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丁文江）為什麼鼓勵他的朋友出來討論政治、批評政治、幹預政治呢？我們一班朋友都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潰以後所謂“奉直合作時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軍敗退出關以後曹錕、吳佩孚控製之下的政治——這是不用細說的……他生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成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這是他時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議論，他常責備我們不應該放棄幹預政治的責任。
《努力》周報的發刊詞，是一首由胡適親撰的《努力歌》：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不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我不做，等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真是不可為了。
阻力嗎？他是黑暗裏的一個鬼。
你大膽走上前去，他就沒有了。
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隻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王寵惠、羅文幹、李大釗、梁漱溟、湯爾和、陶孟和、朱經農、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張慰慈、徐寶璜、王徵16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嚴正要求政府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標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我不做，等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真是不可為了。
阻力嗎？他是黑暗裏的一個鬼。
你大膽走上前去，他就沒有了。
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隻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王寵惠、羅文幹、李大釗、梁漱溟、湯爾和，陶孟和、朱經農、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張慰慈、徐寶璜、王徵16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嚴正要求政府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標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麵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麵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武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
胡適發出呼籲：全體優秀公民都要站起來，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政治主張”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而廣泛的討論。北京有七位教育界人士——北京高師校長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師校長毛邦偉、北京法律專門校長王家駒、俞同奎、北京醫藥專門校長周頌聲、北京農學院院長吳宗植、北京藝術專門校長葉倩——公開聲明，支持這份宣言。
工商界也覺醒了。
1920年前後，是各地商團蓬勃發展的時期。漢口商會甚至提出以14世紀德國“漢薩同盟”為榜樣，建立真正的城市同盟。廣東商團在1919年3月完成改組，陳廉伯當選新一屆商團團長，他意氣風發地表示：“集商界優秀分子於一堂，而謀武裝和平之助力，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之會。”15清楚地表明了商人自治與參與政治的訴求。
陳廉伯是中國第一家民族企業機器繅絲廠廠主陳啟源的哲嗣，在商界同人印象中，是一位既肯出錢出力，又敢於任事的人物。他上任後，對商團進行了全麵整頓，振興團務，使之成為商人參與政治的一個重要平台。從商團內部的架構可以看出，商人對民主政治的運作，已比官僚、政客們成熟得多；他們做到的事情，官僚、政客們折騰了十年也沒真正做到。
商團內最重要的機構是評議會，地位相當於議會，商團一切重要事宜，均須得評議會的同意。評議會有23名評議員，由下屬10個分團各舉2人，另由粵商維持公安會現任正副會長3人共同組成。評議員任期一年，改選複選時可以連任。評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總團預決算、團費籌集及處理方法、團長及各職員、團員交議的事件和評議員臨時動議的特別事件，還包括議決商團一切規則，糾舉不稱職的職員與破壞規約的團友。
評議會分為常會與臨時會議兩種，常會每月一次，如遇要事則由評議員召集臨時會議。商團團長、分團團總、總分團各部職員或團友三人以上，可聯署提出議案交評議會公決，並可以出席會議，陳述意見，唯無表決權。會議事件如與職員本身有關，該職員應行回避。方案表決須有半數以上評議員出席，方案通過亦須超過半數；如表決人數相同，則由主席操定奪之權。因糾舉本團重要職員及議決重要事項而舉行特別會議時，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數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數通過，方得作為表決。提案、討論、表決，一切程序，規矩繩墨，有板有眼。也沒聽說過有評議員以故意缺席造成流會來杯葛議事的。
在議事桌上，大家討論的議題，都是與商界密切相關的，大家積極獻可替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後莊嚴表決。表決後，認真執行決議。商團團長隻有執行評議會議決事項之權，受評議會的節製與監督。但如果團長認為所交議案窒礙難行時，可交回評議會複議。複議時也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數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數表決，如評議會仍堅持原議，可召開全體團友大會解決。團長對突發事件有緊急處置之權，但須盡快谘交評議會追認。評議會的章程，任何人不得借故修改；如確有修改之必要，得由全體職員和團友大會公決修正。評議會製度，已彰顯出鮮明的代議政製色彩。
陳廉伯還組建起商團模範隊，進行軍事操練，捕匪緝盜，維持市場治安秩序，防止“軍政”對他們“訓政”的幹擾，同時又組織商戶聯防救火、救濟賑災、舉辦善堂。1920年11月，廣東東江、西江和北江流域，同遭兵燹，陳廉伯擔任會長的“糧食救濟會”撥賑東江25萬元，陳廉伯自己還捐了5000元。1921年夏，“兩粵兵災救濟會”成立，陳廉伯被推舉為會長。他還創辦了誌得嬰院。
商團提倡國貨、興辦商業學校，還籌辦體育會，出版《粵省商團月報》，推廣文化體育。甚至建立自己的軍樂隊，每逢春節，組織同樂會，搭棚演戲，同歡同樂，使廣東商團聲名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擁護，商人踴躍加入，甚至有輿論稱讚陳廉伯是“中國的華盛頓”。“六一六事變”後，商團主動走上街頭，維持商場秩序和社會治安，把商人的損失減到最少，因此深得商人感戴，幾天內報名入團的人數便增加一千多。
商人參與構建地方社會，組織社會自治，積累公共治理經驗，凡此種種，都是對“民治社會”的一種最有效訓練。孫文常說行“憲政”之前，必須經過“訓政”階段。然而，當官僚，政客、軍人們還在“軍政”階段，刀光劍影、互相廝殺時，民間早已開始了自己的“訓政”。其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廣州方麵負責人簡琴石撰文指出，商人主宰國家政權已是不可逆轉之時代趨勢，他寫道：
20世紀以後，政與商必不能分離而各立。吾國積弱之大原，即在於政商之分離。知其症結則不能不急起以救其病，故今日商界之要務，不在於資本不集，不在於商業知識之不充；所當速起以求者，即為團體之結合，參政之能力，政治實權之操握。務使政與商聯為一氣，若臂使指，運棹從心。夫然後商業可以擴張，國家可以商業之擴張，收其富弱之良效。”
那是政治最混亂的幾年，也是社會最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幾年。許多人以為，病患愈積愈深，終必有爆發的一日，政治爛到底的時候，就是中國浴火重生之時。因此，當一個金山珠海、天子南庫的廣東，變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麵時，商人的自治，便是一場自救運動，必然會導向一個無可回避的結果——成立商人政府！
孫文曾經在《建國方略》一書中，詳細解釋革命路徑。他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當下仍處於軍政時期。這樣的分期，無疑切合當時中國的現實。但問題在於，訓政是由誰訓誰？如果說由官僚、政客去訓民眾，那實在太可笑了。十年共和，佳人遲暮，卻還在西樓望月時。
訓政與憲政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它們的關係是“建房子”的關係，“建”就是訓政，“房子”就是憲政。“建”是需要設計師、測量師、木匠、泥水匠、瓦匠共同合作的，設計師與泥水匠並不是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投票選舉、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這些都是公民自我訓練的方式。
但在孫文心目中，憲政需要通過一種“師生授受”的關係建立。他說：“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製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17也就是說，民眾是學生，革命政府是老師，在一個還沒有憲政的課室裏，教人民什麼是憲政，教會了，學生從老師那兒領一張憲政的入場券。
圖為廣東省博物館新館“廣東曆史文化陳列展廳展出的《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是孫文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對中國民主化，工業化的追求。他在該書中詳細解釋革命路徑，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敢三個時期。
陳炯明不讚成此說。他批評說：“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
1921年2月，陳炯明寫下《建設方略》一文，這是當時的執政者中，對聯省自治運動唯一一篇全麵係統的闡述文章，時隔多年之後才正式發表。陳炯明指出：
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孫文是立足於“已然”，而陳炯明談的是“應然”。雖然可以肯定，訓政的初衷是好的，是從中國有兩千多年專製曆史的現實出發，深知人民缺乏必要的民主訓練，遽然置身於民主共和時代，難免有盲人摸象之虞。需要有先知先覺者，教導他們如何行使民權，但可惜人們看到“已然”的現實是：“革命政府”愈教之，天下愈亂。當時報紙對南北的政治現狀，有這樣一段評論：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護法而實無法。凡到過北京的人，大概總要承認。即未到過的，隻看北京報紙的言論新聞，何等自由。昨日罵黎菩薩，今日罵高淩蔚，其餘批評政府和監督政府，更觸目皆然。可憐廣州的言論界，戰戰兢兢，不敢出一大氣，報館則時常被封停版，記者則常怕槍斃和監禁。茶樓酒館，高標“莫談時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黨的名號，不死於明誅，必死於私劍，用種種的暴力來鉗製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側目，約法上言論自由的條文那裏去了？
北方軍閥互相打架，絕沒有拉佚充兵，並肆行屠洗的慘劇。可憐在號稱三民五權護法政府都城的廣州市，日驅市民作炮擋子，大半一去不複返。故常見“披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的慘劇，約法上人民身體自由的條文那裏去了？尼庵僧堂，本屬法團私產，盡被沒收。可憐僧尼多無家可歸，約法上信教自由的條文那裏去了？剝奪人民生命財產之自由外，又於人民精神上加以種種損害，明開煙禁，公包雜賭，務使禍流數代。試問北京城裏有這種黑狀麼？南方政府壞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則壞在官僚手。
孫文企圖借一些軍閥、土匪、政客的力量，去實現他的理想，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徐世昌下台以後，中央政治愈趨懈弛混亂，政教衰息，無所歸向，於是世道日壞，人心思變。誠如學者錢穆所說：“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流行，愈易趨向極端。”21聯省自治的興起，恒肇因於此。後來孫文也覺醒了，決意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引進蘇俄外援。
1922年5月，胡適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後努力歌》：“沒有好社會，哪有好政府？沒有好政府，哪有好社會？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教育不良，哪有好政治？政治不良，哪能有教育？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不先破壞，如何建設？沒有建設，如何破壞？這一套連環，又如何解得開呢？當年齊國有個君王後，不肯解一套玉連環，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我的朋友們，你也有一個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幹’！你沒有下手處嗎？從下手處下手！‘幹’的一聲，連環解了！”
知識分子，往往激情有餘，任何事情到了他們嘴裏，都仿佛易如反掌。但陳炯明就是“一金椎下去”砸錯了地方，結果導致他的未來，孫文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全都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羅文幹案風波
國會重開，黎元洪複職，在政壇上激起了一波更洶湧的浪潮。1922年9月由國際法學界知名學者王寵惠博士組閣，保定曹錕和洛陽吳佩孚兩家的矛盾，由裏及表公開化了。陸軍總長張紹曾是吳佩孚的兒女親家；內務總長孫丹林以前是吳佩孚的秘書長；交通總長高恩洪是吳佩孚的同鄉和追隨者；王寵惠本人也站在洛陽（吳佩孚）方麵。津保（曹錕、曹銳）方麵的代言人，隻有一個農商總長高淩蔚。
吳景濂內心瑩澈，深知黎元洪是一個過渡總統，是因徐世昌突然下台，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用來撐一下場的。黎元洪的總統任期問題，張紹曾雖然作了法律解釋，但並沒有真正解決，依然有許多漏洞，必然會遭到議員炮轟。他認為，能夠接替黎元洪做下屆總統的，環顧政壇，段祺瑞，徐世昌、張作霖、孫文都不行了，隻有曹錕一人。
吳景濂也“一金椎下去”，選擇了支持曹錕，他相信這是為政局解套的唯一辦法。對於目前內閣被吳佩孚控製的局麵，必須改變，至少使保定方麵多一點話語權。吳景濂放出風，總統把內閣名單提交國會討論時，他們將會否決孫丹林和高恩洪兩位總長。按當時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觀察，“吳景濂是個野心家，一直想當內閣總理”。他說，政界人士都知道國會與保定有這樣一個諒解：“在徐世昌下台後，暫時恢複黎元洪的總統職位，以便為選舉曹錕當總統鋪平道路。”22
王寵惠嚇得不敢把名單提交。黎元洪也清楚，曹錕垂涎於總統寶座，國會倒閣，就是為曹錕鋪路。內閣一垮，黎元洪的總統也就幹不下去了。因此，他無論如何要保住內閣，實在頂不住，就找吳佩孚，因為吳佩孚是反對曹錕當選總統的。在顧維鈞看來，吳佩孚平時強調憲政，卻不太喜歡國會議員。
吳景濂一直催促黎元洪向國會提交內閣名單，黎元洪支吾其辭，就是不交，雙方形成了僵局。顧維鈞說：“國會想方設法挑政府的毛病，他們屢次要求總統命令總理親自出席國會接受質詢，但王（寵惠）博士從沒去過國會。”王寵惠既不願意，也不太敢麵對議員，尤其是他這樣一位文質彬彬的書生，麵對吳景濂居高臨下、盛氣淩人的質問時，會覺得非常痛苦難堪。
內閣實行這“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不理睬國會，本身確實是違法的，給了國會攻擊內閣的把柄。顧維鈞勸王寵惠，如果實在通不過名單，吳佩孚又不肯換人，那麼內閣就應該毅然辭職，“你不能總是待著不動，拒絕作出任何選擇”。
10月11日，國會兩院聯合舉行第三次常會開幕式。黎元洪和全體閣員到會致賀，竟然發生了一幕令人痛心的鬧劇。當時吳景濂正準備致開幕詞，國民黨籍議員鄒魯突然起立質問議長：“坐在總統席上的是不是黎元洪？”吳景濂說：“是的，是黎大總統。”鄒魯厲聲說：“黎元洪解散國會，就是背叛民國，當然失了大總統的資格。今天哪能準許他坐在大總統席上？趕他出去！”另一名國民黨籍議員彭養光也高聲叫罵：“法律問題沒有解決，議長何能召集開會！黎元洪高唱統一，可是國會自身首先就不統一，吳景濂醉心權力不能逃罪，黎元洪也應負連帶責任！”
議廳之上，一呼百應。“南溝沿六十四號”（以聚會之所的門牌為名稱的議員小團體）的民八議員淩毅厲聲質問：“黎元洪隻是平民，憑什麼資格出席國會？”焦易堂（也是國民黨籍議員）咆哮：“第二次解散國會是不是黎元洪幹的事？今天還有什麼臉來致賀詞！”“後孫公園十一號”的鄭江灝指著王寵惠說：“我認得王寵惠，他是一個平民，為什麼坐在國務總理的位子上？”鄒魯揎拳捋袖，大步朝台上奔去，謝持高聲附和，也隨其後。會場頓時大亂，其他議員趕緊攔住他們。
眼看場麵失控，王寵惠也不致辭了，大家匆匆在會議廳廳門外列坐照相，詎料鄭江灝還不罷休，跑到王寵惠麵前，唾沫橫飛地大罵內閣是“私生子內閣”，甚至把王寵惠從座位上推開，不準他照相。
鬧得最凶的，都是民八議員和國民黨籍議員，他們是奉旨搗亂，來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像孫行者鑽進妖精的肚裏，整垮國會。在整垮國會之前，先幫吳景濂整垮內閣。
顧維鈞在外交部大樓設了一個宴會，把內閣成員與國會領袖都邀請來了，希望大家能夠開誠布公，把酒言歡。據他描述宴會現場：“在宴席上，王寵惠博士坐在我對麵，我的右側是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左側是吳景濂。吳一見到王寵惠，臉上就露出不高興的神色。”顧維鈞正想說點輕鬆的話題緩和氣氛，吳景濂卻當著四十多位賓客的麵，直截了當問王寵惠：“你是總理嗎？你是什麼總理？你對憲法有絲毫尊重嗎？國會要你下台，你為什麼賴著不走？”幾句話，聞其聲如見其人，吳景濂的倨侮跋扈之態活脫脫地展現出來了。
顧維鈞很同情王寵惠：“王博士畢竟是總理，他得維護自己的尊嚴。”王寵惠立馬反問：“難道你就是國會？”吳景濂聽了，竟拍案大罵“混賬”，吼道：“議長當然可以代表國會！”可憐王寵惠滿腹法律學問，麵對氣勢洶洶的東北虎，竟半點施展不出來，隻能訥訥地說一聲：“議長怎麼可以說出下流話來。”
這時，顧維鈞已強烈地感覺到，“北京籠罩著一種政治氣氛，似乎將要發生什麼事件來加劇內閣與國會的衝突”。11月17日下午，吳景濂和六位議員登門拜訪了張紹曾，建議由他來組閣，但條件是增加保定方麵的閣員位子。張紹曾喜出望外，滿口答應。當晚，吳景濂在小麻線胡同自己家中召集了六十多名議員開會，提出解決僵局的方案——推倒王寵惠內閣，由張紹曾組閣，這一方案得到議員們的支持。
然而，王寵惠內閣背後的支持者是吳佩孚，要推倒它，必須師出有名。於是，一宗不為人關注的奧國借款案，突然在這時爆了出來，像在政壇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據人揭發，財政總長羅文幹擅自和德奧奸商簽訂合同，允許以中國未經收到利益的無效債票作變相的補償，沒有提交國務會議通過。而奸商則從華義銀行預存的巨款內支付支票三張，其中8萬英鎊是給財政部的，8。5萬英鎊是給個人的，構成重大的貪汙瀆職嫌疑。
11月18日，內閣成員和京畿衛戍司令、京師警察總監、憲兵司令在海軍俱樂部聚會。當晚，聚會散了以後，羅文幹回到在南長街的家中，便被守在門口的警察帶走。當時羅文幹問警察：“拘票在哪裏？”警察出示總統手諭，羅文幹厲聲說：“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拘我！”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強架上車，送入監牢。
羅文幹，字鈞任，廣東番禺人，擁有牛津大學法律碩士學位。民國肇創，即在法律界服務，是全國公認的法律權威，做官奉公守法，清廉如水，有“末世君子”的風範。他和王寵惠都在蔡元培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署了名，如今卻遇上最嚴重的法律問題，蒙上貪汙的惡名，對他而言，不啻是沉重打擊。
在總理、司法總長都不知情的情況下逮捕閣員，事件非同小可。始作俑者，是吳景濂和張伯烈兩位議長，他們向黎元洪舉報，“財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有納賄情事”，迫黎元洪立下手諭，將羅文幹送交地方檢察廳。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倒閣。
第二天，全體閣員到總統府了解情況。王寵惠激動地說，如果總統下令逮捕閣員，請把他也一並送交法庭處理。黎元洪與衛戍司令王懷慶互相推諉，王說是總統下令抓羅文幹的，黎說他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最後又轉而指向吳景濂，說是吳曾經口頭和書麵建議逮捕羅文幹。吳景濂辯解說，他隻是把這件事報告總統，怎麼處理要由總統來做的。幾個人指李推張，互扯貓尾。
顧維鈞打斷了他們的爭論：“如果沒有特別命令，衛戍司令肯定無權逮捕。這個行動不能認為是合法的。必須把這個事件看成是中國政府的恥辱，應該迅速采取措施，彌補已經造成的損失。”
11月20日，眾議院通過了查辦羅文幹案。當天京師地檢開始審理此案。華義銀行代理人出庭作證，聲明此案發生問題的支票是酬勞費，跟羅文幹無關。檢察廳要求吳景濂、張伯烈到法院對質，但吳、張二人都抗傳不到。他們的理由是：這個案子是總統交辦的，總統府不是訴訟機關，議長也不是訴訟當事人，不負告發人的責任。
11月22日，英國和意大利公使致函外交部，聲明展期合同並無手續上的不妥。至此，京師地方檢察廳判定無效債票一說，不能成立。而8萬英鎊為對方按合同規定付給中國政府的，折合成華幣約80萬元，轉給交通部50萬元，餘下作為行政日常開支。另3萬英鎊是付給安利洋行經理的手續費，5000英鎊是付給安利洋行買辦的手續費，並無進私人腰包。這份合同確實未經國務會議討論，也沒有請求總統和國會的同意，但財政部辦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京師地檢於當天無罪釋放羅文幹。
史家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詳細分析了國會在該案中的違法行為：
吳景濂、張伯烈攜帶眾議院公函告發現任閣員貪汙瀆職，可是查辦案尚未提交國會，議長有什麼根據代表國會署名？如果是私人告發，就不應以議長的身份列名，並且蓋用國會的印信，也不應向總統告發。
眾議院在議長告發後才提出查辦案，卻並不追究議長濫用職權、冒發公文的違法責任。問題還不止此。根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的規定，對於失職、瀆職的國務員隻能提出彈劾而不適用於查辦，查辦對象為一般官吏，所以對羅提出查辦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即使是彈劾案，也必須兩院通過後才能谘交總統執行。本案參議院並未討論，僅由眾議院單獨提出，也是違法的。23
陶菊隱認為，在這一案中，總統、議長、眾議院、內閣，統統都違法了。
11月22日，羅文幹由總統座駕接載，風光出獄。但該案卻並未平息，並且持續發酵，成為曹錕參選總統的一場前哨戰，國會充當了尖兵。曹錕當晚打了一個電報來，指責羅文幹“喪權辱國，納賄瀆職”，主張成立特別法庭徹查。吳景濂拿著這份電文，帶領二十多名議員，直闖黎元洪在東廠胡同的寓所，強硬聲言，如果吳佩孚敢包庇羅文幹，保定不惜與之決裂。吳景濂要求黎元洪發一份電報給吳佩孚，對他加以申斥。黎元洪迫於無奈，隻好按議員的要求，發了一份電報給吳佩孚。
吳佩孚雖然不讚成曹錕做總統，卻不敢公然反抗上司。11月25日，他通電表示“對曹使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對羅文幹案毫無成見，聽從法律處理”。表明他已經服軟。北京的空氣，陡然轉冷，好像一場寒流橫掃而過。教育總長彭允彝在內閣會議上提出再辦羅文幹。1923年1月17日，眾議院通過重新查辦羅文幹的決議，並要求查辦京師地方審檢廳的檢察官。羅文幹再次入獄。
消息傳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布，教育總長彭允彝幹涉司法，羞與為伍，辭職出京。1月27日，東三省特別法庭發聲抗議，通電北洋政府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館、總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和律師公會，抗議羅文幹案再議。嗣後，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東、直隸、江西等地紛起響應，羅文幹案演變成中國司法獨立之戰。直至8月30日，京師地方審判廳宣布羅文幹無罪，再次將其釋放。
11月29日，王寵惠內閣宣告總辭。幾天後，黎元洪任命張紹曾組閣。
京師流傳著一首打油詩：
幹倒羅，閣已空，一聲渾蛋滾匆匆。
早知王寵難為惠，此去高恩竟不洪。
在新內閣中，保定方麵包攬了總理、陸軍、交通、財政、司法等位置，洛陽方麵一席都沒有。曹錕離總統的寶座，又大大邁進一步了。
國會要選舉總統，必須盡快把憲法弄出來。先製憲，後選舉，一切庶可步入正軌。
但《天壇憲法草案》，從擬成到現在，悠悠九載。憲法會議時開時停，就像羊拉屎一樣，走一路拉一路，到今天還沒有完。社會上早已非議如潮，不耐煩的聲音，響徹江南海北，愈來愈多的人覺得，與其為伊消得人憔悴，不如幹脆廢除了臨時約法，廢除了天壇憲法，廢除了憲法會議，廢除了國會……議員各自回家，好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20世紀20年代各省紛紛自製省憲，便是對國憲難產的反彈。但國會既開，不議憲交代不過去，而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出於各種原因，很多已不能履行職責，唯有重新補選。
1922年11月15日，在入冬以後第一場寒流到來之前，憲法委員會在北京開會，繼續議憲。當天出席的起草委員有46人，由楊銘源理事主持。以往的憲法會議，往往受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的困擾，按國會組織法規定，“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大家對此都不以為然，以為門檻太高，難以做到，以往製憲不成，這是原因之一。於是，憲法會議一開，首先討論的，是如何降低開會條件。
在11月17日開會時，出席委員隻剩下39人，缺席6人，請假15人，已不足法定人數，隻能改為談話會。11月20日開會時，仍不足法定人數。11月22日開會時，宣布有2名委員因為缺席3次，法不容情，照例解職。在12月5日的會議上，出席委員便一下子達到51人，請假9人，無人無故缺席。
組織法經議員們修改為“非兩院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於1923年4月30日公布施行。但以修法來解決開會缺席問題，還不是最離奇的，最離奇的是規定議員出席開會有獎勵。5月議決修改《憲法會議規則》，規定議員每出席一次憲法會議。可領取出席費20元，缺席的人扣等額歲費。請假的須有5位議員證明，缺席過兩次除名。
新華門外車馬喧闐。吳景濂、王家襄、湯漪、褚輔成等人，同赴總統府，請黎元洪設法籌措這筆經費，以促成憲法。黎元洪倒也樂於支持，召集新任國務總理張紹曾及財政次長、稅務督辦、會辦等一眾官員開會，研究錢從何來。最後決定從海關建築經費中，借撥120萬元，分4個月提拔，每月撥製憲經費17萬元。出席會議的獎勵金，便從此處開支。詎料這筆經費，因未經內閣正式討論，後來竟成了倒閣的重要題目之一。如此討論國家憲法，真是世上罕有儔類，令全國億萬期待民主憲政的人士，同聲一歎。
黎元洪也知道自己的總統之位朝不保夕，唯一希望，就是在位期間完成製憲。他在6月6日，也即複職一周年時，發表通電，哀告各方：“國會再斷，約法蕩然，混沌糾紛，久淪為無法之國……元洪憂患餘生，急於求去。憲法期成，不過兩月，製憲以外，絕無所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但這樣一個希望，恐怕也難以達成。做總統做得如此窩囊憋氣，亦屬世上罕有儔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