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憲周報》一篇文章這樣說：“此次主張省選與反對省選，為絕對的相反精神的表現，以學理批判之，其相反之精神，可謂主張省選者，是一種保守的、奴性的、墮落的精神；反對省選者，是一種進取的、主性的、向上的精神。省民對於上述兩種精神，究應何去何從，是關於人格問題。”24 盡管省憲派竭力反對，但終究敵不過省政府，選舉如期完成。10月，第三屆省議會開幕後，以“九九憲法”未對國稅與地方稅加以明確劃分，亦未經全省選民投票總決，隻能視作草案之一，同時鼓勵省民繼續提出新的省憲草案。杭州總商會發起抵製省憲運動。杭州綢業會館、織業公會通電指責“政客壟斷製憲，群情認為賣浙”。工界亦揭露9月9日宣布省憲時，有賄買失業工人列席參觀的行為。第三屆省議會的議員，因省憲關係到自身的飯碗，當然也是全力反對省憲的。
一場大轟大嗡的製憲運動，又是到了最後一百米，無力為繼，殊令人扼腕。軍人幹政下的四川製憲。
20世紀20年代的省憲運動，聲勢很大，波及很廣，但真正走完了討論、起草、審查整套程序，最後正式公布了省憲法的，隻有湖南、浙江、廣東幾個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或根本沒有製憲的誠意，或雖有誠意卻被各種變亂幹擾中斷。
四川一度被認為是最有可能完成製憲的省份。四川的地方力量，早在清末的鐵路運動中，已顯示出巨大的能量。古人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是鐵板不易的話。民國以來，四川戰亂迭起，時而川軍和川軍打，時而川軍和滇軍打，時而又和黔軍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多是橫戈馬上行。
自從四川人打出“川人自主”、“川人治川”的旗號後，在道義上，較滇、黔等外省軍隊略勝一籌。經過無數慘烈的戰役，死了無數的巴蜀子弟，連綠林土匪也加入到驅滇的戰爭中。1920年10月，川人終於把“紅邊邊”的滇軍（滇軍帽子上有一圈紅邊）趕出了家鄉。
川軍將領劉存厚、熊克武、呂超、楊庶堪宣布四項原則，作為川人自治的圭臬：一、四川全境，不得駐紮他省軍隊；二、四川財政金庫獨立，不受何方何係之幹涉；三、四川境內，不得容留爭權機關，以妨礙川人自治之精神；四、若有違反此言者，吾三千萬川人共擊之。其中第三項，明顯是針對當時準餐入川的國會的。
在四川的自治運動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的，不是省議會，而是軍人。1920年12月在重慶召開的自治會議，幾乎清一色是軍隊將領參加。會議決定，依人民公意，製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權，超脫於南北政爭之外，不為左右袒，永不許外省軍隊侵入本省境內，以順應民心，完成民治。從此，四川也正式加入了自治的合唱團。
這時，北洋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這三個人都是川籍的，但他們既然已宣布自治，當然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1921年1月21日，劉湘聯合一批川軍將領，通電全國，聲稱“川中將領，決定完全自治。省議會及各法團先後函電，亦符斯旨。今決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幹涉”25。
當熊克武等人喊出自治口號時，由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四川學生何恩樞、鄢祥禔、範複誠等人發起，得到八所國立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川籍學生響應，複聯絡一些在京的川籍國會議員，於1920年11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公園成立“四川自治期成會”，推舉前任四川督軍胡景伊為主席。
這個胡景伊，也是軍人出身。“二次革命”時，支持袁世凱，鎮壓熊克武叛亂，被任命為威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可見川人自治，始終擺脫不了軍人的影子，幾有“軍人不出，奈巴蜀蒼生何”之慨。
在討論自治進程時，因廖敬伯、黃雲鵬議員提議保留督軍，以便執行裁兵任務，與北大學生毛焦火辣地吵起來，胡景伊遂宣布散會。因此，“四川自治期成會”雖然發表了《四川自治意見書》，逸韻高致，大談“一切行政、立法員司，悉由人民普選，被選人不稱職時，人民行使召回權”，其實都不過是紙上談兵，空費詞說。
省議會也不甘被邊緣化，曾努力爭奪自治主導權。議長李肇甫，巴縣人，曾任臨時參議院全院委員會委員長，1916年第一次恢複國會時，任眾議院議員。他聯合了一批學界、紳界人上，在重慶組成“自治期成會”，自任會長，到處演講，宣傳自治。前省議會議長朱大鏞（璧山人，1913年任省議會議長，但未被中央政府承認）也在成都組成“自治籌備處”，成員亦多為學界人士，形成川東、川西遙相呼應的局麵。
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聯合第二軍劉湘、第三軍劉成勳，宣布劉存厚自居督軍、擴充軍隊、傾心北洋政府、阻撓川省自治等罪名，三路大軍進攻劉存厚。3月22日，劉存厚通電宣布下野，黯然離開成都。
省議會立即在成都集會，作出四川獨立自治的決議，宣布：一，四川於中華民國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獨立自治，不加入南北政爭，無論何種官吏均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廢除督軍及類似督軍製度；三，實行裁兵，全川軍費，至多不能超過四分之一年度之預算；四，民選省長，以為實現民治之初步。這是議會試圖奪回自治主導權的一次宣示。
4月3日，四川全省各縣推舉代表，在重慶召開“四川自治聯合會”成立大會。省議會複召開臨時會議，專門討論如何製定省憲。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為省議會直接起草省憲，交由各縣議會通過或全民公決後實施；一為省議會製定出省製憲會議組織法，由省民根據組織法，直接選出代表組成製憲會議。兩派意見，並沒有根本的分歧，然而卻公說婆，相持不下，寶貴的時間，就在議員的談空說有之間，如箭飛逝。
6月6曰，四川各混成旅旅長以上將領24人，共同推舉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湘為四川總司令兼省長。7月2日，劉湘正式上任。幾乎在所有自治省份中，省長民選，都是基本的目標之一，而四川竟然在自治的旗幟下，由軍人公然推舉省長，所謂自治，已是敗兆畢呈。雖然軍人推舉未必就不能實現民治，但四川已經有了省議會，軍人繞開議會，另搞一套，然後要議會背書，這已不是民治，而是軍治了。
果然，劉湘上台後，完全撇開省議會，自行宣布著手籌備製憲。省議會這才如夢初醒，一麵通電批評軍人“倘必一意孤行，蔑視本會所商討組織法案，勢必牽動民政根本問題，各走極端，必非川福”26，一麵加快製憲步伐，倉促選出四川省憲籌備員，準備起草省憲。正所謂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這時劉湘其勢方熾，怎麼會向議會讓步呢？由於沒有軍隊支持，製憲一直拖而不決。
迨至1922年，川軍第一軍與第二軍又爆發內戰，這回輪到劉湘戰敗下野。四川政局得一喘息的空隙，8月9日，四川省憲法籌備處匆匆成立。省議會推舉戴季陶、楊伯廉、吳玉章、楊庶堪等13人為省憲起草委員會委員，通令各縣選任四川製憲審查員一人，負責審查省憲的工作。詎料戴季陶在赴川的船上，因丟失懷表大吵大鬧，幾被同伴疑為精神失常，到宜昌時又墮江遇險，幸被江上小船救起。
在四麵刁鬥、戰馬嘶鳴聲中，憲法起草委員會開始討論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研究哪個官職應由直接選舉產生，哪個官職應由間接選舉產生，句斟字酌，撚斷胡須。然窗外白晝如夜，大雨如注，他們這些風雨中的裱窗匠，究竟能夠做些什麼？這是他們不願想，也不敢想的問題。
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1923年3月，起草委員會完成起草工作，呈交了一份《四川省憲法草案》，給審查委員會審查。可惜生不逢時，四川又爆發了戰爭。原第二軍第九師楊森，在吳佩孚支持下，殺回重慶。劉存厚部乘機卷土重來，由陝南進兵川北，占據成都。熊克武領軍反攻，收複成都，殺得劉存厚倒戈而走。孫文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北洋政府又任命劉湘為川康善後督辦。
這一場南北大混戰，戰火所及，廬舍為墟，把四川這個富饒美麗的天府之國，變成血肉橫飛、鬼哭狼嚎的人間地獄。所謂自治，實為自殺。結果，辛辛苦苦弄出來的省憲草案，連審查的機會也沒有，便淪為一堆廢紙。
江蘇自治化泡影。
類似四川這樣因軍人幹涉或內部紛爭，造成自治半途而廢的，還有江蘇、江西、福建、安徽、雲南、貴州等省份。在這一堆失敗者當中，江蘇也許是最讓人意想不到的，用史家胡春惠的話說：“江蘇是中國現代化起步較早的省份，也是地方士紳對近代地方政治影響力較大的一個地區。”27曾經出過像張謇這樣不僅影響一省，而且影響全國的士紳代表。無論在庚子年的東南互保，還是在清末的國會請願運動中，江蘇都是走在最前麵的。早在清末民初，張謇就在家鄉擘畫過南通自治，洵稱全國自治運動的先聲。
1920年秋，江蘇與兄弟省份步調一致，打出自治旗號。但可惜這時李純已死，江蘇沒有一位像譚延闓、陳炯明、盧永祥這樣的軍政靠山，也沒有王正廷、褚輔成這樣的議會老斫替其出謀劃策，更缺少李劍農這樣的文化精英為之羯鼓催花，而省議會又庸言庸行，無所作為。唯靠一批在外地的江蘇人，奔走呼號，鼓倡推動。
11月10日，江蘇旅京同鄉會在北京組成一個12人的，江蘇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推張一麐、蔡寅、吳榮萃、王紹鏊、孫幾伊等人為委員，蔡寅任主席。張一麐在袁世凱時代，曾任內閣教育總長、總統府秘書長，有較高的名望；蔡寅是習法律出身，擔任過江蘇省代理省長，因參與“二次革命”，事敗退出政壇，從事法律研究；吳榮萃是眾議員；孫幾伊曾任北京《國民公報》主筆，1919年報紙被封，孫被捕判14個月監禁，胡適還為他寫了一首詩，稱他為“一顆遭劫的星”。
早在清末民初，張謇就在家鄉擘畫過南通自治，洵稱全國自治運動的先聲。江蘇堪稱20世紀20年代自治運動的先鋒，最終也無疾而終。人們不禁詫異，這些委員雖然都是名流雅士，星光熠熠，但畢竟隻是一個同鄉會推舉出來的，能代表全體江蘇人起草省憲法嗎？如此自我授權，未免太過性急，貽人急不擇路之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個頭沒開好，省憲便注定成為“一顆遭劫的星”。
11月15日，起草委員會開第一次正式會議，然後著手起草法律條文。
本來，江蘇省議會也提出了“製憲規程”20條，規定省議會選舉委員23人，組織委員會起草省憲，然後交省議會和農、教、商、律師各團體代表合組審查會審查，再由全省公民大會公決。但這個規程，始終未交省議會通過，成了一紙具文。
江蘇的另一件事也沒辦好。當時省議會正緊鑼密鼓醞釀省長民選。1920年冬，北洋政府免去江蘇省長齊耀琳職，任命王瑚為省長。由於齊耀琳戀棧不去，王瑚不得其門而入，正好給了江蘇人一個機會。省議員張福增、黃炎培提出，本乎臨時約法主權在民的精神，省長理應民選。遂由省議會擬定省長選舉的程序與方法條例，11月26日在省議會正式通過。再由60個縣選出的代表，審查通過選舉的程序與方法條例。
這些鄉願，讀了一輩子聖賢書，好不容易有露才揚己的機會，無不施展伶牙俐齒，展示腹中經綸。結果雞已經宰好了，鍋也燒紅了，卻因為是用鹽多一點還是油多一點，大起紛爭，互不相讓。一直爭到12月下旬，王瑚終於履任，民選省長，化為泡影。
全麵凋謝
1922年各省紛紛實行自治，聲言不介入南北政爭，但孫文的決心，無堅不摧。他任命顧品珍為雲南討賊軍總司令，攻打雲南；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攻打四川；而他自己則親率大軍北伐。由於連年被兵，湖南方麵，無論當局還是人民，久已厭戰，譚延閩、章太炎致函孫文，勸他不要假道湖南。趙恒惕也派代表到桂林，請北伐軍勿入湘境。北伐計劃，遇一頓挫。3月26日，孫文在桂林召開會議，決定班師回粵，改道江西北伐。
這時廣州發生了一件凶案。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到香港迎接段祺瑞的代表周善培，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此案成了孫文與陳炯明之間矛盾的催化劑。
究竟誰是凶？這個疑問，在陶成章、宋教仁、湯化龍、程璧光、方聲濤等一係列暗殺案件中，都被問過，如今又問。
國民黨官史，一向堅稱鄧鏗是陳炯明所殺，比如李烈鈞就說：“陳黨恐其（鄧鏗）阻撓降北計劃，及泄於總理（孫文），乃暗殺於廣州廣九車站。總理在桂聞訊，深為震悼。”28但周善培卻認為此事非陳炯明所為，而很可能是孫文身邊的蔣介石幹的。29而當時駐穗的美、英兩國領事館相信，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美國副領事在1922年4月4日的報告稱：“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係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報告稱：“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如但雙方都拿不出確鑿證據，民國曆史，再添一宗懸案。
4月9日，孫文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兵臨梧州，陳炯明方才驚覺。孫文派人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內政部長、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等職遂被罷黜。省長由伍廷芳接任，總司令一職裁撤。陳炯明雖然心懷怏望，但亦隱忍，獨自避居惠州。
至此，孫、陳之間的矛盾，由裏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麵擴散。4月23日，孫文在廣州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改道江西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雙方仍留轉圜餘地。孫文讚成第二種意見。
孫文急於北伐，與北方形勢的變化不無關係。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文與奉、皖軍閥結有秘密三角同盟，對他來說，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係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解決陳炯明問題已無暇顧及了。豈料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力挫其鋒，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係的計劃，又成了水中撈月。然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矣。
5月8日，北伐軍首先在南雄與贛軍開戰。5月9日，孫文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入贛作戰。北伐軍氣勢如虹，連破南安、新城、崇義、信豐、虔南、龍南等縣，6月5日占領贛州。
江西自治，宣告胎死腹中。不過，北伐固然是其失敗的原因之一，但自己不爭氣，是更主要的原因。
江西自治運動的起步，一點也不比別的省份晚。從1920年秋開始，由一群旅京贛人發起，自治運動得到江西省議會、總商會、農會、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等團體的響應，開始在江西倡揚一時。1920年底，江西省議會開第三次臨時會時，有議員提出對北洋政府委任的省長彈劾案，呼籲江西追隨江蘇、湖北之後，實行地方自治。陳祖詒議員亦提議案，請省議會組織一個自治法案起草委員會，通函各縣公團征集意見。邱玉麟議員建議由省議會電請北洋政府，即日宣布自治。
當時在省議會中，有三派意見：一派以陳祖詒為代表一，認為江西本身有自治之權，無須中央批準；另一派以邱玉麟為代表，認為應與中央協調步驟，以免因自治而造成與中央敵抗之形；更有一派主張自治與否，權在中央，省議會不能幹預，對前麵兩派，一概反對。這種中央沒說不行，卻自認無權自治的情形，在其他各省並不多見，可見在江西議員中的保守勢力，甚為強盛。
省議會議長龍欽海邀請江西各團體和學界人士，舉行了一個大型討論會，希望衝破目前這種悶局。12月18日，各界人士數百人，在省議會集會。來自民間的意見，大都讚成自治，並主張省長民選和彈劾現任省長。翌日，旅京江西同鄉會推舉代表，向總統府、內閣分別請願，請中央接受江西“贛人治贛”的主張。
1921年6月，盧永祥的“豪電”發表後，江西省議會召開省憲會議，研究製定省憲的問題，但遲遲不能達成共識，製憲也就一直是隻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當孫文宣布假道江西北伐時，一些江西人甚至跑到廣州，歡迎北伐軍入贛，幫助他們趕走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南人見北伐軍不入湘了，也興高采烈，不惜以鄰為壑，主動請纓，派軍隊協助北伐軍攻打江西。
湖南人去年出兵協助湖北自治，結果湖北至今也沒有能夠自治，如今湖南又要重溫舊夢，結局就會比去年好嗎？
正當前方捷報頻傳，孫文心情振奮之際，廣州的局勢，卻突然急轉直下。駐守在廣西的粵軍，在聽到陳炯明下野的消息後，沸反盈天。1922年5月8日，孫文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信任。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親率六十餘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粵軍雖打著“迎陳複職”的旗號，但內部已漸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複所有職務，震懾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對孫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文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留在惠州休養。
北伐後方的情勢，險象環生，一觸即發，而陳炯明繼續滯留惠州。各界籲請其回省的函電，好像雪片飛來，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6月1日，孫文率領兩營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占據的廣州，並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麵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聲稱，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將不涉足廣州，免招外界猜疑。因粵軍一旦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然此時大局的惡化，已成下阪走丸，無可逆轉之勢矣。對於北伐無端受阻，孫文痛心不已。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孫文回到廣州後，部分國會議員、省議會議員前來謁見，麵陳北江軍隊占駐民房校舍，人民恐慌，請調駐別的地方，以安民心。但孫文表現得極為憤怒，沒等議員說完，便打斷他們的話，怒不可遏地說：“你們是省議員嗎？竟如此大膽，你們想直接選舉陳炯明做省長嗎？如果你們敢貿然行之，我一定懲辦你們！以前炮轟督署，莫（榮新）逆膽寒，今天撤革陳炯明，都是我一人為之！”
議員們相顧失色，無以為對。孫文繼續怒斥：“你省議會敢搗亂嗎？聽說省議會要選舉省長，推倒伍廷芳，我試拿幾個議員來打靶給你們看看。陳炯明不聽我命令，我就要免他的職。現在北伐的時候，你們地方官及地方紳士毫不幫忙，致令軍到的地方，鋪戶閉盡，人民跑清，令我無物可買，無夫可雇，行軍上感覺異常困難。”31
孫文的講話，從側麵也反映出民間對北伐，既疑且懼。反對北伐的，不隻一個陳炯明，但因為他手握大權，成了矛盾的焦點。
6月12日，孫文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裏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餘營陳家軍變為泥粉。”32
孫文的這些話，是一時的氣話。他唯一的支持者是海軍，海軍何來八英寸口徑的毒氣彈？不過，一個更混亂動蕩的時代即將來臨，則人人都有不祥的預感。陳炯明在6月13日致電廣東省議會，言辭間，流露出托寄之意：“然廣東者三千萬人所共有，其利害安危，當由廣東三千萬人自審擇而自解決之，非炯一身所能為役，亦非二三妄人所能搗亂。貴會為全省代表，當必有以善其後也。”33議員們讀到此電，當會感受到陳炯明內心極壓抑、極悲涼的意緒。
6月15日深夜，葉舉召集粵軍將領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陳炯明曾加以製止，但為時已晚。6月16日淩晨，粵軍圍攻總統府，孫文脫險登上軍艦，宣布和粵軍開戰，誓言“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海軍與粵軍不斷互相炮擊，造成大量平民死傷，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種慘狀，為十年來所未見，誠巨劫矣”34。
孫、陳政治分歧，幾經波瀾起伏，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從此，陳炯明便由“革命的馬前卒”淪為“千古罪人”。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矣。後來國民黨出版《陳炯明叛國史》一書，把陳炯明從娘胎裏開始罵起，居正作為國會議員，為該書寫序時說：“海陸豐（陳炯明為海豐人）非客家，俗呼鶴狫，即狫狫也。吾知海豐人聆此，亦必不服日：炯明雖淪為獸，吾海陸豐人豈能全被惡名哉！”35身為堂堂國會議員，筆端之惡毒粗鄙，如市井罵街，真為中國悲。
葉舉作為政變的首領，事後寫詩悲歎：“恩仇成敗都閑事，隻恐蒼生涕淚多！”頗有懺罪之意。全國的聯省自治運動，以“六一六事變”為轉捩點，步入低潮，逐漸式微，乃至完全滅絕，令述史者大興惋惜之歎，史家李達嘉在總結聯治運動失敗時，有這樣一段讜論：
在所有提倡自治的省份中，廣東由於主客觀條件較其餘各省優越，故在自治的推展上較具實效。然而由於廣東為孫中山政府的所在地，聯省自治的目的卻是要否認孫中山政府的存在，自為孫中山所不能接受。在名教主義與大一統觀念極其強固的時代，陳炯明無法擺脫“犯上”及“割據地盤”的罪名，故其個人終不免遭到失敗的命運，而廣東的自治運動亦隨著他政治生命的結束而終止。然而，由於“六一六事件”的爆發，可以明顯地看出，反聯治派的軍人政客未必便沒有地盤權力欲，他們不過是假藉大一統觀念作為護符，而以“割據地盤”“助長分裂”作為攻擊聯治派的利器。
1922年6月16日，反對北伐的陳炯明與孫文關係破裂，粵軍發動軍事政變，圍攻總統府，史稱“六一六事變”。圖為孫文退回永豐艦繼續指揮鬥爭。全國的聯省自治運動由此步入低潮，乃至滅絕。
注釋
1載香港《華字日報》1921年10月27日。
2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台灣：文海出版社，1985）。
3王無為《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編）（泰東圖書局，1920）。
4載湖南《大公報》1920年7月1日。
5王無為《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編）（泰東圖書局，1920）。
6載上海《時報》1920年11月5日。
7載湖南《大公報》1921年3月4日。
8《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9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
10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台灣：弘文館出版社，1986）。
11陳炯明《與〈字林西報〉記者吉爾伯德的談話》，《陳炯明集》（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12載香港《華字日報》1912年11月24日。
13載《新青年》第9卷第4號。
14陳炯明《讚成在滬開會以圖統一通電》，《陳炯明集》（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15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台灣：弘文館出版社，1986）。
16載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6月24日。
17陳炯明《答吳稚暉書》，《陳炯明集》（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18陳定炎《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台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19陳炯明《對廣東新縣長的訓詞》，《陳炯明集》（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20載香港《華字日報》1921年11月28日。
21阮毅成《先君苟伯公年譜》，《阮苟伯先生遺集》（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
22載《順天時報》1921年6月7日。
23載《浙江製憲史》（浙江製憲史發行所，1921）。
24載《浙江製憲史》（浙江製憲史發行所，1921）。
25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4號。
26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8《李烈鈞將軍自傳》，載《近代稗海》（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9黃遂生《周善培的一生》，載《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3期。
30《孫文與陳炯明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31載香港《字日報》1922年6月8日。
32載《申報》1922年6月19日。
33載《申報》1922年6月21日。
34載《民國日報》1922年7月9日。
35居正《〈陳炯明叛國史〉序》，《居正文集》。
36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