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劉文典對新文學與現代作家的蔑視，當他後來得知學校當局要提拔沈從文由副教授晉升為教授時，勃然大怒，對眾人大叫道：“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沈從文該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他4毛錢！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麼？我不成了太上教授？”【15】
劉文典對沈從文的輕視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他對陳寅恪的評價大致是不差的。吳宓自在哈佛大學時起，對陳寅恪的中西政治、社會之學的獨到眼光與精辟論述就深為折服。透過吳宓當初的日記，可以看到他對陳寅恪的崇拜程度絕不亞於劉文典那“十二萬分”的佩服境界。在離開哈佛15年之後的1934年夏季，吳宓在一篇關於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詩話”中，再次以真摯的情感抒發了對陳氏學問的敬仰，以及自己受益良多的感念之情。吳曰：
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即於詩一道，曆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其《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及近作《四聲三問》一文，似為治中國文學者所不可不讀者也。【16】
據吳宓的女兒吳學昭說，上述這段話，吳曾向她重複過多次，因而在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8年吳學昭在武漢大學就讀，暑假時，“他（吳宓)同學文姐和我談做學問，又以寅恪伯父為範例講到這段話的意思”。【17】由此可見吳氏所言“馳書國內諸友”“且喜眾之同於吾言”等，的確是掏心窩子的話，並非一時興起的妄語或胡吹海捧的醉話。為此，大名鼎鼎的金嶽霖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寅恪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18】
正是陳寅恪的博學與卓識，加上傅斯年超凡的霸氣與管理才能，當然還有其他同事、學生的密切合作與共同努力，才使一個並不為時人所重的曆史語言研究所，一躍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重鎮，開一代史學研究之風氣。曾一直追隨陳寅恪治學的史語所曆史組研究員、著名漢簡研究專家勞榦在多少年後，在台灣孤島上回憶往事的時候曾這樣說道：“二十年來的曆史研究，國內幾個好的大學及研究機關，雖然都有他們的貢獻，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確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有關曆史部分在陳寅恪先生以曆史學先進、謹嚴而淵博的方法領導之下，影響尤深。”【19】
戰事連綿、人心惶惶、世事紛亂的艱難環境中，在昆明的陳寅恪除了應付史語所曆史組、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職責內的各項事務，還強拖病體，靠一隻即將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級學術大師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的著述。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對方已安排該校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麵對如此極具榮譽的禮聘，陳寅恪曾兩度辭謝，後考慮一直住在港島的夫人唐筼患嚴重心髒病，不能攜家抵昆團聚，同時借赴英機會可治療眼疾，遂答應就聘。在得到西南聯大主持校務的梅貽琦同意後，陳寅恪乘車由安南轉往香港做赴英的準備。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陳寅恪即將赴英，皆雲集於奧格司佛城，靜坐以待。時在重慶的史家、文學家陳衡哲得此消息後說道：“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地理考古）、沙畹（Edouard Chavannes）等極少數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界也。”【20】
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抵港未久，歐洲戰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時能夠起程，杳無可知。陳氏茫然四顧，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寫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21】
此時的傅斯年亦無法可想，無奈中的陳寅恪隻好由香港重返昆明西南聯大，等待可行的機會。就在這時，噩耗傳來，蔡元培於香港撒手歸天。
注釋：
【1】陳流求《回憶我家逃難前後》，載《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永興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2】【3】羅爾綱《深宵感懷錄》，載《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2期。
【4】《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見1938年5月條。時吳宓、馮友蘭、朱自清等均已抵達蒙自並開課。
【5】《陳寅恪集·詩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據吳宓雲：“因憂共產黨與國民政府不能圓滿合作，故宓詩中有‘異誌同仇’之語。而寅恪又有《藍霞》一詩。‘藍霞’二字出吳文英《鶯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則指藍衫社黨（通稱藍衣社）及紅軍。寅恪之意，吾能識之。吾愛國並不後人，而極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觀念，而忽略中國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虜亦有能言此者，見報），此則二十餘年來學術思想界所謂‘領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見《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6】《致勞榦、陳述》，載《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7】蔣天樞《師門往事雜錄》，載《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8】宗良圯《記陳寅恪先生》，載台北《清華校友通訊》，新三十二期，1970年4月。
【9】周法高《記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載《我與北大》，王世儒、聞笛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關於陳寅恪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陳氏於1942年8月30日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有所披露和詮釋，信曰：“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雲詩窮而後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誌而未逮者也。”（見《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此信是陳寅恪在桂林時，出於家累與身體原因不能速返蜀地李莊史語所，而專門向傅斯年做出的解釋，後文詳述其情。但從這幾句解釋中可知陳氏之睡早覺、午覺甚或感情衝動、愛發火等是確有緣由的。
另據傅斯年1942年8月31日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信中言：“其實彼（指陳寅恪）在任何一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又，傅斯年以開玩笑的口氣說：“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因此輩常受他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見《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從傅斯年這幾句推斷，此時的陳氏不理睬周法高輩，是合乎其性格和處事方式的。
【10】《跑警報》，載《人間草木》，汪曾祺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
【11】那廉君《傅孟真先生軼事》，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1969年12月。
【12】【14】【15】《劉文典傳聞軼事》，劉平章主編，雲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13】1922年5月，前清遜帝溥儀召見胡適。胡氏在不久所作《宣統與胡適》一文中，記載了這次被召見的經過，其中有“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進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之語。
1929年6月，胡適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對孫中山提倡的“知難行易”學說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專家政治”的主張，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明確指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雲雲。1931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丁文江與胡適，“對大局有所垂詢”，各報轉載了消息。同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刊發了魯迅（署名佩韋）的《知難行難》一文，後編入作者的《二心集》。
魯迅在文中對胡適等人進行了嘲諷：“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稱呼。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16】《空軒詩話（十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載《吳宓詩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商務印書館2005年出版。
【17】《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18】《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勞榦《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來中國曆史學的發展》，載台北《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1951年1月15日。
【20】今聖歎《國寶雲亡──敬悼陳公寅恪先生》，載《談陳寅恪》，俞大維等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出版。今聖歎，為台灣作家程靖宇的筆名。該文又雲：“此評不為時人知，餘戰後在上海中研院辦事處後住宅中，親聞於衡哲女士者。”
【21】《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