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民國的主人，他隻要能指定出一個目標來，像坐汽車一般。至於如何坐去，自有有技能的種種專門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識程度雖低，隻要說得出“要到那裏”一句話來，就無害於民主政治。7那麼，人民說出自己要到哪裏了嗎？早就說出了。清末民初以來，人民早已表達了自己的期待，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時，民間的歡呼聲、鞭炮聲，就已經告訴這個國家，人民想去哪裏了，但開車的專門人才卻遲遲沒有出現。即使有，也被謀殺了，被扼殺了。
通過合適的方法，把專門人才選舉出來，把開車的責任交給他們，這就是代議製。如果因為國會沒做好，就改為國民大會，怎麼保證國民大會就一定做得比國會好？議員也是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也是選的，人民可以選出好的國民大會代表，為什麼不能選出好的國會議員？為什麼孫文能夠接受國民大會，卻不能接受國會呢？說到底，是國民政府要集權，要行政高於一切，不想三權分立，因為國會是三權之一，是國家政權機構，而國民大會不是，它隻是一個民間會議。
因此，中國的問題不是“教民用政”，訓導人民說出想去哪裏，而是要訓導專門人才、訓導政府如何開這輛車，讓人民可以到達自己想去，而且早已說出來的地方。否則的話，議員做不到的事，國民大會的代表同樣不可能做到。
孫文為中國設計的路線圖是：軍政、訓政、憲政，分三步走，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次。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仍在軍政時期，所以即使陳炯明推行縣自治，實現了人民直選縣長，孫文也認為太過超前，而要把民選縣長全部推翻。其實孫文也有苦衷，千難萬難，財政最難。北洋時代大部分政潮，都與財政有關。軍政時期，軍費龐大，如果各縣都實行自治，政府的軍費從何籌措？這仗就沒辦法打了。
吳景濂是任期最長、威望最隆的國會議員之一，一生致力於製憲，可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到最後也沒製出一部好憲法來。在談到代議製在中國舉步維艱時，他認為與國人政治上的“急激衝動”有關。在國會謝幕之前，吳景濂懷著某種莫名的失落寫道：“雖然憲法史所以十年無成，其原至複，非單純國會失職問題可概也。當民二議憲起草未成，贛寧政變起，草成國會第一次被非法解散。民六議憲二讀會未畢，督軍幹憲禍作，國會第二次被非法解教。後此數年入西南護法時代，雖嚐議憲，終於無成。凡此挫折，皆基於政治急激衝動，非議憲本身之咎，國會實以身殉之。”8 他直指國會第一次被解散，是拜“二次革命”所賜。第二次被解散，則拜督軍團幹政所賜。但這隻是外部因素，他沒有談及“國會失職”的問題。
在對待國會自身問題上，王家襄比吳景濂坦率，他指出國會內的黨派鬥爭，是主要障礙，外因反倒其次。他說：“夫曩者製憲不成之原因非一，最要之點，在始因政見之異同，繼為感情所激蕩，終則相抵相排而決不相讓，外力乘之，遂致蹉跎。”
歐美的議會也有黨派鬥爭，為什麼他們能妥協，而中國的議會之爭，最後都要弄到真刀真槍，戰場上見？對一些激進黨派的議員來說，從無分享權力的概念，議會之爭，本來就不是打算解決問題，而是為了製造問題。中國有句老話，“先禮後兵”，議會是“先禮”的形式而已，最終都是為了用兵。 仔細分析每次議憲失敗，甚至連一般常會也難以正常舉行的原因，誠如王家襄所說，與議員中的黨派紛爭有極大的關係。每逢國會討論重大議題時，總有一部分議員，出盡法寶，搗亂破壞，或製造流會，或展開罵戰，或挑起武鬥。考其背景，這些議員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共和時代，他們進入議會時所定下的政治鵠的，從一開始，就以北洋政府為敵，無論是“二次革命”，還是護國戰爭、護法戰爭，隻要是反對北洋政府的，他們都會積極參與，在國會裏破壞北洋政府施政，也是鬥爭方式之一，當然不遺餘力了。
梁啟超從中國人的國民性，透析國會失敗的原因。他說：“我們中國人的最大缺點，在沒有組織能力，在沒有法治精神。”他打比方說，中國人與歐美人，一個一個地比較，絕不輸給他們，但歐美人十個人合起來，力量就增加十倍，“中國人不然，多合了一個人，不唯力量不能加增，因衝突掣肘的結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減了。合的人越發多，力量便減到零度”。這種現象，在國會中屢見不鮮。這就是中國沒有法治精神的結果。
梁啟超一針見血地說：“國會省議會，天天看見第幾條第幾項的在那裏議，其實政府就沒有把他當一回事，人民就沒有把他當一回事，議員自身更沒有把他當一回事。”但梁啟超並不悲觀，他認為人類的開化，總是趨向共同生活的，總有一天會讓中國人覺得，沒有良好的組織，就沒有辦法生存。如果不把組織的良能重新浚發出來，這身子就無從托命。什麼是組織的良能？粱啟超說：“隻法治精神便是了。”
這時的粱啟超，雖然脫離政治已久，一心從事教育工作，但他對國會過去的失敗與未來的改造，開了一劑藥方：
試問國會為什麼有價值，不是因為他代表國民嗎？現在議員卻代表誰來？但是現在的情形，隻是聚著一群靠吃政治飯的無業遊民，掛上一個頭銜，便靦然以全國主人翁自居，叫人怎麼能對他生出信仰來？即使改選一回，選出來還不是這一班人？換湯不換藥，結果依然一樣。這等說來，民意機關終久不得實現，政治終久不得改良，國家可要斷送了。
要國會恢複價值，根本就要叫國會真正代表國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種職業選舉法，兩院中雖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義，必須有一院采代表職業主義。將國中種種職業團體，由國家賦予法人資格，委任辦理選舉。選舉權被選舉權，都以有職業為限，像我們這種高等遊民，隻好在剝奪公權之列，想要恢複，除非趕緊自己尋著個職業來。
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飯的政客，就使未能遵報肅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替政界求得一張辟疫符。若用此法，那農工商各種有職業人民，為切己利害起見，提出的政治問題，自然絲絲入扣。若用此法，那“國之石民”和國家生出密切關係，民主政治基礎。自然立於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將來生產事業發達，資本階級和勞工階級都有相當的代表在最高機關，隨時交換意見，交讓利益，社會革命的慘劇，其或可免。”
梁啟超言之有理。在議員的背後，應該有無數的社會團體，教師的、學生的、銀行的、律師的、農民的、企業的、報業的公司、公會、協會、聯合會、合作社、俱樂部，等等，議員的名字應該與這些民間社團產生密切的聯係，而不是讓人一提起議員，就聯想起他們與政府官僚、軍閥的關係。國民大會應該是國會的後盾，現在卻成了國會的替代品，什麼時候要打倒國會，什麼時候就把國民大會高唱入雲。國會議員如果與民間社會是完全隔膜的，甚至是對立的，他們如何代議？代誰議？
然而，曆史終於讓梁啟超失望了。那個沒有法治精神就生存不了的世界，他沒有能夠等到。
如火如荼的社會革命，已經在南方爆發了。1926年7月，國民政府高喊著“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在蘇俄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的協助下，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從廣東出師北伐，直如風卷殘雲，一路追奔逐北，拔幟易幟。10月，國民革命軍克複兩湖全境，11月占領江西，12月占領福建，1927年3月占領江浙，跨長江而北指。
1926年4月，馮玉祥的西北軍在北京再次倒戈。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但政變很快失敗，段祺瑞得以短暫複出，但已無所作為。奉係表示對於維持執政府已經“無能為力”，隻能保護段執政安全離開北京。孫文、張作霖、段祺瑞的反直三角同盟，至此留下一地雞毛，無疾而終。段祺瑞通電下野。4月20日，黯然離開北京。
段祺瑞，這位兩次把宣統皇帝趕下台，一句話可令全國風雲變色的北洋之虎，在政海幾度沉浮之後，銳氣已消失殆盡，懷著無限的淒涼與空虛，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過起隱居的生活，持齋把素，打坐念佛，自號“正道居士”，1936年病逝。他留給這個亂世的遺言是：“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