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遷上海
1923年6月23日，浙江軍務督辦盧永祥通電歡迎國會到上海製憲。但就在軍人政客們一再表示歡迎國會南下的同時，上海總商會也召開會員臨時大會，通過四項議決案：一，否認現在北京非法攝政內閣，不承認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二，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維持地方秩序，加意保護外人，大局問題，聽候人民解決-三，現在國會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認為有效；四，關於以上種種問題，組織一民治委員會，繼續討論進行方法。
6月30日，上海民治委員會成立，為這個混濁黑暗世界，帶來最後一點微弱的韶光淑氣。盡管他們不能阻擋國會到上海開會，不能從法律上推翻這個國會，但他們已經發出自己的聲音了。正因為有民間社會的存在，才令人不致窒息而死。
離京議員推舉參議員章士釗、呂誌伊及眾議員褚輔成、田桐，先行到上海籌備一切。租下上海縣（上海縣成立於1292年，1927年國民政府撤上海縣建上海特別市）西城外斜橋湖北會館做兩院的議場。議員們陸續從天津彙集到上海。洎7月中旬，據褚輔成報告，在上海報到的議員實數317人，已領會費288人，在天津已決定赴上海的37人，東北三省已來的議員63人，隻要從北京再多來100多議員，人數即可過半，可以合法開會了。
不過，到了上海的議員，有些人領到錢以後，又返回了北京，也有些各散東西，回老家的回老家，遊山玩水的遊山玩水，國會能否在上海正式開會，依然是未知之數。
7月14日，國會在上海湖北會館舉行。“移滬集會式”，200多名議員出席，章太炎也作為嘉賓出席了，由年紀最長的淩鴻壽老先生任主席。會議發表對內和對外宣言，宣布一俟議員人數足夠法定，即開正式國會。“留京議員，陷於強暴，即有議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義，與各國訂何項條約，磋商何種借款，吾國會概不承認”1。
會議期間，突然有幾十名民八議員，在淩鉞率領下，闖到會場，高呼決不承認黎元洪為合法大總統，令會場一度混亂。劉楚湘急忙勸他們，這次同人南下。原為拆曹錕大選之台而來，而拆曹錕大選之台，當然以北京國會民六議員為主體。如果改為繼續廣州國會，則留京議員就有借口不來了。既然民六、民八議員在反對曹錕大選這件事上宗旨相同，何妨為國犧牲，勿爭此席，致誤國事。董昆瀛議員繼而發言，稱同人南下，恒為“討賊戡亂”，無論民六、民八議員，都是“心在國家，當然合作”。
“心在國家”這種話，在這個場合聽起來格外滑稽。民八議員焦易堂也說，南下是為“救國會、救議員人格”。“吾人開標在討賊，民六能討賊，吾人應從民六，民八能討賊，則吾人應從民八。孰故生枝節障礙討賊者，即為公敵。”但誰能討賊？民六說自己能，民八也說自己能，這話說了等於沒說。
民八議員本來不承認黎元洪是合法的大總統，黎元洪被逐，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法律問題。但民八議員又是反對直係的，現在直係驅逐黎元洪，他們應該站在哪一邊？讓人左右為難。不過，由於北京與上海的議員人數勢均力敵，要湊足法定開會人數，這批本來妾身未明的“遊魂野鬼”反而成了奇貨可居。他們也就憑著這種有利地形，在國會不斷興風作浪，挑起法統之爭。而最後的解決辦法，尤為奇特，竟然是民八議員每月公費照給，但不用列席會議，果應了“凡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一語矣。
劉楚湘在《癸亥政變紀略》一文中記述：
因此法統之爭，迭與淩鉞及民八分子協商，遷延未決，內部漸有破裂。而北京吳景濂等，亦以上海開民八國會為辭，煽阻欲南下之議員。而拜金議員亦唯利是圖，僅到天津騙取旅費，複到滬賺取月費，蹤跡飄忽，來往無定。
船已經快沉了，船上的人還在為誰該坐頭等艙誰該坐二等艙，爭得你死我活。尺土殘卒，猶內訌不已，洵為可悲、可恨、可歎。表麵上看，大家都很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和當年討論善後大借款、討論袁世凱違法時，沒甚兩樣。但稍具曆史眼光的人都已意識到，中國第一波的民主實驗，千回百轉，到了今時今日，已臨近尾聲。
湯漪指出，國會南遷後，麵臨三大問題：一是國會本身問題，二是製定憲法問題，三是總統問題。國會本身問題的提案包括“補選第三期常會延長任期案”、“延長眾議院任期一年案”、“改選參議院議長案”；製憲問題的提案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案及其實行附則”、“改正大總統選舉法案”、“其他重要法案”；總統問題者，須解決總統任期，“應依民國二年國會議決先選總統後議憲法一案值手續行之”，則現任大總統應於1921年任滿。這個問題若是得到解決，則“正本清源、名正言順，而事無不成矣”。
其實，北京的國會也同樣麵臨這三個問題，正因為無從解決，才發生分裂。國會南遷本身已是政爭的結果，指望“南遷以後，完全有行使之自由，且與政爭絕對無關，而其實現之可能性，但須訴諸同人自覺心而已足，既不必假金錢為媒介，亦無俟手武力之擁護”，實在是難乎其難。
這時的國會爭論，已不再讓人感到有新鮮的空氣，不再看到有陽光的灑落，亦不複有熏風之和、夏雷之烈。每一個人的發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都是那麼彌漫陰暗，中氣不足，就像在一所沒有窗口的鐵皮屋裏，一夥疲憊不堪的人，在爭論最後的晚餐吃什麼一樣。
章士釗在上海與盧永祥見麵，討論黎元洪南下的可行性。黎元洪之所以一直遲遲吾行，主要是擔心盧永祥的態度，一定要等到盧永祥發表歡迎通電，才敢起程。但盧永祥向章士釗表明，不反對黎元洪南來，但不可以總統身份來，否則無法向盟友孫文解釋，也無法向西南各省交代。
章太炎專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他聽到章士釗轉達盧永祥的意見後，建議黎元洪可以不必具元首威儀，但要有元首名號，可以到上海，但不要去杭州。“黎公此時為負責之人，速行南下，則議員隨者必多，所謂蟻慕羊肉也”。至於西南各省不接受亦無妨，總統命令但及於中央，不必及於各省，所以西南各省不必擔心。而孫文方麵。則約法中但有大總統統率海陸軍，而無大總統是海陸軍大元帥之說，大元帥本來就不是法定名稱，與大將軍、聯軍司令這些名稱無異，故與大總統並無衝突。
這些話聽起來頭頭是道，但根本不可能解決實際問題，難道章太炎不清楚？其實大家都清楚，無非想重演一年前的那一幕，為了解決燃眉之急，不惜連哄帶騙，先把黎元洪弄上船再說，至於上船以後怎麼辦，唯有走一步看一步。
黎元洪派了兩名代表到上海，與章太炎、褚輔成、汪精衛等人見麵，了解各方的態度。汪精衛代表孫文的立場，顯然是不歡迎黎元洪南下的。章太炎苦口婆心，試圖說服黎元洪：“盧（永祥）本老實軍官，意中甚望公來，而心又畏中山派之反對，是以不能切實表示，此但當視其情，不當據其口也。中山派人在滬者，不過精衛與一二宵小，心雖不欲公來，而不能形之於事實。”
章太炎為黎元洪赴滬任總統積極奔走，圖為1922年，被曹錕趕下台之前的大總統孳元洪授予章太炎的授勳令。
不過，孫文在南方有相當力量，在國會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孫文正與張作霖、段祺瑞結盟，也會影響奉、皖兩係的取向。黎元洪能不視為畏途？7月26日，上海《申報》登載了一條消息：“黎黃陂中止南下。”章太炎勃然大怒，在寫給政學係李根源的信中，口出狂言：
若黃陂能南下，政府能組織，則鄙人於中山亦當敷衍。若此計無望，吾今亦不論大局，祈顧南方根本，非設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漢。彼對湖南舉動（指孫文利用譚延闓驅逐趙恒惕之役），與曹錕亦豈有異，不除此人，則西南不安。
然而，這時江浙的形勢，也日趨緊張，直係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支持皖、奉的盧永祥之間，水火不容，大戰一觸即發。黎元洪不敢到上海，更不敢到杭州。這時章太炎又出主意了，讓黎元洪不如去東北，投靠張作霖：“目下死中求活，唯有密商奉張，遷政府於吉林長春等處，並將駐滬議員招致。”
章太炎多次提到“錢”的問題。他在8月15日給黎元洪代表的信中說：“兄到津後，務望乞得五千元至萬元之數前來，略一飛灑，所費小而成功大。”在8月16日的信中又說，“得萬金奔走，可以有效”。可見雙方的角力，並非拚法律，乃拚金錢而已。口含天憲，不如口含萬金。
9月11日，涼風乍起，溽暑漸收。黎元洪終於下了決心，在萬眾期待之下，乘日本輪船長府丸，從天津浮海南下，抵達吳淞口外。登岸後，即向記者發表講話：“我在國會未曾有正當解釋任期之前，總統地位，當然存在。我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而移津，而天津依然為暴力所包圍，故不得不轉而至滬。上海為輿論中心，政治策源地，故我來深欲征取各方意旨，並將心中所懷，報告於眾，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決之道。” 中 黎元洪入住法國租界杜美路26號。當晚與章太炎、唐紹儀、李烈鈞、岑春煊、褚輔成、章士釗、焦易堂等人見麵，委托章太炎、章士釗、褚輔成三人，主持一切對外文稿。迄今事情按著章太炎的設計進行，形勢似乎出現了一線轉機。
但事實證明，黎元洪這回千思萬慮，又上錯船了。
當時江浙兩省人民，為了阻止蘇齊與浙盧開戰，發起組織。江浙和平協會”，奔走於寧、杭之間，進行弭兵運動。在他們的努力下，兩省在8月19日達成《江浙和平公約》，相約“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戰爭危機，在爆發前的最後一刻，稍見緩和。黎元洪在這個時候到上海，誠為“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令當地民眾大為恐慌，擔心剛剛緩和的形勢又會緊張起來，所以視黎元洪如燙手山芋，最好另謀他適，不要添亂。
9月13日，國會議員們在湖北會館舉行談話會。本來黎元洪準備出席會議，報告自己南來的宗旨，但他還沒到場，張繼已先在會場上發難了，大吼大叫，震動屋宇，曆效黎元洪的種種罪狀，聲明今後國會文電中，若再稱黎為大總統者，絕對不能承認。他指著會場中的總統席，厲聲說：“現在中華民國沒有大總統，國會中所設大總統席，應當撤去！”
褚輔成一看這架勢，情知不妙，趕緊派人通知黎元洪，不要到議場了，以免受辱。黎元洪本已出門，嚇得掉頭回家。事情鬧成這樣，許多人為黎元洪這位忠厚長者不值，自始至終，他都是各利益方手中的牽線木偶，“為打鬼借助鍾馗”而已。至於他個人的生死榮辱，根本沒人在乎。一直為此事奔走的章士釗，慨切獨深，他寫了《審同事論》一文，以抒心中所感：
昔惠子有言日：。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同，其所以東走者則異。故有同事者，不可不審也。”同事，在今之新流行語日“合作”。自北京政變以來，合作之聲，黿鳴而鱉應，蓋已無處不聞。黃陂南下，合作似由空談漸趨事實，不得謂非進步。然以三日間之情勢推之，仿佛各方均有所不滿，而又不能了然其所以不滿者何在，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前此“合作、合作”雲者，今則別以狀詞之而日“合作難、合作難”。惠子所稱東走同異之喻，不幸談言微中。
賄選與憲法
曆史的聚光燈，終於落在了曹錕這位布販子出身的天津人身上了。
曹錕出身寒微，性格戇直，就像孩子一樣，看見別人有什麼好玩具，他也想擁有。有一年他請京劇名伶梅蘭芳到保定演戲，那時保定還沒有汽車，曹錕坐馬車迎接，詎料梅蘭芳開著私人汽車來，同行的一個伶人也有自己的汽車，令曹錕豔羨不已。梅蘭芳演完戲，與曹錕一揖而別，開著那輛汽車走了。但怎麼也沒想到，在梅蘭芳走後，曹錕一口氣買了四輛汽車，在保定街頭開來開去。保定人從此見識什麼是汽車了。 這就是曹錕的性格，帶有典型的草莽英雄的色彩。如果問他當總統有什麼好，也許他答不出來，但既然袁世凱當了，黎元洪當了，馮國璋和徐世昌都當了，為什麼他不能當一當呢？既然大家都說他可以當，那麼弄一任總統當當，也是一件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他心目中，總統的誘惑力，也許與孩子眼裏的玩具，沒有太大的區別。
事實上，人們對曹錕的印象，都不太差，說他忠厚老實、待人誠懇。顧維鈞曾為之困惑，“他（曹錕）一定具有某些不尋常的品質，使他能從一個普通士兵登上中國政權的頂峰”。他形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6而眾議員鍾伯毅則這麼評論：“曹錕雖非雄才大略，卻知人善任，推誠相與，每能使部將效忠不二。故吳佩孚雖然明知曹錕並非可事之君，但仍生死以之。”
7月3日，國會的十名代表在保定光園拜訪曹錕。光園在明代是大寧都司右衛署和斷事司，清康熙年間直隸巡撫由正定遷到保定，巡道司獄署設於此。雍正年間改為按察使司獄署。現在是曹錕的公館，因仰慕抗倭名將戚繼光而改名為光園。議員們在光園的酒席上，向曹錕表明立場：國會是支持他當總統的。為了酬謝國會的盛情，曹錕也慨然表示，他對國會的主張不但讚成，而且還要做諸公的後盾。
國會代表帶來了四點建議：第一，內亂的原因在於有法不循，今後必須用和平合法的手段維持時局，第二，維護國會作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地位，第三，製定憲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第四，召開南北和平會議。
曹錕表示，頭三項建議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第四項雖然他認為可能性不大，但既然諸公提出來了，他照辦不誤。7月19日，曹錕果然致電孫文，呼籲實現和平統一。7月22日，曹錕再發通電，懇請參眾兩院早日製成憲法。他說：“國會為人民代表，人民為國家主體，所望有立法之責者，必求其可以共守，可以實行，以成為法治之國家。”似乎他對議員提出的幾件事情，都做了公開的表態。
按照國會原定的日程表，10月10日是公布憲法和選舉總統的日子，時間相當緊迫。南下的議員有三十多名已經陸續北返，這是個好兆頭。8月24日，吳景濂在北京召集議員開談話會，當場議定議員每出席一次會議，發銀元百元，以確保有足夠的人數開會。錢從國會的預備費中開支。
由於國會經費不足，本年度隻發了三個月薪水，合計才九百餘元，議員早就叫苦連天。連薪水都拖欠，卻要求議員按時出席開會，未免不近情理。吳景濂羅掘俱窮，不得已從預備費中拿錢補貼，爭取議員開會，情有可原。但觸犯了院法對歲費發放辦法及議員額外收入的規定，因此被離京議員抓住把柄，大肆攻擊，上升到“行賄”的高度。8月27日，彭養光，韓玉辰議員以吳景濂利用談話會改變歲費支給辦法觸犯刑律，且資金來源不明，向北京地方檢察廳告發吳景濂等人。
曹錕的選舉“經理人”是他的胞弟曹銳、內務總長高淩蔚，直隸省長王承斌、山東省長熊炳琦等人。9月2日晚上，熊炳琦邀請兩院議長、副議長和全體議員到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聚餐，這裏已成為曹錕大選的總部。熊炳琦對議員們說：“總統的位置已經空了好幾個月了，但凡法治國家的組織，行政與立法機關都負有同等的責任，每當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雙方都應該通力合作。現在國家的命運，已到千鈞一發的緊急關頭，請在座立法行政兩機關的中堅分子握手一堂，開誠布公，共同研究一個維持時局的辦法。”
維持時局，必須使立法機關有維持時局的機會。本屆國會，自1913年成立，至今已十一年，雖然中問兩度解散，又有安福國會等插曲，但即使補回這些時間，第一屆國會亦已任期屆滿。一名議員說：“眾議院議員任期快滿，很快就不能行使職權，以前由各政團代表要求當局延長任期，當局開始還答應，後來卻反悔了，不知是什麼原因。”熊炳琦說，延長眾議員任期，是一種法律案。究竟是應由政府提出，還是由議院自行解決，至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
其實，大家都明白，要大選，必須有一部憲法，要憲法，必須先解決議員的任期問題。曹錕通過攝政內閣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高淩霨向吳景濂多次暗示，眾議院可以自行解決任期問題，但附加條件是必須順利通過憲法草案。
在9月7日眾議院討論延長任期案的常會上，草草通過了一條修正：“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說，隻要下一屆國會沒選出，本屆國會就可以成為“萬年國會”。這種自展任期的做法，顯然是極不合理的。審查結束後，立即付諸表決，即日開三讀會，谘達參議院。9月26日，是參議院常會的日子，他們臨時變更議程，優先討論眾議院移付延長任期案。也是即日審查，即日開三讀會，不加討論便“原案可決”。立即谘達攝政內閣。
這種開快車立法的情形，在國會已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議員任期算是解決了，但還是達不到法定人數。據議員揭發，9月10日開總統選舉預備會，兩次推遲開會時間，仍然不足法定人數，又再延長30分鍾，直到下午3時，吳景濂含混其詞地稱有436人簽到，已足法定人數，宣告成會。其實，有一些沒出席的議員被冒簽了。眾議院秘書廳一位科員事後向吳景濂辭職，揭出當天預備會實際到會421人。
法定人數問題，讓吳景濂大為頭痛。他一再對議員們說，可以出席但不選曹。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完全沒必要為了不選曹錕而離京。葉夏聲議員也慫恿國民黨議員出席選舉，投孫文一票。他明知孫文不可能當選，無非是為選舉會湊人頭而已。
9月12日，開總統選舉會，簽到議員422人，距離法定人數，還差159人。又宣布延時開會，但左等右等，還是不足人數，許多人都不耐煩了，開始罵罵咧咧。會場內吵成一鍋粥，最後一哄而散。
眾議員鍾伯毅也是直係極力拉攏的人物。據他說：“總統選舉日期已近，推動選舉之津、保各方人士益形焦急，竟出諸賄購選票之下策，每票五千元，至議員中之有影響力者如能多拉幾票，則另有饋贈。”雖然錢不是馬上給現金，而是先存入指定銀行，開出支票，曹錕當選後才能兌現，如不能當選，則成廢紙。但人人都知道曹錕當選已成定局，當時議員月薪為320元，還常常被欠薪，所以5000元的吸引力，相當之大。
鍾伯毅說：“五千元之數就當時情形言為數不小，如再能拉攏數人，則所獲津貼更豐。而其最高明之方法莫如任令國會議員自由出入北京。於是北京、上海兩處領款者有之，赴津滬以後再潛返北京投票者有之，領賄款而未投票者有之，但此等僅為極少數分子，多數議員均入其彀中。”他感慨萬端地說：“蓋顛沛流離，飽嚐困頓之餘而仍能不變節操者誠難矣哉。”甚至號稱進步，號稱堅定的國民黨議員，也紛紛受賄，“即以湘省議員言，40人中峻拒賄選者不及三分之一。由此可見擁曹策略之效果”。金錢魔力之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實在令人不寒而栗。
9月15日，褚輔成、湯漪等483位離京議員，聯名通電，痛斥留京議員“似此行賄作弊，白晝公行，情真罪確，此而可忍，不特廉恥道喪，實人心全死，國何以立”。丁世嶧不願同流合汙，憤然辭職，攜家眷回歸故裏，他寫了一副對聯貼於門上：“四十歲已無聞，到此日況將半百，五千元真可惜，從今後不值一文。”賄選告成後，他被直方逮捕入獄，至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囚，才重獲自由。
選舉買票，曆屆都有，但一年比一年嚴重。以前因為政治風氣還較清明，人們對自由、民主、公平、公正這些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抱有冀望，即使有越軌違法行為，也都歸咎於製度初創，人們不了解法律，不熟悉程序，以為假以時日，會慢慢好轉，但事實卻把人們的善良願望徹底粉碎了。政治淪落到如此地步，行賄買票居然成為普遍現象，究竟是什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