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史語所三組考古學家、梁啟超之子梁思永主持的第10、11、12次殷墟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舍。此時，參加發掘的專業人員達到了鼎盛之勢，除總指揮梁思永外，另有董作賓、石璋如、劉燿（尹達）、祁延霈、李光宇、王湘、胡福林、尹煥章、馬元材、徐中舒、滕固、黃文弼、李景聃、高去尋、潘愨、王建勳、李春岩、丁維汾、劉守忠、王獻唐、富占魁、夏鼐（實習）、吳金鼎（訪問）、傅斯年、李濟（視察），以及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訪問），河南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師生。一時間，在幾十平方公裏的殷墟發掘工地上，大師雲集，將星閃耀，氣勢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現出一個戰略家的宏大氣魄，規劃周密，指揮若定，每天用工達到500人以上，遺址得以大麵積發現，連續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所發現的商代墓葬規模巨大，雄偉壯觀，雖經盜掘，成千上萬件的精美銅器、玉器、骨器等出土文物仍令舉世震驚。
1936年春、夏，繼郭寶鈞主持的第13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麵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第13次發掘中，在著名的編號為YH127號商代灰坑，一次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辭。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的聯係，比之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其學術價值更高一籌。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同年秋冬，由梁思永主持的第14次發掘，於小屯村北部兩區開掘探方60個，麵積3950平方米，發現版築基址26處，灰坑122個，墓葬132座以及多條水溝等，一批精致的青銅禮器、玉石器及大量陶器、青銅武器隨之出土。而其間由高去尋主持發掘的大司空村，開挖探坑63個，麵積達1100平方米，發現殷代窖穴29個，殷代與戰國墓葬91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15次更大規模的殷墟發掘再度展開。此次發掘從3月16日開始，一直延續至6月。此時，華北已是戰雲密布，局勢一日緊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將血濺中原。麵對一觸即發的中日大戰，為防不測，殷墟發掘不得不於6月19日匆匆結束——這是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最後一次發掘。
至此，從1928年開始的殷墟發掘共進行了九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頭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器物出土。其發掘規模之大，牽涉人員之多，收獲之豐，前所未有，世所罕見。這一創世紀的偉大成就，正如後來著名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張光直所言：“在規模上與重要性上隻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國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無匹的。”【26】
發掘人員於匆忙中將出土器物整理裝箱，風塵仆仆押運到南京欽天山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廈，喘息未定，額頭的汗水尚未抹去，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與淞滬會戰相繼爆發，史語所人員被迫對這些發掘物進行處理和轉運。
此次行動，按照史語所研究人員石璋如的說法，首先選擇重要的文物裝箱，“像骨頭就選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這也是一種決定”。【27】根據不同的情況，傅斯年與李濟、梁思永商定，已捆裝完畢的60箱最珍貴中西文圖書及善本書等，由李濟親自負責押運到南昌農學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陸續運到南京下關碼頭裝船，分批運往長沙，由梁思永總負其責，組織雇用船隻、運輸和安置。經過一個多月的忙碌，史語所物資、人員陸續抵達長沙聖經學院。
就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和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幾個研究所，在長沙聖經學院空曠的校區安頓下來之時，從後方退出的大批機關單位、知識分子、工人、商人、難民、乞丐、流氓無產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樣紛紛向長沙湧來，整座城市已呈人滿為患、混亂不堪之勢。而每一股難民潮的湧入，都標誌著前線戰場國軍潰退以及大片國土的喪失。
11月12日，遠東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軍轉而圍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緊要關口。
12月5日，日軍開始圍攻南京，中國10萬守軍在司令官唐生智的總指揮下拚死抵抗，傷亡慘重但未能阻止日軍的淩厲攻勢。
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南京，這座散發著濃重的脂粉與墨香氣味的六朝古都，頓時淹沒在鮮血、呻吟與絕望的哀號之中。放下武器的中國官兵被集體屠殺，30餘萬手無寸鐵的無辜市民遭到殺戮，日本天皇的軍隊像出籠的野獸一樣在大街小巷瘋狂強暴淚盡滴血的中國婦女。連續40餘日的屠城，橫七豎八的屍骨滿目皆是，揚子江成為一條流動的血河，整個南京籠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陰霾恐怖之中。消息傳出，舉世震動。大海那邊的日本國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紛紛叫喊著擁上東京街頭，燃放焰火，提燈遊行，歡呼著“戰爭就要結束，中國已被無往不勝的大日本皇軍全麵征服”等口號。整個日本四島大街小巷燈火閃耀，人潮湧動，許多人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此時，全世界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來自遠東地區強烈的震撼與滴血的呼喊。
緊接著，杭州、濟南等重量級省會城市於12月下旬陷落。
由於平漢鐵路沿線的保定、石家莊、新鄉等軍事重鎮相繼失守，長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蕪湖等地區陷落，驕狂的日軍開始集結精銳部隊，沿長江一線大規模向西南方向推進，地處兩條幹線交會處的軍事要道武漢三鎮，立即成為中日雙方注目的焦點和即將進行生死一搏的主戰場。
12月14日，蔣介石由江西抵達武昌，緊急布置軍事防務。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加緊了武漢大會戰的策劃和兵力集結。
大戰在即，而長沙與武漢隻有300公裏之距，一旦武漢失守，長沙勢難獨撐。麵對危局，無論是剛組建不久的臨時大學，還是中央研究院在長沙的幾個研究所，又一次麵臨遷徙流亡的曆史抉擇。
注釋：
【1】《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梅貽琦日記（1941—1946）》，黃延複、王小寧整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3】《張伯苓談絕不氣餒》，載南京《中央日報》，1937年7月31日。
【4】《南開大學大事記》，載《南開大學校史·大事年表（1919—1949)》，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轉引自《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6】羅常培《七七事變後北大的殘局》，載《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7】季羨林在《病榻雜記》（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以《辭“國學大師”》《辭“學界泰鬥”》《辭“國寶”》三節的內容，昭告天下，表示要把這三頂別人加在自己腦袋上的桂冠通通摘下來。並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麵目，皆大歡喜。”對季氏的說法，有媒體稱“三頂桂冠”皆是民間給加封的，季氏如此不識抬舉，豈不是要違背“民意”，淩駕於普天之下百姓之上，置自己於不仁不義之境地雲雲。但季氏堅持不論是民意還是官意，通通辭掉，一個不留。此言一出，學界呼應叫好者眾，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世民等學者認為，季羨林弄的那一套學問，主要是中亞文字與印度佛教，這些東西確實不是國學，因而季氏自然不是所謂的“國學大師”。至於其他幾頂帽子也頗為荒唐。
【8】《回憶陳寅恪先生》，載《懷舊集》，季羨林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9】自1931年梅貽琦出任校長後，為招聘賢能，清華大學頒布規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擁有一棟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華西院住有陳寅恪、吳宓、聞一多、顧毓琇、周培源、雷海宗、吳有訓、楊武之（楊振寧之父）等近50家。1935年初，聞一多、俞平伯、吳有訓、周培源、陳岱孫等教授又遷入清華新南院，這是30棟新建的西式磚房，每位教授一棟，其條件比西院更好，除有一個花木蔥蘢的小院子外，內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大小14間，附設的電話、熱水等生活用具一應俱全。時清華學生的學費每學期10元，不收寄宿費，共有學生1200餘人。
【10】【12】《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11】吳宗慈《陳三立傳》，載《民國人物碑傳集》，卞孝萱、唐文權編，團結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陳流求《回憶我家逃難前後》，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永興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陳流求、陳美延《先父陳寅恪失明的過程》，載《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宗璞、熊秉明主編，楊振寧等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15】《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林呈蓉主編，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編譯出版中心2001年出版。
【16】 關於唐景崧守台與逃走之事，因資料缺乏，仍有許多細節處在撲朔迷離之中，現引《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所輯幾條史料，管窺當年情形。
“唐景崧、劉永福列傳”條下載：
清光緒二十一年
初六日，日軍登鼎底澳，越三貂嶺。景崧檄諸軍援戰不利，基隆遂失，迫獅球嶺。台人請駐八堵，為死守計，不從。李文魁馳入撫署請見……（南按：本段與正文記載同，略）。炮台擊之，不中。文魁亦躡景崧後至廈門，謀刺之。事洩，為清吏所捕，戮於市。
又，據“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條載：
大學士李鴻章來電（五月十三日到）
滬局電：“洋報傳單，今晨接台北電：此處大為震動，撫台已逃走。衙門並鄰近之房屋均被毀，兵與民四處劫掠；西人幸尚無恙。滬尾亦亂雲。”鴻。元戌。
“張文襄公選集”條載：
邊製台來電(五月十五日戌刻到)
唐招勇數萬，一旦不支，隻身脫去；疊據滬尾各將領電稟，兵士環泣，慘不忍睹。閩省無船、無餉，從何收拾！
大學士李鴻章來電（五月二十一日到）
滬局電：“洋報接香港午後來電：‘駕時’已到廈門，該船身有彈子所穿之洞。當台撫乘該船離淡水時，有兵十名被炮台擊死，其屍俱載至廈。該船在淡水，係德兵船‘伊爾地士’送出海。該船上有亂兵一千五百名要去廣州，不肯回廈上岸。台北基隆、滬尾營兵隻五百人踞守；台北災害甚大，日人施救甚勇雲。”頃楊提督岐珍來電：“潰勇來廈六、七千，一無所有；閩給遺貲一元，鳩形鵠麵，悽慘已極！”核與洋報大略相同雲。鴻。馬。
（以上史料均轉引自《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林呈蓉主編，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編譯出版中心2001年出版）
【17】江澤涵對張德旺談到胡適的父親時說：胡適父親胡鐵花怎麼死的？原來說法是從台灣回大陸病死的，最近有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把胡父的墓掘開，發現屍體沒有頭。有人說胡父是跟劉永福在台灣參加抗日，違背了朝廷旨意，被處斬了，沒頭。當時認為是家族的恥辱，所以瞞了下來。如果真是這樣，胡適的父親就是烈士。
【18】【20】《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石泉整理，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吳宓日記》，第四冊，第89頁，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1】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994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出版。
【22】《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永興編，前附手書信劄影印圖片。
【23】據馮友蘭回憶，自北平淪陷之後，一直到清華師生南遷，這段時間清華園完全成了一片真空。馮說：“我們參加校務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校。我在圖書館內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那就不好，隻要我人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有一次，夜裏我和吳有訓在學校裏走，一輪皓月當空，四周一點聲音都沒有，吳有訓說：‘可怕，可怕，靜得怕人！’”馮友蘭猛地想起了黃仲則的兩句詩：“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幾近潸然淚下。
馮又說：“後來日本軍隊正式進入北京，日本人到處接管，我們就覺得，在政權已經失了以後，保管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來接收。這就決定南遷。”“決定以後，南遷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別。”
當時馮友蘭與吳有訓二人一起離平南下，到達鄭州時，馮建議上館子吃一頓黃河鯉魚。馮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有機會先吃一頓。”正在這時，意外碰到了清華的同事熊佛西，於是三人一同去館子吃了一頓黃河鯉魚，算是了了一樁心願。當時熊佛西喜歡養狗，他對馮吳二人說：“北平有許多人都離開了，狗沒法帶，隻好拋棄了。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聽罷，滿目淒然道：“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嗬！”（見《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4】《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1928—1998)》，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大事記編輯小組編，1998年出版。
【25】《洛都石經殷墟甲骨調查報告暨發掘計劃書》（未刊稿本），董作賓撰，1928年8月，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
【26】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後記》，載《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張光直、李光謨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27】《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