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檔案的交易，是陳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來，為史語所具體承辦的第一件大事和實事。從後世留存的陳傅二人通信看，自1928年至1929年春、夏的一年多時間裏，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是商討內閣檔案的收購事宜。如陳寅恪在1929年3月1日致傅斯年信中雲：“前日送交李木齋一萬，既已收款，即已購定矣。”又說：“已付李公一萬元，乞告杏佛先生，彼已書一收條，俟再付一萬後，將與二次之收條一同寄院存案。李藏檔案，天津有一部分，非特別請鐵路局撥車運不可，此事弟已轉托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即馬叔平，俟付清二萬及房屋定後，才能進行，目前亦空空預備以待而已。”【24】心性孤傲，從不願出麵求人辦事的陳寅恪，此次竟放下國學大師的架子，赤膊上陣，親自與自己向來極端討厭的商人在價格、錢款等事務上斡旋遊說、籌劃操辦。從雙方來往的言行中，充分顯示了陳氏對這批檔案的重視與早日得到而後快的急迫心情。
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李盛鐸轉讓的檔案全部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破爛不堪者約2.5萬公斤——這是史語所自成立以來所獲得的第一筆寶貴史料和學術研究資源。
內閣檔案的易主，被傅斯年有幸言中，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達到了一鳴驚人、為天下學界所重的奇效。而稍後隨著安陽和城子崖遺址考古發掘的持續進展與巨大成功，史語所再度聲威大震，其擔負的曆史研究與中華文明探索的前驅性使命和輝煌成果，令學界同人為之豔羨。再後來，居延烽燧等遺址出土的大批書寫文字的漢簡在胡適從中周旋調和下，最終落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手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於安全考慮，這批漢簡被運往美國保存，史語所曆史組的勞榦等人根據所掌握的照片副本，在四川李莊繼續進行整理研究。當年王國維所稱道的20世紀最偉大的“四大發見”，有三大發現的實物資料或摹本已操控在史語所囊中。由此，原本在中央研究院八個研究所排行第七，倒數第二，“按說它不算是吃香的一個所，可是因為它的所長傅斯年是一個大手大腳的人，於是它在中央研究院中逐漸膨脹（像傅斯年的肚皮一樣)”【25】，一躍成為龍頭老大。其出類拔萃的人才陣容和龐大、珍稀的學術研究資源，不但令北大、清華的文學院相形見絀，即使是排在中央研究院前六名的各研究所也無力與其抗衡，史語所當之無愧地成為光芒四射、傲視群雄的學術重鎮。正如董作賓後來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文中所言：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有13個研究所，史語所排行第九，“該是一位小弟弟，其實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史語所其人員多達84人，比其他的所多1~9倍。而“那些兄弟所們，在敬、畏、妒，複雜情緒之下，不能不共尊他是老大哥，稱之曰‘大所’”【26】。
就在內閣檔案易主之前的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由廣州遷往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漸成“大所”之長的傅斯年自搬來北平，如潛龍出淵，開始興風作浪，除了統率史語所本部人馬外，還躍馬挺槍殺回北大，於霧色蒼茫中爭占地盤，以再展當年學生領袖的風采與輝煌。傅入主北大公開的名號是北大文學院曆史係兼職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課之機，發現讀書種子和有希望的學術研究苗子加以栽培籠絡，以便等其畢業後拉入史語所，繼續擴大“大所”的陣營和聲勢。想不到傅之行動，引起了所內人員的高度關注與羨慕。幾位資深研究員想到走南闖北，奔波努力，到頭來還是窮書生一個，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靠自己的薪水難以維持體麵的生活，倘在高校兼課，自可掙一筆薪金以補貼家用，於是跟風而上，紛紛在北大、清華和其他幾所高校兼起課來。眼見所內主力幹將如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都跑到大學校園設壇授徒，那些副研究員以下的諸位小嘍囉因無資格跑到大學兼課撈外快，便在迷蒙的京華煙雲與外部精彩的物欲誘惑中，開始胡思亂想，漸漸馳心旁騖、渙散放縱起來，整個史語所亂象叢生。傅斯年一看這等情形，深感大事不好，立即召開所務會，鳴鑼收兵，規定凡史語所專職研究員，必須在所裏辦公，不得在外麵兼課，此項規定作為一項製度報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備案，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相違背。這時的陳寅恪仍住在清華園並兼任清華中文、曆史兩係教授，麵對傅斯年弄出的這個“霸王條款”，陳寅恪表示擁護但不服從，搞得傅斯年頗為尷尬與惱火。二組組長趙元任一看陳氏不從，也拿出當年清華“四大”的派頭，尾隨陳寅恪之後對其不予理睬。傅斯年氣急敗壞，心有不甘又無計可施。據史語所研究員李方桂回憶說：當規定施行時，陳寅恪與趙元任都在清華擔任了長期的課程，不便中途辭卻，二人一定要在清華授課。“他（傅斯年）不得已，為了請到這兩位傑出的人才，隻好退讓一步。說，好！隻有你們兩位可以在外兼課，別人都不許！為了顧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況，他也隻好不堅持他的原則了。”【27】
不過傅斯年畢竟不是吃素的，盡管此時已被兩位重量級選手逼到了死角，沒有翻盤的餘地，但他仍保持虎死不落架的高傲態勢，用自己山中霸主的威嚴，要求已在北平郊外清華園定居的陳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數日，以便從事上列（內閣檔案）工作”【28】。
傅斯年於兩難中製訂了陳趙二人在所外兼課的特例，令兩位大師很有些過意不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作為投桃報李，陳趙二人也想方設法為史語所事業盡自己最大努力，以無愧於人，同時也給傅斯年留一點顏麵。趙元任原來家住城內，到史語所辦公還算方便。陳寅恪在清華授課的同時，仍擔任史語所曆史組研究員、主任。按傅斯年讓其“改住北平”的要求和安排，陳氏除保留清華園新西院三十六號的寓所外，另在北平城內西四牌樓姚家胡同三號租賃了一處寬敞舒適的四合院，並把其父陳三立，連同本家大嫂從南京接來居住。有了城裏城外的兩處住房，且兩處住宅房間牆上都安裝了當時極為稀有的電話，陳寅恪開始比較從容地奔波於兩地之間，除在清華授課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城裏北海靜心齋帶領史語所曆史組人員如勞榦、徐中舒、李光濤等人整理內閣檔案。這年9月，傅斯年與陳寅恪籌劃成立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除傅陳二人外，另聘史學大家朱希祖、陳垣以及年輕的學術中堅徐中舒為編刊委員，擬列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曆史組人員一邊進行整理、分類、編目，一邊刊布印行，將珍貴史料公之於世，取名為《明清史料》。這是陳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學術上最有創見的極盛時期。1934年，傅斯年在致胡適的信中特別提到：“若以寅恪事為例，則寅恪之職務，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則我代其辦理。”又說：“且寅恪能在清華閉門，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29】
可惜好景不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占據東三省，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漸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指令，史語所拔寨起程，由北平遷往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辦公，除少部分人員與內閣檔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員全部南遷。陳寅恪不忍舍棄清華園的生活環境與學術氛圍，沒有隨所遷移，仍留校任教，同時改任史語所“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南按：意為史語所隻給一點薪金補貼，全部薪水由清華支付）。這是陳寅恪與他所統領的史語所曆史組共同相處了四年之後首次分別，此時陳氏與曆史組同人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有了特殊的曆史況味，當雙方再次相聚的時候，已經不是在繁華的北平或上海，而是五年之後在硝煙彌漫、彈片橫飛的西南邊陲昆明城了。
注釋：
【1】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載台北《清華大學校友通訊》，新三十二期，1970年4月29日。
【2】《傅斯年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轉引自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載《新學術之路》，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3】李濟《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五、六期，1962年10、11月。
【4】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1911年5月離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返國，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1916年與章鴻釗、翁文灝一起組建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並擔任所長。1917年，丁文江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並列席巴黎和會，其間曾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建議聘請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及當時在英留學的李四光到該校任教。1921年，丁文江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兼任名譽所長，擔任北票煤礦總經理。其間參與發起中國地質學會，任副會長，主編《中國古生物誌》。1923年發表《玄學與科學》論文，與張君勱展開了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否定“科學對人生哲學無所作為”的論點。1925年，丁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經過談判，於1926年8月1日代表江蘇省政府與外國駐上海領團簽訂《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1931年出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1933年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編《中華民國新地圖》以及《中國分省新圖》並出版，此舉對中國近代邊疆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34年6月，丁文江受蔡元培舉薦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主持院內日常事務。1936年，在湖南勘探煤礦時煤氣中毒，1月5日在長沙湘雅醫院逝世，年四十九歲。消息傳來，知識界為之震動。隨著抗戰爆發，丁氏身後無論事功還是名聲，皆一片冷寂。除胡適在20世紀50年代匆匆寫就《丁文江的傳記》以慰追思之情，以及傅斯年等幾人偶有幾篇零星文章外，丁文江的名字幾乎被世人徹底遺忘。
按照亡者生前的遺願，丁文江被葬在長沙嶽麓山西麓半山腰，墓呈一圓形饅頭狀，隆起的部位很小，墓之四周爬滿了野草與青苔，與嶽麓前山的黃興、蔡鍔等當年造反起事的將軍墓相比，更襯托出這位科學巨人身後的落寞與悲涼。據李濟回憶說，他與丁文江交往的淵源，可追溯到在美國留學時期。一次，李翻閱一本由紐約自然曆史博物館主辦的館刊，扉頁竟是一位中國地質學家的半身照片。那“銳利的目光與側出的兩鉤胡尖”，給李留下了“鮮明的印象”，這位地質學家就是丁文江。“我在美國當留學生的時候，就對丁先生非常崇拜；不但我崇拜他，美國學術界許多人士，對丁文江先生也非常景仰。”（見《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從李濟的這段話可知，丁文江至少在李濟求學時代已經聞名於西方學術界了。
在地質學家翁文灝的穿針引線下，李濟懷著景仰崇拜之情與丁文江相會於天津。頗為年輕又具有遠大抱負的李濟，自從和這位“風采翩翩，而且學問淵博，見解超人”，“性格爽朗，直率，做事很有決斷”的“丁大哥”做了一番交談後，從“非常投機”很快轉化為“更加佩服。同時還發現，丁文江先生有許多意見，實在與我自己的意見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他的恢宏的見解，更提高了我對於中國學術的希望”，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正是這種誌同道合的血性與因緣，使兩人結成終生摯友。後來，李濟再度受“丁大哥”的鼓勵和支持，回到清華母校國學研究院以講師的身份擔任導師，加入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大師的行列。
【5】參見戴家祥《致李光謨》，載《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戴是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的第二屆研究生，據戴氏雲：當時的清華研究院有王、梁、陳、趙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間、助教一名。李濟同樣得到了一間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屆畢業生王庸（字以中）。根據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導師談話。
【6】《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7】《寄傅斯年》，載《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8】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載《新學術之路》，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9】《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11】《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份，1928年10月印製。另，傅文中提到的“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句，其典為孔子西狩獲麟事，大意是：魯哀公十四年（前481），魯人在大野（今山東菏澤巨野縣北，當時屬魯，在曲阜城西）獵獲一麒麟，孔子感念於此，遂停止了《春秋》寫作。《孔叢子》說：季孫氏獵獲麒麟，因不認識扔在五父之衢。冉有告訴了孔子，孔子前去觀看，哭泣著說：“這是麒麟啊，麒麟是仁義之獸，一出現就死了，我就像那麒麟，我的大道是行不通了。”從此絕筆。這年孔子七十一歲，兩年後與世長辭。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春秋》乃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訖魯哀公十四年（後人續至十六年），載12代君王、242年之周王朝、魯國及其他諸侯國史事。《史記》曰：“《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12】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專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1年出版。
【13】《茶餘客話》，卷一，〔清〕阮葵生著，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
【14】【18】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載《清華周刊》，第三五○期，1925年9月11日。轉引自《學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另，當羅振玉購得大檔後，此一消息被北大教授朱希祖得知，朱立即與馬衡、陳垣、沈兼士等教授聯合向教育部力爭，將曆史博物館籌備處殘存的一千餘麻袋檔案，始撥歸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後北大設立“明清史料整理會”，擬定詳細科學的整理辦法，朱希祖帶領史學係學生整理研究。整理就緒者，即置諸陳列室中展覽，並於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
【15】《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16】F總長指傅增湘，字叔和，號沅叔，四川江安人，光緒二十四（1898）年進士，曆任貴州學政、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傅氏工書，善文，精鑒賞，富收藏。以藏書為大宗，世所聞名，與江陰繆荃孫並稱海內。其藏書有宋刊本一百八十多部，元刊本《資治通鑒音注》等，明刊及抄校本三萬餘卷，以及舊藏共約十萬卷。著述有《藏園群書題記》《雙鑒樓善本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錄》等。
【17】這個旗人主任，即彥德，字明允，滿洲正黃旗人，曾任清學部總務司郎中、京師學務局長等職。
【19】【23】【24】《致傅斯年》，載《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20】1920年8月11日至翌年5月14日，馬鄰翼曾代理教育總長。
【21】實為一萬六千元，傅斯年情報有誤。
【22】轉引自王戎笙《傅斯年與明清檔案》，載《台大曆史學報》，第二十期，1996年11月。馬叔平，即馬衡；季、騮兩公，指中山大學負責人戴季陶、朱家驊。
【25】李敖《一個學閥的悲劇》，載《一個學閥的悲劇》，李敖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26】董作賓《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載台北《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1月15日。董所說的13個研究所，分別是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質、動物、植物、氣象、曆史語言、社會科學、醫學、工學、心理研究所。
【27】李方桂《讓你做你想要做的事》，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1月。
【28】《致陳寅恪》，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9】《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