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行己之不可以苟也。景濂以殉國殉憲，號稱於世，以跡證之，未盡虛妄，而以其平日惡行暴著，人不之齒，縱有美德，亦不與成，黎丘之鬼是也。黎丘之鬼，效人之蛭以欺其伯，一旦真蛭遇難而伯不救，蛭遂死矣。景濂囊括議士，稗販南北，讎友靡常，法律在口，屢為黎丘之鬼以誑當世。今有一長足取，在他人宜可轟動天下使為己助者，而天下之情不與，語稱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征之景濂，一何可傷。”
1924年1月9日，眾議院通過孫寶琦任內閣總理。然眾議院的印信，被吳景濂卷走，谘文無法蓋印。眾議院派人到天津，請吳交出印信。吳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視印信為最後護符，豈肯輕易交出，遂以“現在院警被內務部非法撤換，院內秩序無從維持，且秘書長及職員多被監控，行動已不自由”為理由，拒絕交印。經過一再勸說，他才同意在六份空白谘文上蓋上眾議院印信，讓來者帶回北京。
當蓋了印的空白谘文出現時，國會存在的最後價值，其實都已歸零了。
議院沒有了印信，連向政府要錢都沒法蓋章了。為了解決這一困局，1月10日，眾議院開會，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啟用眾議院臨時行政委員會印信。從行政委員會曆次會議的議題來看，欠費、欠薪，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可見國會已河涸海幹，陷入財政危機，一股窮途末路、恓恓惶惶的氣氛，彌漫上下：
1月10日：推定畢維垣、王紹鏊、王迪成、葛莊、謝國欽、高登鯉向財政部領款。
1月24日：本院經費仍由原推定之代表再向政府交涉。
1月28日：推定王敬芳、蔣宗周、葛莊向政府催款。
1月30日：陰曆年關秘書廳職員薪俸準予在廳費餘款項下借支若幹。
1月31日：一、議決下次本院開會仍發出席證，以便為將來支給歲費之標準，但不發支付證。二、公推李燮陽、王敬芳、蔣宗周、葛莊四君向政府催陰曆年關經費。
2月2日：秘書廳職員，九月以後到差者，準借支五成薪俸。
2月3日：議決本院秘書廳經費，除警衛夫役照全月發給外，餘均按五成五支給。
2月11日：決定秘書廳十二年七月份經費及八月份未領之歲費，推舉代表，備具公文，向政府催索。”
國會除了向政府追討欠費之外，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幹了。總統也選了，憲法也製了，墨盒也扔光了，議員也分裂了，議長也跑掉了。太陽要下山了，夜幕要降臨了，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等到天穹收起最後一線光明時，大地唯有在黑暗中哭泣。
最後的一幕。
1924年9月，江浙爆發了戰事，在直係支持下，齊燮元的江蘇軍隊，首先向浙江進攻，盧永祥率浙軍起而應戰。至9月底，浙軍戰敗，盧永祥下野。但這時張作霖的奉軍卻以援助盧永祥、討伐賄選為名，大舉入關。第二場直奉大戰，一觸即發。
9月15日，奉軍展開全線進攻。9月18日，吳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召開直係軍事會議，策劃守戰，號令四方。吳佩孚出任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馮玉祥任第三路總司令，吳佩孚親赴秦皇島督戰。10月19日，馮玉祥接奉總部命令，率領西北軍迅速增赴前線。但馮玉祥對吳佩孚早有二心，在途中突然宣布倒戈，殺回北京，囚禁了曹錕，推舉段祺瑞為大元帥，複逼前清遜帝遷出紫禁城，造成震驚全國的“甲子之變”。
才當了一年總統的曹錕，在西北軍的威逼之下，宣布辭職，他的弟弟曹銳吞鴉片自殺。早知今日，當初何必千方百計要當總統？由於後院起火，前線直軍無心戀戰，奉軍乘勢占領灤州，抄了直軍後路，而山東又宣布中立，切斷了津浦鐵路，拒絕吳佩孚假道。山海關、秦皇島的直軍不戰而潰，紛紛坐船浮海南逃，局麵一發不可收拾。吳佩孚半生英名，因馮玉祥的倒戈，一朝喪盡。
北京政變發生後，形勢峰回路轉，瞬息萬變。10月25日，全體政變領袖在北苑召開第一次會議。馮玉祥作為國民軍總司令向會議提出：“請孫文北上主持大局，目前中國政治紛亂，非有一老成持重，信實不欺的真君子出麵收拾殘局不可。”此人非孫文莫屬。但在孫文北上之前，由段祺瑞主持大局。隨後，蘇、皖、贛、浙、閩、湘、鄂、川、陝、豫各省都來電擁戴段祺瑞出山。
10月27日，褚輔成、田桐等國會議員，忽然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重振國會旗鼓的一線希望，遂在上海發出通電，提出對賄選議員應予懲處。另有一批議員也在天津集會，由焦易堂提出“淘汰賄選分子，維持國會”的主張。11月中旬，滬，津兩地議員，在天津會合，設立“反對賄選議員辦事處”作為聯絡機關，呼籲各地的護法議員，放下手頭雜務，摒棄以往成見，迅速到北京集中。
沉寂已久的國會舞台，又聞急切的開場鑼聲，但這時誰還對這些角色感興趣呢？戲總要有人去演，但誰會真正想看呢？誰對它有真誠的期待？一個人不喜歡你，可以說這個人有眼無珠，十個人不喜歡你、一百個人不喜歡你，可以說他們是黨同伐異，但全國上下都不喜歡你，還能怪誰呢？
11月21日，段祺瑞到了北京，組織臨時執政府。這是一個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集總統、內閣、國會於一身，對外代表國家，對內總攬軍民政務，不再另設監督機關，被史家稱為“組織之單純，權力之集中，為民國以來所僅見的製度”。
臨行時，段祺瑞在天津發表“就臨時執政通電”，宣稱“法統已壞，無可因襲。唯窮斯變，更始為宜”。他提出要召開兩個會議：一個是善後會議，以解決時局糾紛，籌備建設方案；另一個是國民代表會議，援美國費府會議先例，解決一切根本問題，以三個月內召集，其集議會章，在善後會議議定後即行公布。21所謂“費府會議”，指1787年美國十三州的代表在費城召開製憲會議，製定聯邦憲法一事。但這並不意味著段祺瑞要走美國的道路，因為費城會議明確提出了聯邦製的概念，而段祺瑞需要中國的“費府會議”，是製定一部中央集權的憲法。
章士釗在執政府中擔任司法總長，他在替段祺瑞向記者解釋政策時，已明確表明不會附會法統。他說：“至於臨時執政府，乃革命的，與法統無關。而段氏之所以不組織所謂‘革命政府’，一則因不欲自居一手造成革命事業者，二則因此種政府為暫時過渡之性質，與其多事紛更，實無寧因陋就簡，留待未來兩種會議之解決，並非有附會法統之意存於其間。”22話已經說得夠明白了，對於還想堅守代議政製的國會議員來說，舞台的燈已熄滅。
當晚，與段祺瑞關係密切的官員曾毓雋（安福議員，曾任段祺瑞的秘書長）、梁鴻誌（執政府秘書長）在新豐樓設宴招待林長民、劉以芬等拒賄議員。大家七嘴八舌，痛罵投票議員，有人主張嚴懲，劉以芬歎息說：“受賄投票，法固宜懲，然尚有受賄而不投票者，將何以處之？若同一受賄，所差者隻在投票與否，而一懲一獎，豈得謂平？”一時間大家都麵麵相覷，舉座默然。
確然，在一個大黑泥潭裏，能長出幾朵蓮花？
11月22日，127名議員在北京太平飯店開會，成立“國會非常會議”，以“國會反對賄選議員二百七十九人”的名義，發表宣言：
當此民意機關絕續之交，同人自覺代表國民之職責益為重大，特於本日在北京成立國會非常會議，其存大法於一縷，共策國事之進行。俟政製完成，民意有托，同人即解除責任，以謝國人。23 會後，非常會議委派王家襄、童杭時等六位議員為代表，拜訪段祺瑞，征求他的意見。但段祺瑞避而不見，讓人傳話：他對國會非常會議沒有成見，然須考慮協商後，才能與代表們見麵答複。
隨著張作霖也進了北京，形勢頓然改變，馮玉祥很快被段、張踢出了局，倒戈者往往被人瞧不起，出賣吳佩孚的結果，是替他人作了嫁衣裳。11月25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第二天，王家襄等人見段祺瑞還沒有下文，又去拜訪。段祺瑞派梁鴻誌出來接見，反過來問議員有什麼想法。王家襄向梁保證，非常會議純屬過渡性的民意代表機關，但求草定國民會議的組織法，提出一種憲法草案於國民會議而止。非常會議也絕不會向政府提出彈劾案和質問案，請轉達執政放心。
盡管議員把身段放得很低，但段祺瑞實在討厭“非常會議”這個名稱，也許令他想起1917年廣州的“國會非常會議”，喚起許多不愉快的記憶。他建議由拒賄議員組織一個國憲起草委員會，重製憲法，停止非常會議。而議員們卻認為非常會議已經成立，且對外公布了，突然改換名稱，太過兒戲。而且國會不能行使職權，憲法起草委員會隻能由政府任命，將來憲法出來，還是貽人“欽定憲法”的不良印象。
國會已如燕巢危幕，個別議員還想保持其獨立地位。呂複等19位議員聯名提議，不需政府任命，由拒賄議員自行組織國憲起草委員會。但經過大家討論，均認為在目前環境下，根本行不通，隻好作罷。
隨著1924年冬天的來臨，國會落幕前的一些小插曲，開始陸續上演了。段祺瑞上台後，首先責成章士釗迅速查處國會在賄選醜聞中應負的罪責。在11月30日的國務會議上，章士釗把這件事提出來請大家慎重討論，多數主張采取斷然的法律手段來解決國會問題。
章士釗再把總檢察長、高等廳、地方廳檢察長請到家裏開秘密會議，根據兩院列出的議員名單，把第一批被檢舉議員用紅筆圈出來，由地方檢察廳依法檢舉。最後，他吩咐大家：“要嚴格保密。”
但風聲早已外播。當各檢察官分成十一隊，分別前往各議員的住宅和相關銀行搜查證據時，涉案議員紛紛倉皇走避，狀極狼狽。據劉以芬描述：
事後知有若幹人，睡夢中聞邏騎至，倉皇逃竄，有不及履者，有不及衣者，有登屋逾垣墮而傷者，種種醜狀，令人為之噴飯，結果並無一人被逮。蓋政府用意隻在恐嚇此輩，以殺其此前之威風，非真欲令作階下囚也。反之，不投票議員，除少數與政府有特殊關係，正在參與密勿外，其餘則仍保持不完全之國會軀殼，不願遽爾舍去，月尚以非常會議名義，向政府領費，政府亦以決策末至實行時期，且若輩均屬患難相隨，不能不略為敷衍。從前議員月領四百元，今則減半給二百元而已。
至此，國會已處於“不解而散”的狀態。非常會議通過了《國會非常會議組織大綱》，自稱“本會議由未參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總統選舉會之國會議員組織之”。非常會議屬於臨時性的立法機關，不設議長，設行政委員會，由各省議員互選一人充任委員，執行一切事務，開會時由行政委員依次擔任主持。希望以此為國會留住最後一點香火。12月10日，召開大會，各省推舉出行政委員。
12月13日下午，王用賓、沈鈞儒等6位議員代表，再到鐵獅子胡同和執政府交涉，他們向段祺瑞說明，某些議員有罪不等於國會有罪。國會機關問題應留待國民會議解決。段祺瑞斷然答複，這次是革命，約法和國會應該同時消滅。十三年來內亂不斷，都是約法造成的。曹錕公布憲法，早就革了約法的命，現在再來革曹錕的命，消滅他的憲法。但約法和國會，早已消滅。
議員們從執政府出來後，聽到更駭人的消息，段祺瑞已擬就三道命令，準備發表：一，撤銷曹錕公布的憲法；二，臨時約法失其效力；三，解散國會。議員們大驚失色，12月15日開緊急大會，討論應對辦法。有議員氣憤地說，如果解散國會，“中華民國”四字，從此不能再用，更不能繼續民國十三年的年號了。
議員們憤激的聲音，為國會的末日增添了幾分悲涼的意味。北京《晨報》以《舊國會已達最後五分鍾》為標題，報道了這次大會。
第二天，非常會議繼續開會，眾人情緒更加激越，議員中不乏忠介耿直之士，恒懷著一種殉國會、殉憲法的悲壯情緒，一致宣稱：如果取消國會，他們將立即通電，不承認執政府，堅守約法，誓到最後一分鍾。由於議員們反應激烈，當晚段祺瑞在執政府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是否下令取消約法、國會。討論至淩晨4時，終以多數意見主張“俟召集國民會議後，交付解決”，三道命令被暫時擱置。但距離“最後一分鍾”，已為時不遠了。
根據《善後會議條例》，1925年2月1日，召集全國各地軍民代表，以及名流耆宿，“有大功勞於國家”和“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人士，在北京開“善後會議”，共謀和平統一。受邀者130餘人，劉以芬說：“不投票議員，多延攬為善後會議會員，及善後會議中之專門委員。”
孫文也已同意北上與會，但要求接納民間九種團體的代表參加，提出軍、財要政須由國民會議解決。段祺瑞慨然應允，於1月29日電聘各地總商會、各省區教育會、省議會、農會領袖為專門委員，對大會議案有審查修正權。
然而，2月1日善後會議開幕時，國民黨代表卻大部分缺席，造成善後會議又告流會。和平協商之難，難於上蜀道。如果連第一次會議都不願出席，又何必接受代表資格呢？當初一口拒絕不就結了？經多方疏通，直到2月13日，始湊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數，開第一次會議。選舉趙爾巽為主席、湯漪為副主席。
善後會議討論的議題，林林總總，雖然都很重要，但由於善後會議本身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一切流於空談，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唯一令舉國震撼的，則為3月12日孫文在北京逝世。他北上時，非常會議一度寄予厚望，希望在孫文的支持下，仍可以像1917年那樣，高揭“非常國會”的堂堂之旗。因此，孫文甫抵天津，非常會議便派出彭養光、王用賓等議員，前往天津歡迎。
然而，誠如劉以芬所說：“蓋段（祺瑞）對國會，本極憎惡。孫中山先生此時亦已放棄法統論，而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奉張則於此問題，素不十分重視。三角同盟之領袖，其態度既已如此，即令無賄選罪名，而國會能否保存，尚屬疑問，況自賄選以後，又為全國所共厭棄乎？”實際上，孫、段、張三派對國會的看法，一以貫之，用兩個字概括：雞肋。
更何況，孫文這次入京，因肝病惡化，健康狀況日壞，已再無精力應付繁劇。他名為參加善後會議，卻未能和政府舉行任何實質的和平談判。病危之際，他對身邊的人說：“我這次放棄兩廣北上，實為和平統一而來，我所主張的統一方法，就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現在為病所累，未竟全功，不無遺憾。希望諸位同誌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孫文逝世後，國會非常會議於3月14日開特別會議，決議照國葬條例第一條第一項“有大功勞於國家”的規定，請政府對孫文崇以國葬，並經執政府於19日核準。
孫文一去，議員想重走1917年之路的希望完全破滅，國會進入最後一分鍾矣。段祺瑞提出由拒賄議員組織“建設委員會”，放棄“非常會議”名義。4月21日，善後會議閉幕。四天後，段祺瑞下令取消參、眾兩院。警察廳隨即查封、接收了參議院。當天下午，非常會議預定在參議院開會，也因警察阻攔，不準入內，被迫取消。4月26日，議員們秘密聚議，認為“建設委員會”純屬敷衍、安插的閑贅機關，相繼拒絕加入。
吳景濂曾經在國會中全力抵製的金佛郎案，亦於4月12日，由執政府與法國公使訂立條約，承認用金元償還對法之庚子賠款，作為退還被總稅務司扣留之1600萬元關餘鹽餘的條件。依當時佛郎彙兌率平均價格計算，中國將增加國庫負擔8000餘萬元之巨。簽約一帆風順，再也沒有國會的聒噪了，原來左衝右突，殺不出重圍，如今忽然空空蕩蕩，如入無人之陣，但沒有人因此而感到輕鬆，因為國家的前景，反而變得愈加迷離惝恍，不可預測了。
5月4日，政府公布《建設會議條例》，成員為“由臨時執政聘任參眾兩院不參加賄選之議員充之”，其職責為討論建設大計，擬訂方案、備臨時政府之抉擇。國會曆盡波折，備嚐艱難，兜兜轉轉十幾年，又走回到谘議局的起點上了，末了隻能給政府提供谘詢。由於部分議員拒絕加入，建設會議遲遲不能成立，5月15日的《大公報》悲觀預言：“建設會議恐仍無完成之望。”
表麵上看，這是議員們與段祺瑞分庭抗禮，實際上，議員們已無路可走。南方國民黨在完成改組之後，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成為赤旗飛舞的世界，上海剛剛經曆一場戰爭，滿目瘡痍，奉軍坐收漁人之利，進據上海、南京，與直係的孫傳芳形成對峙。四方騷然，天下崩析，有如重現兩千年前秦項亂世，哪裏還有國會立足之地？
非常會議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非常會議於6月5日發表通電，譴責列強。蔑視公理人權，斷然出此殘殺之橫行”。這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留在曆史上的最後聲音，時間的指針悄然停止。
一個時代就這麼結束了。
注釋
1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載《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章太炎《致黎元洪書》，《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章太炎《致李根源書二三》，《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4章太炎《致李根源書二四》，《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5章士釗《審同事論》，《章士釗全集》（七）（文彙出版社，2000）。
6《顧維鈞回憶錄》（一）（中華書局，1983）。
7《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8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載《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9羅文幹《獄中人語》（民國大學出版部，1925）。
10劉紹棠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載台灣《傳記文學》第86卷第3期。
11《顧維鈞回憶錄》（一）（中華書局，1983）。
12劉振鎧《中國憲政史話》（台灣：文海出版社，1960）。
13章士釗《送黃陂東遊》，《章士釗全集》（四）（文}[出版社，2000）。
14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載《近代稗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5《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6《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7吳景濂快郵代電，載《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8《黃攻素為避免院內會議再次發生飛擲墨盒事致吳景濂函》，載《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19章士釗《書吳景濂》，《章士釗全集》（四）（文彙出版社，2000）。
20《北洋軍閥史料·吳景濂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21《段祺瑞擬就臨時執政通電》，載《善後會議》（檔案出版社，1985）。
22章士釗《關於段祺瑞政府與（申報）記者的談話》，《章士釗全集》（四）（文彙出版社，2000）。
23載天津《大公報》1924年11月24日。
24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
25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