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逐總統，恢複國會
1921年4月，新新國會議員選舉完成，但因為不足法定人數，一直無法開會，而在舞台的另一邊，全國聯治運動風起雲湧。國會問題，一度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議員在民間的名聲很惡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些利欲熏心、騰拿搗亂之徒，因此送了一個“豬仔議員”的綽號給他們——都是被軍閥、政客賣來賣去的。
新新國會議員選出後，開會卻遙遙無期，議員們開始坐不住了，這樣耗下去，很快就晾成人幹。12月23日，旅京舊國會議員發表宣言，主張仍由舊國會完成憲法，促進自治。這是恢複法統的第一聲。拉開曆史的距離來看，法統恢複與聯省自治，是兩個此消彼長的運動。法統重光高唱之日，就是聯省自治式微之時。
1922年初，吳佩孚聯合六省軍人，通電攻擊梁士詒內閣媚日賣國，迫梁離職。梁士詒內閣是奉係張作霖捧出來的，罵梁等於罵張。直、奉矛盾迅速激化。4月上旬，奉軍開入山海關與直軍對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幾天後奉軍大敗，退回關外。5月2日，張作霖在灤州宣布東三省獨立：“自5月1日起，東三省與西南及長江同誌各省一致行動，扶植自治，促進統一。”東北也自治了。打贏就問鼎中原，打輸就閉關自治，自治的名聲，就是這樣被毀掉的。
當4月戰爭密雲不雨之際，一批舊國會議員蠢蠢欲動，在北京聚會。當時吳景濂正在家丁憂，守製百日之後，也開始頻頻接觸各方人士，試探水溫，準備重出江湖，“主持護法事業”。4月2日，吳景濂、王家襄等議員聯名宣布，第一屆國會恢複行使職權，繼續完成製憲，以謀中國的和平統一。
吳佩孚支持恢複舊國會，是真心真意，曹錕是半心半意的。直係戰勝奉張後，曹錕與吳佩孚各有各的打算。曹錕想自己當總統，他的弟弟曹銳是直隸省長，鞍前馬後，為他積極張羅。但吳佩孚卻不以為然，竭力勸阻。雖然曹錕一再矢口否認，但吳佩孚洞隱燭微，早已看透這位上司的心思。為了徹底斷絕曹錕的總統念想，他認為最佳的辦法，就是恢複舊國會，迎接黎元洪複職。
5月初，吳佩孚駐車天津，知道吳景濂也在天津，特請張紹曾約他到車站晤談。吳景濂雖然覺得吳佩孚其人驕橫跋扈，非經國之才，但知解決時局離不開他，身為議長，既不能拒人千裏，亦不能太過委曲求全。他讓張紹曾轉告：“吳佩孚是徐世昌的高等封疆大吏，我們南方認為徐氏總統為非法，所以揭護法旗幟，以反對徐氏為號召。如今吳態度未明，我二人見麵，無法談話。請對吳說，等他態度表明後，我們再麵談。”
張紹曾把吳景濂的話向吳佩孚回複後，吳佩孚請張再去見吳景濂，把吳的主張開張清單，一列出來，以便他與曹錕商量。當晚，吳景濂邀請易次乾、呂複、王箴三等眾議員到旅館開會，列出了一份有十二項主張的清單，包括擁護約法、擁護國會、徐世昌下台、組織特別法庭、裁判黎元洪違法解散國會、召集全國南北元老在北京開國是會議、實行裁兵，等等，由張紹曾轉交吳佩孚。
幾天後，吳佩孚派專車接王家襄、吳景濂兩位議長到保定，詳細討論。吳景濂到保定當晚，吳佩孚單獨與之見麵。吳景濂問：“我與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同來，為什麼隻與我見麵，而不見王議長？”吳佩孚說：“王家襄居於北京，未從事護法事業，今日談護法繼續事業，恐王泄言，所以先與先生單獨談話。”
以下是二吳密談的部分內容：
吳景濂：“徐世昌自作非法總統以來，不必問其對全國如何，就其對北將領而說，以先直皖戰爭，此次直奉戰爭，皆由他一手先達成。今直奉戰爭以後，徐仍在北京高作總統，君與曹巡閱使將何以對付之。故就全國大局論，就北方局麵論，第一著，非去徐不能安定。”
吳佩孚：“先生所說甚是。我與曹巡閱使對此事已下決心，但如何辦法則尚未想出。”
吳景濂：“中國數年糜亂，皆由法律無效所致。我們在南方護法，即為此點。故法律問題若能解決，則徐氏的地位，是非法選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辦法，仍要在北方樹護法的旗幟。要知揭出護法旗幟，不但數年護法問題可以解決，則公等與曹巡閱使所處的困難，亦可解決。”
吳佩孚：“甚是甚是。如何揭出護法旗幟，有請先生壘權辦理。”
吳景濂：“我擬在天津先借直隸省議會會場及會址，設立第一屆國會籌備處，由我通電全國，號召第一屆國會議員來津開會，並把籌辦情形由我密電西南護法團體，使之響應。公與曹巡閱使能借我直隸省議會會場嗎？”
吳佩孚當然一口應承。對於黎元洪複位問題，吳景濂認為，應先組織法庭審判當年違法解散國會一案，如果判他無罪，則請黎複位；如果有罪，則請國會正式開會選舉總統。“法律森嚴，此後再無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吳景濂說：“昔日英國長期國會戰爭十六年十個月之久，結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國國會權高於一切，除去雌不能變雄，雄不能變雌，其餘國會之力，皆可作到。今次護法，若能將法律地位鞏固，則可與英國國會媲美，則公之英名不朽矣！”
1922年4月2日，吳景濂、王家襄等議員聯名宣布，第一屆國會恢複行使職權，繼續完成製憲，以謀中國的和平統一。5月28日，直係將領電請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恢複法統的聲浪日漸高漲。6月1日，通電全國，第一屆國會正式恢複行使職權。圖為擔任過四任民國國會議長的吳景濂。
吳佩孚：“先生所說甚是，但是滯礙難行。”
吳景濂：“今日此事，在君等握軍權有實力者之意見為如何便如何，商之於我，我雖不承認，然以難強我的主張請公等服從。”1
可見他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護法，其實國會能否恢複，能走多遠，依然是看“握軍權有實力者之意見”。對此，吳景濂內心一清二楚。5月10日，吳景濂、王家襄參加了直係的會議。吳佩孚作了一次措辭強硬的發言。他說舊國會應自行集會，自己雖然身為軍人，不便有所主張，但誰敢反對舊國會，他一定出麵幹涉。說這話時，他目光如電，咄咄逼人。
5月15日，平地一聲雷，長江上遊總司令孫傳芳發表通電，主張請黎元洪複職，召集1917年舊國會，速製憲典，共選副座。這是軍人驅徐（世昌）迎黎（元洪）的第一炮。緊接著，孫傳芳又放出第二炮，要求徐世昌、孫文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江蘇督軍齊燮元通電附和，請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隨後河南督軍馮玉祥、陝西督軍劉鎮華等，也呼籲“恢複法統，進行統一”。
“恢複法統”的口號一出，久已被冷落的國會議員，又紛紛浮出水麵了。5月22日，一批京津社會名流，在熊希齡寓所開會，聯名通電，主張恢複舊國會。5月24日，參議員26人，眾議員42人，在天津開會，成立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對外宣言：“現同人決議依法自行集會，唯因政治上之障礙，先於天津順直省議會設立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曹錕、吳佩孚致電舊國會議員，表示支持：“今諸公準據職權，依法自行集會，實為政治光明之導線。”2翻開1917年9月的報紙，曹錕宣稱“舊國會萬無恢複之理”的電文，曆曆在目，現在卻180度轉變，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5月28日，直係將領通電請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恢複法統的聲浪日漸高漲。6月1日，籌備會開第二次會議時，議員人數已增加至參議員63人、眾議員138人。於是通電全國，自即日起，第一屆國會正式恢複行使職權，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別組織，均應取消。徐世昌既為非法國會選出，應即下台。這份由王家襄、吳景濂領銜的通電，曆數徐世昌的罪狀，無非是“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種種罪惡，舉國痛心”，都是空言虛語，唯一能坐實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國會選舉出來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韻。
徐世昌對於恢複第一屆國會，當然是不讚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屆國會已無法恢複，因為當選了安福國會的議員，即表示承認第一屆國會已結束；而參加了南方非常國會的議員，雖表明他們仍堅持第一屆國會的法律地位，但意味著非常國會的任期，即計入第一屆國會的任期，如今已經屆滿，無可恢複。扣除了安福國會與非常國會的議員，剩下的議員人數，已不足法定人數。吳景濂身為議長，既參加了非常國會，又不把非常國會的時間計算在任期之內，還有什麼法律可言？
直係當道，報紙都是它的傳聲筒。時而說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廳阻止舊國會議員開會，時而說他如何重金收買非常國會議員，要他們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謠諑滿天，不斷損害著政府的形象。升鬥小民無從得知內幕，隻能對著漫天疑雲，交頭接耳，私下揣測。其實，徐世昌對自己的命運，表現得相當平靜——既然大家不要我幹，我走就是了。
張國淦曾追述一段逸聞：6月1日深夜，直係駐京代表接到上頭電話說：“吳大帥發怒，已回洛陽，將來一定要將徐趕走，你為何不好好注意辦？”這個代表被這個半夜電話嚇得心慌意亂，竟忽略了“將來”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軍用電話向總統府秘書長疾言：“吳大帥有電話來，要徐世昌趕快騰總統府。”3軍人的氣焰，真可把天燒出個洞來。
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辭職，下午4時離開北京，從此徹底退出政壇。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幾年來，他們因為徐世昌執政，敦尚文雅，優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與學術界呼吸著自由的空氣——聯名致電孫文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南北兩總統應同時下野，並敦促國會議員早日北上：
自六年（1917）間國會受非法解散，公等與西南諸首領揭護法之幟，以廣東為國會自由召集之地點，中間受幾多波折，受幾多阻力，而公等堅持不渝，以種種手段，求達護法目的。開非常國會，以抵製北方非法國會；選舉總統，以抵製北京非法總統；舉行北伐，以抵製北方擁護非法國會與非法總統之武力。雖有以此種種手段為病者，而公等堅持如故，固以為苟能達護法之目的，無論何種手段，不妨一試。且正維公等用此種種手段，使全國同胞永遠有一正式民意機關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實行恢複之機會，公等護法之功，永垂不朽，當為國民所公認。
乃者北京非法總統，業已退職，前此下令解散國會之總統，已預備取消六年間不法之命令，而恢複國會，護法之目的，可謂完全達到。北方軍隊已表示以擁護正式民意機關為職誌，南北一致，無再用武力解決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實行與非法總統同時下野之宣言。倘國會諸君，惠然北上，共圖國家大計，全國同胞，實利賴之！蔡元培等二百餘人叩。
當時正是“六一六事變”前夜，廣州風聲鶴唳，危疑麓懼。北方學者的呼籲，對廣州的局勢，不起任何實際作用。結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師匕鬯不驚，而廣州爆發政變，滿城百姓，倉皇奔走。盡管如此，民眾對徐世昌，似乎沒有纖介感激之情，相反，極盡貶損謗訕之能事。翻翻民國史書，有誰為他說過一句公道話？也許，在人們的潛意識裏，還是渴望威權，喜歡有個強人統治自己，看看吳佩孚那麼受歡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證了。曆史的厚此薄彼，總讓人感到啼笑皆非！
民六民八之爭。
直奉戰爭後，人們談論得最多的是恢複舊國會，對總統問題，還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幹脆，這個問題便迫在眉睫了。倉促間要找一個人頂替徐世昌，談何容易，不僅要有資曆、名望，還得在法律上解釋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難有第二人選。至此，吳景濂也不再堅持要先審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吳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訪了黎元洪，請他複任總統。
黎元洪，這個久違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輿論的焦點。本來，自從1917年退出政壇後，黎元洪的從政之心，已日漸淡化，當了一家中美實業公司的董事長，連政府每月給的一千元津貼，他也婉拒不收，他沒想到自己會有鹹魚翻身的一天。
黎元洪為人忠厚，對昔日督軍團逼宮，心有餘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勸他“杜門高枕，偃臥三月，以待時之變”。但經不住國會議員輪番上門相勸，每天勸進的電報，像潮水般湧來，曹錕躬率直、蘇、魯、鄂、贛、豫、察、陝、甘、綏十省督軍、省長、都統，聯銜通電，恭請黎元洪“反轡首都，依法複位”，還派出一個由45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浩浩蕩蕩到天津迎駕。黎元洪開始還不為所動，大有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之勢。但直隸省長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麵前，聲淚俱下勸說，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長跪不起之勢。黎元洪雖是“泥菩薩”，也難免動了凡心。
黎元洪提出四項主張：一、南北統一；二、恢複國會；三、廢督裁兵；四、財政公開。做得到就複職，做不到就免談。代表團慨然保證，這四項主張與曹、吳以及全國軍民的心理，不謀而合，隻要總統肯複職，不難一一實現。
6月6日，黎元洪把舊國會兩名議長和代表團全體成員請到自己家中，取出一份電稿叫大家傳閱。“這就是我的辦法，”他說，“辦得到，我就複職；辦不到呢，我和諸位今天就是最後一次的會議。”電稿開頭，仍喋喋不休解釋當年解散國會的苦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徇眾請，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辭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公矜而複我，我獨不愧於心乎？”然後，他詞鋒一轉，提到了複職的先決條件：
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自巡閱，下至護軍，皆克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在，即欲劃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由當杜絕。5
次日，報界將這個辦法公布出來，征求各省意見。吳佩孚一馬當先，響應黎元洪“廢督裁兵”的號召。他怕黎元洪還要橫生枝節，便托人轉告他：我們推你出來，是出於一片誠心，你再推托，我就無能為力了。出與不出，請一言而決。黎元洪遂答應6月11日入京，“暫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他這次入京，隻是為完成1917年因倉促下台，未能完成的一年零三個月大總統任期。
但這時廣東已經有了一個孫大總統，當然反對再來一個黎大總統。南方議員褚輔成、孫洪伊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實已由馮國璋代滿，無職可複。北方議員則由曾任眾議院法製委員長的張耀曾出麵解釋，根據約法和《總統選舉法》，總統在任內離職，隻有三種情況：一是死亡缺位，二是彈劾去職，三是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而1917年黎元洪的離職，不在三種之內，是基於事實而非基於法律，因此不具法律效力。馮國璋的代理，也隻是事實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這番解說詞一出，長江以北的人們，全都“籲”地鬆了一口氣，黎元洪的複職，再無障礙了。
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吳景濂兩位議長的陪同下，在各方代表的前呼後擁下，乘火車抵達北京，再次入主總統府。當天，吳佩孚致電廣州孫文、伍廷芳等人，敦請他們北上，共商國是。這電報當然是泥牛入海，幾天後廣州就發生政變了。
6月12日，黎元洪下令撤銷1917年所發布的國會解散令，敦促兩院議員克期入都，繼續行使職權。在天津的國會議員，全體入京，宣稱定於8月1日正式開會。古老的北京城，天清氣朗，一派金章紫綬、冠蓋雲集的盛況。天橋腳下、大石爛兒的酒館茶館，又多了不少新鮮的話題。
與北方如火如茶的情形相比，南方的反應，有冷有熱。廣東省議會站在陳炯明一邊，是讚成恢複廣州國會的，但廣州國會卻站在孫文一邊，大加反對。迨至“六一六事變”之後，陳炯明派人到在粵議員家中，逐一拜訪，勸他們北上參加國會，推動統一。於是，不少議員也收拾心情，離粵北上了。
不過，最讓廣州國會議員糾結的問題是，1918年，為了湊夠法定人數，在廣州開正式國會，補選了一批議員，頂替未到會的議員，這批補選議員的資格怎麼辦？如果恢複舊國會，他們俱成遊魂野鬼了。因此，廣州國會主張國會重開，法統上，應該是接續1919年的國會（即“民八國會”），而不是1917年的國會（即“民六國會”）。
“民六”與“民八”之爭，症結在於到底承不承認廣東非常國會這段曆史。在北京的民八議員徐清和、梅寶璣等48人，在象坊橋南溝沿69號組成了“法統學會”，鼓吹民八（廣州）國會才是正統。在上海也有一批民八議員，兩年前入滇入川，顛沛流離之後，滯留上海，組織了一個“法統維持會”。他們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內部恒分兩派：一派主張國會重開，隻能讓曾在廣州參加護法的議員出席，未參加護法，或被非常國會解職者，不得列席國會。另一派人數較少，主張誰有資格列席國會，應等國會在北京正式召開後，按法律正當決定。兩派各執一詞，結果一派去了北京，一派留在上海。
孫文鼓勵民八議員入京“努力奮鬥”。謝持、鄒魯等民八議員，遵奉指示，一齊赴京，就是為了給民八國會爭正統的名分，這是一切的先決問題。爭的方法，亦文亦武，文是寫文章，武是鬧議場。《鄒魯年譜》中寫道：“先生（鄒魯）決定親自到北京去反對重開民國六年國會。有人對先生說：‘你在廣東跟著總理聯奉皖夾擊直係，現在曹（錕）、吳（佩孚）得勝握權，你最好不要去吧。’先生說：“民國是我黨革命首創的，國會是我行使職權的機關，我去了，誰敢哼我一聲！”
1922年8月1日，國會足夠法定人數，正式開會，史稱“國會第二次恢複”。坊間有句俗話，叫作“拆隻爛船裝小艇，十分工夫都有舊釘痕”。何況國會這條爛船，一沉再沉，滿身釘痕不說，且早已朽壞，如何能夠“修舊如新”？
參議院議長仍為王家襄，副議長為王正廷；眾議院議長亦仍為吳景濂，副議長是張伯烈。但內部已四分五裂，派別林立。據《中華民國立法史》一書所載，舊國會恢複後，經過一輪洗牌，政黨勢力重新整合，分為九大派別：一，中國國民黨係，主角謝持、周震麟、田桐等；二，政學會係，主角穀鍾秀、張耀曾、李根源、湯漪、王有蘭等；三，段祺瑞係，主角烏澤聲、褚輔成等；四，奉天係，主角劉恩格等；五，益友社係，主角吳景濂、羅家衡、胡鄂公、易次乾等；六，新共和黨係，主角張伯烈、胡祖舜等；七，孫洪伊係，主角溫世霖、景耀月、張益芳、王湘、錢崇愷、吳宗慈等；八，討論會係，主角司徒穎、江天鐸、譚瑞霖等；九，研究係，主角王家襄、蒲伯英、藍公武、籍忠寅等。
社會上對國會遲遲製不了一部憲法出來，早已物議如沸。梁啟超以難掩失望之情的筆觸寫道：“（議員）先生們啊，我們給你老人家磕第一個響頭，求賞憲法！磕第二個響頭，求賞憲法！磕第三個……第一百個響頭，求賞憲法……求賞憲法。”
議員老先生終於重開議憲會議了。
8月10日，國會開第一次憲法審議會。徐清和議員帶頭提質詢，他單刀直入地問王正廷：“以前在廣東已依法律召集憲法會議，今天的憲法會議，是否廣東憲法會議的繼續？”王正廷顧左右而言他。在眾議院的常會上，徐清和向吳景濂提同樣的問題，吳也是無言以對。王正廷、吳景濂都是當日廣州憲法會議的主持者，連這樣一個基本問題都無法回答，可見這個國會，完全是在直係的操縱下，草率上馬，一切法律問題都未厘清。鄒魯曾經把民六議員與民八議員的分歧點，用兩個三段式表述出來，讓人一目了然：
諸君（主張繼續民六派）之三段式：
第一段約法上大總統不能解散國會。
第二段民國六年6月12日大總統非法解散國會，必待至今日取消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始為國會回複有效時期及原狀。
第三段故今日北京開會應繼續民六。
本員之三段式：
第一段約法上大總統不能解散國會。
第二段民國六年6月12日大總統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在法律為無效。國會自由行使職權，毫不受該非法命令之影響，因而國會之在廣州繼續開會，為絕對有效。
第三段故今日北京開會應繼續廣州會議（世所稱繼續民八）。
9月2日，鄒魯發表《國會本身法律問題商榷書》，這是文的攻勢。《商榷書》大意說：約法上沒有總統解散國會的條文，也沒有限製國會開會地點的規定，所以總統不能解散國會，國會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自由集會，這是毫無疑問的。民六國會，雖被政府下令解散，但這在法律上卻不能發生效力；議員因而集會廣州，舉行非常會議，並無違法的地方。那麼法律一日有效，這些合法的行為，就不能無故作廢，也沒有理由可以推翻。8
但鄒魯避而不談，約法上也沒有國會人數不足時可以召開非常會議的規定。民六議員同樣可以利用這一點，批評民八國會違法。非常國會本身既無法律依據，那麼它解除部分議員職務及遞補議員，也都是違法的了，遞補議員連個當選證書都沒有，哪來的議員資格？因此，民八國會隻能稱護法，不能稱適法。
鄒魯辯解說：“開國會非常會議，是護法手段；開正式會議及憲法會議，是法律行動。”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動，不合法的就是護法手段，這樣糾纏下去，永無了局。蓋因當初大家都違法了，現在則都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國會就像“螃蟹籠裏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擠在小籠子裏，鉗子抓來抓去，誰能幸免？9月5日，憲法審議會開第五十五次會議，鄒魯要上演全武行了。這次會議討論的是“縣製度如何規定”。焦易堂、鄒魯、謝持先後發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質問他：1919年在廣州憲法會議上，已經通過的條文及審議會已經通過的地方製度各條文，議長根據何種理由、何種法律取消？本次會議為何不準護法議員代表進入議場？
王家襄支吾其辭，最後被逼問得急了，演變成互相對罵。鄒魯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蹌蹌，跌倒在地，再飽饗老拳。王正廷也被人從台上揪了下來，大呼救命。議員們有的雉伏鼠竄，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勸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熱鬧。會議在一片混亂中散去，遺下一地的眼鏡、鞋子。
9月17日，民八議員謝持、鄒魯、焦易堂、杭辛齋等數十人，在頭發胡同六號開會，作出決議：一，設立護法議員辦事處，推舉謝持、鄒魯等人為幹事；二，應邀出席國會的護法議員，在法律問題未解決之前，絕不出席。國會如戰場，“不出席”是議員們的撒手鐧。民八議員通電全國，聲稱所謂重開國會，隻不過是“吳景濂及解職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為，此四十餘日之弄法，不過為其謀權利而已，於法律上國會會期任期，不生絲毫關係，應予絕對否認”。
鄒魯隨後又發表《國會本身法律問題第二商榷書》，洋洋灑灑，大談法律問題。武戲剛剛落幕，文戲又來了，真是一波接一波，高潮迭起。鄒魯得意地聲稱：“以前聲勢洶洶主張繼續民六者，自我的第二商榷書發表之後，一變而寂然無聲了。”由於民八議員拒絕開會，雙方都紮硬寨，打死仗，絲毫不讓，9月18日，國會幹脆宣布第二屆常會閉幕，大家一拍兩散。
當時社會輿論普遍鄙視民八議員，認為他們無理取鬧。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中感歎，民八議員爭所謂“正統”，洵屬“令人肉麻”。他稱這些民八議員為“失業可憐者”。雖然人數不多，但都是鬥性韌性特強之人。最後需政府專門設立一個“政治善後討論會”的機構，由國務總理出任會長，安置這些“失業者”，民八議員才漸漸軟化。
縱觀國會曆史，從袁世凱時代至段祺瑞時代，在國會內不斷製造事端，激起鬥爭，令國會無法正常運作的，來來去去其實都是那一批議員，熟悉的麵孔，熟悉的聲音，熟悉的情節。他們並不是“可憐者”，因為他們的本意，就是要破壞北洋政府，而且憑著鍥而不舍的努力，他們做到了。所以說，中國代議政製的失敗，與民眾素質半點關係都沒有。
公民的覺醒
1922年的國會，與1913年的國會相比，已經差得很遠了，與1909年的谘議局相比，更不可以道裏計。夢想的玫瑰色早已淡去，再也沒有了理想，沒有了激情，沒有了執守，甚至沒有了法律的底線。人們常說，中國不能實行代議政製，因為民眾的知識程度太低，素質太差。那麼，1909年的谘議局做得比1922年的國會好，是因為1909年的民眾素質比1922年的民眾高嗎？難道民眾的知識一年比一年少，素質一年比一年差？民眾的素質，比政客們究竟差了多遠？
徐世昌當總統時，對民間社會采取極寬鬆和開放的政策，開創了一個雖然顯得粗糲，卻十分熱烈奔放的時代。1919年前後，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各種法人團體、民間社團蓬勃興起，大眾媒體萬花爭豔，市民運動呈現波瀾壯闊的勢頭，在和政府的進退頡頏之間，不斷拓展社會合理性空間，從愛國、救亡，甚至地域、宗族等傳統觀念裏，發掘道德資源，試圖以道義力量參與政治，修複價值秩序。
在聯省自治運動中，很多民間力量，紛紛主動介入，前挽後推，起了積極的作用。本來，議會製度就是用來避免缺乏專業知識的國民直接民主，而通過選舉、委托議會來代表他們議政，如果國民個個是聖賢和經國之才，還要議會幹嗎？但現在許多議員的素質，卻顯得比普通國民還要低。
1921年10月5日，對軍人、政客整天胡鬧已極度失望的商人，以商會聯合會名義在上海開會，討論國是。幾天後，教育會聯合會也參加進來了，改為聯席會議，名為“商教聯合會”，呼籲召開全國各界的國是會議。章太炎是“商教聯合會”的參與者之一，他把約法、國會、總統斥為“三蠹”，是民國以來禍亂的根源，“約法偏於集權，國會傾於勢力，總統等於帝王，引起戰爭，無如此三蠹者”10。偏激的言論，代表了民間鬱積著強烈的怨氣。
民國以後，戰亂不停，每打一仗，軍隊人數就翻倍增加，軍費開支就躥升不止。在北京，各法團發起成立國民裁兵會，並與上海的商教聯合會互通聲氣，謀求一致行動，“請全國各地，同時組織裁兵大會，鼓吹弭兵”，建議以京、滬、漢、廣為集中點，各派代表共策進行。廢督裁兵的呼聲，在全國上下，有如素練橫江，滾滾而來，勢不可當，以致黎元洪複出時，都以它作為爭取民心的口號。
1922年5月，農會、工會、銀行、律師公會、報界公會、省議會6個團體相繼加入，在上海開成立大會，到會代表29人，代表14省區的八大團體，號稱“八團體聯合會”。主張先由各省自定省憲，再由各省聯合製定國憲，並且成立了“八團體國是會議國憲草擬委員會”，成員有章太炎、張君勱、沈信卿、黃任之、張東蓀、孫福基、楊春綠、崔遐庵等人。李劍農把它稱為“人民自由集合討論國是的團體”。
徐世昌當總統時，對民間社會采取極寬鬆和開放的政策，開創了一個雖然顯得粗糲，卻十分熱烈奔放的時代。圖為直奉戰爭後，被曹錕、吳佩孚逼下台的文人總統徐世昌。
7月，這個民間草憲委員會公布了兩份憲法草案：一份為總統製，由張君勱執筆起草；一份為委員製，由章太炎執筆起草，供社會討論。兩份草案第一條都開宗明義：“中華民國為聯省共和國。”7月22日、26日及8月23日連續開會討論國憲草案，在8月15日通過報紙，公布了《國是會議表示對於國憲之意見》，要點有七項：一，定中華民國為聯省共和國；二，列舉聯省政府與省政府之權限；三，定國防軍不過20萬人，分駐國防要地，歲費不得過聯省政府歲出的20％；四，定各省軍隊改為民團；五，限定何種為聯省政府收入，其餘通為各省收入；六，定現役軍人解職未滿三年者，於聯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當選為省長；七，定現役軍人不得以文字向公眾發表政治意見。
章太炎主張根本廢除國會，廢除總統。他輕蔑地說：“縱令廣州國會今再恢複於北京，其為藏垢納汙之藪如故也，其為趨勢善變之人如故也。”按張君勱的理解，章太炎之所以主張委員製，“本不求其為善也，但求其不為惡而已”。他因而感歎：“立一法，創一製，必期其有益而垂諸久遠，若法製之本無益可言，或本不期其有益也，則又何貴乎多此一番更張。”他也極痛恨國會議員太扶不上壁了，“忽東忽西如豢養群犬”。
7月22日，褚輔成在上海一家旅社，邀請各省旅滬名流，開了個明星大會，決定成立“聯省自治促進會”。其宗旨是“從社會方麵分道進行，以讚助國會議員與西南當局，期達實現聯省自治政製而後已”。章太炎、柏烈武、尹昌衡等人都來了，一時高朋滿座，星光閃爍。公推曹亞伯、朱湘溪、甘子言、鍾伯毅、吳宗慈、褚輔成、李次山七人為籌備員。這個促進會分為議員與非議員兩大組，針對當時廣東北伐軍和陳炯明的粵軍正在粵北開戰，各自質詢政府，要求答複究竟有沒有停止戰爭的誠意與能力。議員的質詢電文，由吳宗慈起草；非議員的質詢電文，由章太炎起草。
非議員的電文，是以章太炎、譚延闖、曹亞伯、朱樹藩、趙鐵橋等人的名義，發給吳佩孚的，措辭尖銳，警告這位“常勝將軍”：“今之將帥，誰能久長，朝為元勳，暮為禍首，一朝顛仆，身名俱隳，足下自度能永為天之驕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
知識界已經覺醒了。
新文化運動時期，一班北京的知識分子在創辦《新青年》時，曾相約“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但時代迫使他們破戒了。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在北京創刊了，主編是胡適，但最早提出要辦這份雜誌的是地質學家、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創辦者、名譽所長丁文江。丁文江是江蘇人，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適由衷敬佩的知識分子。辦這份雜誌的目的，用胡適的話來說：“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胡適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