸葛亮這一藝術形象上寄托著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封建時代居正統地位的儒家思想導致諸葛亮是一個痛徹千古的大悲劇。因此，他的“智慧”更具有悲壯性。
“智聖”諸葛亮的智慧主要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麵：
1、不貪權勢
他位極人臣，卻不追求個人權勢，不弄權也不為權所奴役。
2、不謀私利
他隻靠俸祿為生，不以權勢謀私利。
《誡子書》中，他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他以淡泊寧靜的生活態度處世。他對後主說：“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他死時確實如其所言。
3、嚴於律己
街亭之役，馬謖違節，造成敗局，但他主動承擔責任，自貶三等。
他幾次發布鼓勵將士直言極諫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評自己過失和缺漏。在他執政期間，如果出現失誤，他都決不委過他人，而自省自律。李嚴等人罪責雖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責，檢討自己的過失。
4、知人善任
他以寬廣的胸懷，純正的心靈，選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
他取士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他不講門第、資曆，破格用人，大膽地授以要職，委以重任。何隻原為蜀郡太守楊洪手下的一個書佐小吏，楊洪亦是犍為郡太守李嚴之功曹小吏，何、楊都先後被諸葛亮擢為太守與李嚴同列。因此事他被譽為“能盡時人之器也。”
諸葛亮任蜀相時，為了廣攬後才，曾在成都南郊築招賢台。劉備死後，他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蔣琬、李邵、馬勳、宗預、杜微、馬忠、秦宓、董允等，這些用人之舉被時人讚為“德舉”。
在《前出師表》中，他從“親賢臣，遠小人”的原則出發，向後主鄭重推薦了董允、向寵等，其心之公明純正實所罕見。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員中，既有荊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劉璋舊部，也有魏降將，無結黨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懷，團結了絕大多數人。
在當時有這樣一句話：“凡事做過好事的，就算你和諸葛亮不認識，諸葛亮知道也一定會獎賞你；凡事做過壞事的，就算你和諸葛亮是親屬，諸葛亮也會懲罰你”。諸葛亮就是這樣嚴明執法，賞罰分明的。
5、謙恭待人
若把諸葛亮同當時的名士孔融、禰衡等人相比，顯然後者的聲望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和才智過人的周瑜、魯肅、司馬懿相比也略高一籌。諸葛亮無私無畏，謙虛謹慎，深思熟慮，卓識遠見，善於博采眾長，融化於膽識之中。
6、治蜀有方
諸葛亮治蜀刑法頗嚴，他與法正等人製定法典《蜀科》，還擬出，《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科條。
諸葛亮促進了蜀地農業的發展。他很重視都江堰水利工程，創設“堰官”專職管理，采用以農養戰、耕戰結合的政策，解決軍糧問題。諸葛亮對手工業也非常關注，恢複鹽鐵專營，並親到現場視察利用天然氣煮鹽的情況。並於城內設置“錦官”，專門管理。後世稱成都為“錦官城”，即源此。諸葛亮說：“今民困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
由於諸葛亮不僅是從征戰的角度推動生產發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從穩定人民生活著眼製定政策發展生產的，其結果蜀地是“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一片繁榮安定景象。
7、勤政為民
諸葛亮是位知其不可為之的英雄。他相信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在《隆中對》中即提出“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種信念貫穿於諸葛亮的一生，他踏踏實實，兢兢業業，事必躬親，受命以後，夙夜憂慮，振興蜀漢，統一中國。
8、高風亮節
諸葛亮不居功自傲，不追求過分的名位與特權。李嚴為曾慫恿諸葛亮加九錫，加爵稱王。諸葛亮並不為所動，嚴詞拒絕：“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庭，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國家興衰高於個人榮辱，不為權欲所惑，不為名利所累。其忠心不二，效死知己，堪稱中國曆代忠臣良吏之典範。
綜上所述，諸葛亮為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殫精竭慮，輔佐劉備興複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己。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提出了“跨荊、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抗拒曹操”的治國方略。他儒法並用，以法治國，執法必嚴，賞罰分明；他重用人才，任人以賢；他審時度勢，不斷的調整內政外交政策；他重視農業生活，安撫流亡，輕徭薄賦，發展社會經濟；他親率大軍北伐，革新武器裝備，發明了孔明燈和木牛流馬等。他的一生充滿了智慧，為中國曆朝曆代所推崇成為智慧的化身。
其實，諸葛亮並沒有《三國演義》中的那樣聰明，羅貫中隻是把他神化了。
五諸葛亮的軍事成就
諸葛亮是一位多謀善計，精通兵法，巧於戰術的軍事家，他的軍事思想豐富而獨到。
一、政治為軍事之本，教民習武練為戰
諸葛亮指出，軍隊是為除暴安民而設立的。國治政理，綱正紀理，則三軍不亂，萬眾一心，攻取戰勝。基於這種認識，諸葛亮論兵，從治國理亂，理人修身之道入手而論之。他說：
“治亂之政，謂省官並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纖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強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治國之道也。”（《便宜十六策·治亂》）
治政當理綱紀、先後、遠近、內外、本末、強弱、大小、人己。明白治國之道為治軍之本，方可理政、治軍。國治則亂不生，生則必伐；政亂則妖孽出，出則三軍紛亂，各惟其理，亂必不伐，故理政為治軍之本。
理政、治軍，必須先從上做起，先治在上者，這才是“治國之道”、“治軍之道”。隻有人君正其身，修其政，行其令，才能教民心其武，從其令，為之戰。
諸葛亮繼承了孔子的教民習武練戰的思想，教民習武從令、練戰，才能為國而戰。否則，不教民習武練戰，而令民去戰，是叫民去送死。所以說：“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具體方法是：“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將苑·習練》）既教戰陣之法，作戰技術，又教禮義、忠信、典刑、賞罰之德法，以這樣的仁義之師，便可以所向無敵了。
二、先定計謀，以智取勝
諸葛亮是一個英明果敢、聰明智慧的統帥，在治軍用兵的過程中，處處顯示了其高超的韜略、智謀。他說：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強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處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禽敵之勢，此為軍之大略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便宜十六策·治軍》）
用兵之道，為將之要，在於計謀，先定計謀，然後再行戰。用智慧，定計謀，施其事，行其戰，不能憑空想象而決策戰爭行動，是在審察、明知天地之道，眾人之心，兵革之器，敵人之謀，道路之險，敵我之情，攻守之機，防禦之備，征伐之勢，士卒之能，成敗之計，生死之事等情況的基礎上，才能定計謀，興兵事，這樣便能以計謀取勝。
三、據道討逆，為民除害
諸葛亮治國、治軍，理政、行戰，都從定社稷、扶民危出發。他治軍、興師，都強調據道討逆，誅暴安民，伐亂救民。他以文事武備、文治武功，達此目的。他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誅暴討逆，為民除害，所以治軍要以存國家、安社稷、除民害為宗旨。一個國家要想存國強軍，除暴安民，必須具有文事和武備，二者相輔為用，不可偏廢。
諸葛亮在對戰爭的目的、軍隊的任務有明確認識的基礎上，又明確指出，以義伐不義的正義戰爭必然勝利。正義戰爭，據道討逆，必然勝利。他說：“據道討淫，不在眾寡”，“據正道而臨有罪”則必勝。就是說，有道義的正義戰爭，可以少勝多，最終奪取天下；無道義的不義戰爭，即使有眾多強大的兵力，最終也要失敗。
四、講究戰法，巧於戰術
諸葛亮既深通兵略，又精通戰法。他的《作木牛流馬法》、《八陣圖法》、《兵法》等戰術、戰法，至今仍傳為佳話。他觀天文，察地理，通人事，故對戰法頗有精論、妙用，於戰術頗為講究、運用，並取得了一係列勝利。
第一、用兵乘勢，因勢求勝。
諸葛亮論兵法、講戰法，極為重視“勢”的作用。他說：
“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欺，此用兵之勢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便宜十六策·治軍》）
用兵貴勢。所謂“勢”，就是突然爆發的打擊力量，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擋。如鷹擊獲物，江河決堤，高山滾圓石，不可阻擋，高屋建瓴，所向無敵。因此，用兵要審因、因勢，因勢利導，乘勢取勝。
第二、奇正相生，剛柔相濟。
諸葛亮繼承和發展了老子和孫子的奇正、剛柔、強弱等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思想，而主張以奇用兵，出奇製勝，做好奇正、剛柔的轉化，戰勝敵人。他說：
“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始終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兵以奇正為始，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便宜十六策·治軍》）
兵為詭道，兵不厭詐，以奇用兵，出奇製勝。奇正相生，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神妙莫測，聲東擊西，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使“敵不知其所守”，“敵不知其所攻”，而我則能奇奇正正，左右相趨，前後相赴，如常山之蛇，靈活多變，首尾俱到。這就是以奇用兵。如此用兵，何患不勝！
第三、把握時機，乘機取勝。
諸葛亮認為，用兵乘勢，因勢取生，以奇用兵，以奇取勝，其要在以智用兵，隻有智者，才能觀察戰機，把握戰機，適時合變，見機而戰，乘機取勝中，可操勝券。故他對“戰機”、“機勢”問題，甚為重視。他指出：賢者、智者、勇者，能見機而行，伺機而動，抓住戰機，因機而勝，毫不猶豫，必然勝利。反之，彷徨猶豫，坐失良機，誤失戰機，必然失敗。
五、選賢任將，因材而用
諸葛亮指出，將帥是國家的輔弼、利器，掌握著人的生死，關係到戰爭的勝敗。因此，他極為重視將帥的選拔問題。他在《將苑》等著作中，全麵而精辟地論述了為將之道，擇將之要。
關於將帥的重要地位、作用問題，諸葛亮作了精當的論述：
“夫將者，人命之所縣也，成敗之所係也，禍福之所倚也。”（《將苑·假權》）
將帥的職責，關係到國家的安危，三軍的生命，戰爭的成敗，禍福的轉化，所以選賢任能，擇材任將是建軍的要務。基於這種認識，諸葛亮全麵而具體地論述了為將、選將、用將的諸種問題。
第一，任將授權，有職有權。
由於將帥責任重大、身係民命，為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和指揮才能，就必須授予全權，使其在戰爭中根據戰場形勢和敵我態勢的變化，采取適當的對敵之策，所以不能規定固定的戰鬥模式而限製將帥才能的發揮。
第二，知人而用，擇材而用。
將帥既重要，又責任重大，故要選擇賢材而用，做到知人善任，賢者舉之，有能者用之，不肖者罷之，無能者去之。
第三，任善用智，戒驕去弊。
諸葛亮認為，一個優秀的將帥應當是有智慧、有誌節的人，而不是驕傲自恃、有各種弊病的劣者，所以他強調“將善”，“將智”，反對“將弊”、“將驕”。他要求將領要做“善將”，不做“惡將”。
第四，為將有情，愛兵如子。
諸葛亮指出，良將、善將，應當有人情，有愛心，體恤士卒，愛兵如子，身先士卒，同甘共苦，故他極為注意“將情”，並以此作為“為將之道”的一個重要內容，衡量將帥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
諸葛亮在其一生的軍國大計中，演出了許多威武壯觀的場麵，留下千古絕唱，至今仍令人傳頌、敬仰。如七擒孟獲，他以攻心為上，捉了放，再捉再放，直到孟獲真心歸順。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誌，而諸葛亮做的卻是要對方心悅誠服，這也不能不讓後人折服。
六諸葛亮的政績
一、都江堰
《水經注·江水》記載：“諸葛亮北征，以此堰為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諸葛亮開了堰官之先河。
這份政令內容之詳細令人歎為觀止，詳細到每年清淤工作的日期，掏挖深度，當年諸葛亮用於清淤維護的石標尺，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原樣仿製的不鏽鋼標尺替換。而武侯立下的維護法規，直到今天仍被原樣執行。
二、佤族抗英
遠在公元225年，居住在葫蘆王地的佤族人卡那曼卷部落與蜀漢丞相諸葛亮簽盟歸順蜀漢朝廷，發誓鎮守邊關，永不反叛；整整1700年，佤族人始終遵循了這個盟約，1934年的英軍進攻班洪、班老地區，佤族人牢記了這個盟約，斑老王奮起抵抗，組織佤族武裝，剽牛盟誓，效忠他們最尊崇的“阿祖阿公”——諸葛亮。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三、六個少數民族供奉的“茶祖”
《普洱府誌·古跡》記載：舊傳武侯遍曆六山，留銅鑼於攸樂，置銅镘於莽枝，埋鐵磚於蠻磚，遺木梆於倚邦，埋馬蹬於革登，置撒袋於曼撤，固以名其山。“六大茶山”中有一座就叫孔明山，當地人民還把茶樹稱作“孔明樹”，把諸葛亮尊為“茶祖”。時至今日，基諾族、布朗族、佤族、傣族、哈尼族、壯族各村寨，每年都要在諸葛亮誕辰這天舉行集會，稱為“茶祖會”，賞月歌舞，放孔明燈，祭拜諸葛亮。
七諸葛亮的不足之處
用人上的失誤
首先是讓關羽鎮守荊州，關羽性格高傲，剛而自矜，有勇無謀。關羽失荊州，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兩路出兵北伐的設想變空，並使蜀國在今後的戰爭中始終處於被動地位。其次是用馬謖守街亭，馬謖自幼熟讀兵法，好論軍計，甚為諸葛亮所器重。但劉備覺得馬謖言過其實，臨終時曾對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諸葛亮卻不以為然，還經常同他談論兵法，有時通宵達旦。喪失街亭，使諸葛亮的主力側翼受威脅，整個作戰計劃遭到破壞，被迫撤軍。
對於人才的限製
諸葛亮輔政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這看上去很令人欽佩，但無意中卻限製了人才的發展。結果諸葛亮死後，蜀國人才青黃不接，造成“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局麵。
用兵上的失誤
“諸葛一生唯謹慎”，用兵謹慎，這是諸葛亮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用兵應以慎為主，以奇為輔。奇正並用，並能建大功。時魏延曾提出自率萬人，偷襲潼關，諸葛亮認為此舉草率，未同意。後鄧艾滅蜀，正是用偷襲之策。司馬懿在給其弟司馬孚來的信中說：“亮誌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晉書·宣帝紀》）。此話雖有誇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實。
八諸葛亮著作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誌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誌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依、允等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複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雲。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怫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及驅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叢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悼周瑜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嚐！吊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民。吊君弱冠，萬裏鵬摶；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吊君豐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吊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吊君鄱陽，蔣幹來說；揮灑自如，雅量高誌。吊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掎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樸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譯文：有道德修養的人，是這樣進行修養鍛煉的，他們以靜思反省來使自己盡善盡美，以儉樸節約財物來培養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誌向明確堅定，不安定清靜就不能實現遠大理想而長期刻苦學習。要學得真知必須使身心在寧靜中研究探討，人們的才能是從不斷的學習中積累起來的；如果不下苦工學習就不能增長與發揚自己的才幹；如果沒有堅定不移的意誌就不能使學業成功。縱欲放蕩、消極怠慢就不能勉勵心誌使精神振作；冒險草率、急燥不安就不能陶治性情使節操高尚。如果年華與歲月虛度，誌願時日消磨，最終就會像枯枝落葉般一天天衰老下去。這樣的人不會為社會所用而有益於社會，隻有悲傷地困守在自己的窮家破舍裏，到那時再悔也來不及了。
隆中對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譯文：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權以來，各地豪傑紛紛起兵，占據幾個州郡的數不勝數。曹操與袁紹相比，名聲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夠戰勝袁紹，從弱小變為強大，不僅是時機好，而且也是人的謀劃得當。現在曹操已擁有百萬大軍，挾製皇帝來號令諸侯，這的確不能與他較量。孫權占據江東，已經曆了三代，地勢險要，民眾歸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孫權這方麵可以以他為外援，而不可謀取他。荊州的北麵控製漢、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資都能得到，東麵連接吳郡和會稽郡，西邊連通巴、蜀二郡，這是兵家必爭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劉表不能守住，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來資助將軍的，將軍難道沒有占領的意思嗎？益州有險要的關塞，有廣闊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饒，形勢險固的地方，漢高祖憑著這個地方而成就帝王業績的。益州牧劉玲昏庸懦弱，張魯在北麵占據漢中，人民興旺富裕、國家強盛，但他不知道愛惜人民。有智謀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既然是漢朝皇帝的後代，威信和義氣聞名於天下，廣泛地羅致英雄，想得到賢能的人如同口渴一般，如果占據了荊州、益州，憑借兩州險要的地勢，西麵和各族和好，南麵安撫各族，對外跟孫權結成聯盟，對內改善國家政治；天下形勢如果發生了變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將軍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南陽、洛陽進軍，將軍您親自率領益州的軍隊出擊秦川，老百姓誰敢不用竹籃盛著飯食，用壺裝著酒來歡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這樣，那麼漢朝的政權就可以複興了。”
誡外甥書
夫誌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誌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谘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誌不強毅，意氣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不庸，不免於下流。
九諸葛亮五次北伐
建興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諸葛亮上《出師表》於後主，率軍至漢中，準備北伐。他先在漢中練兵約一年，然後北攻。魏南安（治甘肅隴西）、天水、安定（治甘肅濟川）三郡當即降蜀。魏明帝親赴長安督戰，以曹真督關右諸軍，采用以防守為主的戰略。蜀軍先揚言要由斜穀道攻取郿縣，並使趙雲、鄧芝率一軍據箕穀（今陝西褒城西北）為疑軍，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參軍馬謖領一軍為先鋒，駐街亭。馬謖指揮不當，大敗於魏軍，丟失街亭。蜀軍失去前進的據點，隻好退回漢中（正史並無“空城計”退司馬懿軍之說）。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上書自貶三級，以右將軍身份行丞相之職。
建興六年（公元228年）冬，魏軍三路攻吳，關中空虛。諸葛亮再次率軍北伐。蜀軍此次出大散關，圍攻陳倉二十餘日不下，糧盡而退。
建興七年（公元229年），諸葛亮第三次率軍北伐。蜀軍西向，取魏武都、陰平二郡而回。諸葛亮複任丞相。
建興九年（公元231年），諸葛亮第四次伐魏，以木牛運糧，包圍祁山。司馬懿為統帥督軍抵抗。諸葛亮率主力迎戰司馬懿。司馬懿深知蜀軍遠道而來，糧食後勤有限，便憑險堅守拒不出戰。諸葛亮命李嚴在漢中負責後勤供應，李嚴未及時籌集到糧草，便寫信給諸葛亮說皇上命令退兵。諸葛亮退軍後，他又欺騙朝廷說此次退兵是為了誘敵。當諸葛亮回來後，他又故作驚問：“軍糧已經夠用，為何突然退兵？”於是，諸葛亮在上朝時拿出李嚴的書信為據，與許多將士一道簽名上表，彈劾李嚴，將他免為庶人，流放到梓潼。
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諸葛亮第五次北伐，以大軍出斜穀，據五丈原（今陝西岐山縣南四十裏）。此次出兵，事先與東吳約好同時攻魏。但東吳遲遲不發兵，迄至五月，孫權才派陸遜、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漢口），進攻襄陽，孫權自己則率大軍圍合肥新城。對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敗東吳。他親率水軍東征，讓西守的司馬懿堅守不戰，讓蜀軍糧盡自退。但當孫權得知魏主的意圖後，認為己方成了主戰場，吃了虧，即令全線撤軍。在西線，諸葛亮鑒於以往的教訓，分兵屯田，打算久駐。這年8月，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於前線，時年54歲。蜀軍全線撤軍。諸葛亮在生前留下遺囑：“葬於漢中定軍山，就在山坡中挖一個墳，墳坑可裝下棺材便行了。穿平常的衣服，不隨葬器物。”
諸葛亮五次北伐戰役均告失敗，其主要原因分析：
一、役前的局勢
蜀國自231年6月第四次北伐撤兵後，已經有兩年半左右的時間沒有大的軍事行動了。因此蜀軍此時不僅已經補充了第四次北伐的作戰消耗，估計實力還有所增強。其中233年進行了平定南夷豪帥劉胄反叛的小規模作戰。諸葛亮又使用木牛、流馬將糧草運輸至斜穀口一帶，並沿斜穀建立糧倉，為下一步的軍事行動做好了準備。
魏國在西線一直采取守勢，沒有與蜀國發生大的衝突。但是在東線，這兩年連續與吳國有中等規模的作戰。
吳國在這段時間裏，一直不斷向魏國發動中等規模的軍事行動，其中233年吳主曾親自出動進攻合肥新城，沒有獲勝。
鑒於以前吳蜀雙方對魏軍事行動的不統一，此次專門進行了協調工作，約定雙方同時發動大規模進攻，使魏軍東西不能兼顧。
二、戰前雙方部署
由於此前蜀軍連續多次進攻魏關隴地區，魏國已經逐步在該地區建立了穩定的防線。當時雙方在關隴地區的兵力部署大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