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中國處在一個曆史的拐點。
聯省自治運動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憲法”公布後，一直未能實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憲法草案，俗稱“三色憲法草案”，準備交由全省投票公決采用哪一個憲法。但由於種種障礙無法克服，投票遲遲不能舉行。
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變，大大刺激了人們的神經，使浙江自治運動出現了一個小陽春，輿論呼籲從速公布省憲，以應付時局危機，但也有一派意見仍主張試辦自治，以作為一種過渡辦法。7月2日，各公團通過自治大綱，預備設立臨時議會，為臨時立法機構，並設省憲籌備處，籌備省憲進行事宜。
如此這般的討論，一直持續到1924年1月，浙江省議會總算議決《浙江省自治程序法》與《浙江省自治法會議組織法》，谘請省長公布。公布後又一直拖到8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會議才正式成立，由每縣縣議會選出1人，省議會選出37人，各法團選出37人組成。自治法似乎已到了臨盆陣痛階段，可惜江浙戰爭爆發，盧永祥下台，浙江的自治運動，又告行人止步，空忙一場。 廣東的自治運動，亦因陳炯明的下台，人亡政息。1924年，孫、陳兩軍在東江交戰，幾十萬滇軍、桂軍、粵軍、豫軍，還有各路贛軍、陝軍、攻鄂軍、建國軍、海軍、空軍、軍校、教導團之類的建製，雲集廣東，各自畫地為牢，坐地瓜分，開煙賭、設娟寮、鑄毫銀、截稅抽餉，無所不為。原來的民選縣長，全部推翻，重新委任。
因為要打仗，便需要龐大的軍費開支，南北皆然。1918年，段祺瑞南征，打了10個月，耗費8400餘萬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僅奉軍方麵就耗費2400萬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雙方共耗費3。5億元。1當初陳炯明奉命打廣西，戰役規模並不大，僅廣東方麵，就耗費400餘萬元。北洋政府還可以向外國貸款，而南方則困難得多，唯有向民間索取。
廣東為了籌措軍費，羅掘俱窮，乃至收沒全省寺觀、庵堂、廟宇、會館，鄉約公所，強行變賣-各行厘金已預征到1930年，地丁錢糧預征到1928年；征收種種苛細雜捐，名目繁多，多至百餘種，民不堪其苦，於是又引發了政府與商人的尖銳矛盾。
1924年10月，廣州發生商團事件，對自治運動是最致命的一擊。革命政府以商團反對政府為由，施以武力打擊，軍隊火燒西關，廣州商業最繁榮的槳欄路、楊巷、西堤二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龍滓路一帶，全部化作瓦礫廢墟。策劃此事的英籍華人買辦陳廉伯遭到政府通緝，逃往香港。這一事件，徹底粉碎了商人自治的夢想。
湖南是聯省自治運動中，唯一製定並公布和實施了省憲法的省份。1923年曹錕當選總統後，吳佩孚對湖南施加壓力，要求取消自治，湖南人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護憲運動”，南北幾乎再次兵戎相見。經過一番激烈的博弈，雙方各讓一步，最後協定湖南可以保留省憲法，但必須修改。
1924年5月，湖南22個縣的縣議會聯合通電提出修憲要求。直到9月，修憲案終於獲得省議會和縣議會簽署的法定人數，省議會在9月27日通過了《憲法會議組織法草案》的修正案。10月10日，湖南修訂憲法會議正式開幕。
這時，《中華民國憲法》已公布，湖南亦根據憲法，對省憲進行相應的修訂，以求符合憲法要求。但省議會確立了修憲的三大原則：一，保持三權鼎立的精神；二，不得廢除省務院長製；三，官吏任免，在合法政府未成立時，不能受中央任命。
不過，北方政局卻由於賄選問題極其動蕩。湖南修憲雖然完成，但已是六月棉胎秋後扇，沒人要了。湖南內部一片風雨飄搖，戰火四起，原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與廣東革命政府暗通款曲，發動政變，在1926年把趙恒惕趕下了台。不久，南方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金戈鐵馬，殺入湖南。中國20世紀20年代最完美的省自治樣板，遂在遍地槍炮聲中，全盤瓦解。
代議政製是否不適用於中國？這個疑問，在清末民初，當立憲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不是一個問題。那時人人認為立憲是解決中國一切疑難雜症的唯一良方，仿佛中國朝可立憲，夕可富強。回想當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全國城鄉一片歡呼，鞭炮聲從白山黑水，一直響到珠水雲山。資政院、谘議局，以及民國初創時的各省代表聯合會、臨時參議院、第一屆國會呱呱墜地時，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擁戴，議員們站在曆史舞台上，何等莊嚴，何等風光。
為什麼經過了十幾年的奮鬥，不見成熟長進，反而淪落到如斯田地？為什麼在歐美的良製，一入中國，便非橘而枳，難道中國真的不適合代議政製？許多知識分子都在苦苦追問。章太炎自稱早就不讚成代議政製，隻不過因國會兩度解散，他擔心批評國會，會被誤認為替軍閥張目，不得不三緘其口。
逮乎聯省自治運動勃興，世風丕變，章太炎不再沉默，奔走南北，手書121說，一再公開主張廢除國會。他的基本構想是：恢複給事中，負監督政府之責，恢複監察禦史，負監督官吏之責，官吏經彈劾查辦，已受行政處分後，如果還有刑事餘罪的，則交由法官審判；召開國民大會，負製憲之責。這種主張，由古文學家提出來無妨，但放到現實中，除非恢複君主立憲，否則真不知從何著手。
當過議員的章士釗曾寫《論代議政製何以不適於中國》、《再論代議製》、《三論代議製》等文章，他認為問題出在中國是農業國，與歐洲工業國不同。章士釗斷言，代議政製在歐洲也已式微，現在全世界都在試圖“逃工歸農”，中國為什麼要逆向求諸工業國？他說：
而吾本農業國，向無政黨惡物，偽代議製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為之，固世界之樂園，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無事自擾，舍吾數千年哲人賢士之所示教不講，徒越數萬裏外，於他人自為其國不得不雲爾之諸說中，捋挎何許，則視若可蘭福音，不加詢察而奉受唯謹，此誠所謂大惑不解者矣。
章士釗的結論是：“一言蔽之，吾為農國，不能妄采工業國之製度。今圖改革，請從農始。”2姑勿論全世界都在“逃工歸農”這個結論對不對，但改革要從農村開始，在20世紀20年代，已為愈來愈多的人所認同，但關鍵在於，往哪裏改？有人要往工業國改，步武歐美；有人要往三代之治改，回歸傳統；有人則想把三代之治與歐美文明調和成一體，那些說儒家也是共和的，便屬此類。章士釗也是主張新舊調和的，孫文早年也有類似主張，他曾說過：“而所謂三代之治，的確掌握了共和的真諦。”3三代之治，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揮之不去的玫瑰夢，但夢就是夢。
《臨時約法》是在孫文當臨時大總統時製定的，在後來的革命歲月裏，根據鬥爭的需要，他時而肯定約法，時而否定約法。他說過法律“在今日已成軍閥攘竊之資”，但他也說過袁世凱、張勳的失敗，全憑約法“戢奸雄之野心而止邪辟之亂萌”。但約法遲遲變不了憲法，“考其經過，則妨害搗亂，使憲法不能告厥成功者，皆為不利有憲法之人，其人即假借武力，敢為國民之公敵者也。不是之咎而咎國會，何其妄耶。”4也就是說，由於軍閥破壞，製憲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事實上，不喜歡憲法的大有人在，何止軍閥。
孫文也指出，代議製有嚴重的缺陷，是一種過渡性的政製。他說：“民權國者，為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日眾民政治（但如代議製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尚不得謂純粹之眾民政治）。”
人民如何才能直接參與政權？孫文認為必須經過訓政。訓政就是實行縣自治，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製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所謂選舉權、罷官權、創製權、複決權，四大直接民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由國民大會選舉省長，為該省自治之監督。至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凡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孫文是這麼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愛好和平，遵守秩序，而且也浸染了選擇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事務的觀念。我們所需要做的，隻是把這種民主觀念付諸實行。”6即所謂人民知識程度太低，不能行民主的問題，純屬偽問題，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自己的代表。孫文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